徐周鵬：生前預囑納入《民法典》的理論基礎、體系歸屬與規則展開 | 當代法學202602

【作者】徐周鵬（華東政法大學中國法治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法學博士）

【來源】北大法寶法學期刊庫《當代法學》2026年第2期（文末附本期期刊目錄）。因篇幅較長，已略去原文注釋。

內容提要：生前預囑在臨終醫療決策中的制度功能，長期被置于倫理或政策討論框架之下，其作為私法調整對象的一面未被充分揭示。生前預囑所要回應的核心問題是，自然人在具備相應醫療決策能力時形成的既往醫療意思，如何在其后能力發生斷裂的情形中，仍能被法規范認可并據以作為醫療決策的優先依據。由此，生前預囑可被理解為意思自治在時間維度上的延伸機制，并據此檢視其納入《民法典》的正當性基礎。通過對相關概念的區分與限定，生前預囑得以被明確為經法規范認可的事前醫療決定，從而具備由《民法典》加以承載的制度條件。在體系層面，將生前預囑置于能力保護與監護規則框架之內，有助于在替代決策結構中確立既往意思的優先地位。在規則層面，通過對主體資格、意思表示真實性保障以及撤回與變更機制的設計，生前預囑得以在制度運行中對替代決策權力形成可操作的約束，并保障意思自治在能力斷裂情形下的持續實現。

關鍵詞：生前預囑；意思自治；生命尊嚴；尊嚴死；人格尊嚴

目次 引言 一、生前預囑納入《民法典》的理論基礎 二、生前預囑納入《民法典》的體系歸屬 三、生前預囑的規則展開 結論

引言

隨著醫療技術的持續發展以及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臨終醫療決策問題在實踐中愈發頻繁地出現。對于陷入重度疾病或不可逆轉醫療狀態的患者而言，是否繼續接受侵入性治療、如何處理維持生命措施，往往使醫療機構與家屬陷入現實的決策困境。在此過程中，患者因病情發展逐漸難以表達甚至喪失意思表達能力，臨終醫療決策往往轉由他人代為作出。

圍繞這一情形，近年來國內逐步出現了以“生前預囑”“預立醫療指示”等為名的實踐嘗試，部分地方性規范亦開始對生前預囑作出立法探索。然而，從整體上看，我國現行法律體系尚未就生前預囑作出系統規定，學界對其法律性質、權利基礎以及制度定位亦存在明顯分歧。一種觀點傾向于以生命權或人格尊嚴為論證基礎，主張肯認生前預囑的法律地位；另一種觀點則擔憂相關制度可能被引向“尊嚴死”或“變相加速死亡”的方向，從而對其入法持謹慎甚至否定態度。

上述爭議在相當程度上源于對生前預囑問題性質的不同理解。若僅從生命價值評價或倫理選擇的角度切入，相關討論容易陷入價值沖突的僵局，難以形成穩定的制度結論。相比之下，從民法角度重新審視生前預囑問題，將其置于意思表示與能力制度的整體框架之中，或許更有助于厘清其制度結構及意思自治邊界。基于此，有必要對生前預囑納入《民法典》的理論基礎。體系歸屬與規則展開進行系統檢視。

一

生前預囑納入《民法典》的理論基礎

臨終醫療決策中真正需要民法回應的，并非生命價值的評價或政策取向的選擇，而是自然人在具備相應能力時形成的既往醫療意思，如何在其后能力可能斷裂的情形中，仍能被法規范認可并據以作為醫療決策的優先依據。若未從民法角度澄清既往意思在能力斷裂情形中的法律處理方式，生前預囑容易被誤讀為關于死亡方式的價值主張，進而將討論推入死亡權或“加速死亡”的爭議場域，使制度構造難以在民事法律秩序中獲得穩定定位。將討論焦點轉向意思表示在時間維度上的延續，有助于把問題界定為既往意思的識別、驗證與貫徹，以及替代決策權力的法律約束。由此，民法得以在能力斷裂情形中，通過承認并承接既往意思，展開對人格利益與意思自治的制度性保護。

（一）臨終醫療決策中的能力斷裂與意思自治困境

在臨終醫療情境中，患者的身體狀況與精神狀態往往呈現持續惡化趨勢。隨著疾病進程發展，患者可能逐步喪失理解醫療信息、權衡風險后果、形成穩定決定以及表達真實意愿的能力。在此過程中，原本應由患者自主作出的醫療決定不得不轉由家屬、醫療機構或其他主體代為完成。能力斷裂不僅是事實狀態的變化，更直接影響意思自治在醫療決策中的實現條件。一旦判斷與表達能力減損，原本以“本人同意”為核心的醫療干預合法性基礎，容易被替代性判斷所接管。

這種能力斷裂所帶來的直接后果，是當事人意思自治在時間維度上的中斷。即便患者在具備相應能力時曾對自身醫療安排形成明確態度，但在缺乏制度承載與程序化驗證的情況下，既往意思在其后往往難以得到確認與貫徹。實踐中，替代決策主體在作出判斷時不可避免地引入自身價值取向與風險考量，并在制度不明確時形成多中心替代決策結構。其中，醫療機構出于專業判斷與風險控制傾向于采取維持生命的保守方案；近親屬在情感責任、社會倫理壓力與潛在責任追究擔憂之下難以作出拒絕治療的決定；監護人雖負有保護職責，但缺乏明確的“意思優先”規則與可操作的判斷框架，容易在“最佳利益”與“推定意思”之間搖擺。多主體共同參與決策并不會自動提升正當性，反而可能因權責不明而形成對最小風險選擇的路徑依賴，即一切以維持生命為默認選項，將拒絕治療視為高風險決定，從而在客觀上弱化甚至消解患者既往意思作為醫療決策優先依據的地位。

由此產生的沖突，關鍵并不在于是否應當維持生命或如何評價生命價值，而在于當事人在具備相應能力時形成的意思，能否在其后能力受限甚至喪失的情形中持續獲得尊重與貫徹。若無法從民事法律層面對這一問題作出回應，臨終醫療決策將不可避免地落入由他人替代判斷的軌道，進而削弱意思自治在民事法律秩序中的穩定性。其一，意思自治從規范理由退化為參考因素，既往意思只能作為道德勸說或情感依據，而難以被法規范承認為醫療決策的優先依據；其二，醫療干預的正當性基礎發生偏移，從“本人同意”轉向“他人同意”和“機構判斷”，導致患者人格利益保護的中心位置被動移位；其三，責任結構趨于保守化，醫療機構與家屬為了規避風險，傾向于做出爭議更小的決定，而不愿承擔貫徹患者拒絕治療意愿的責任后果。這些結構性因素疊加，使當事人一旦喪失意思表達能力，其醫療決策往往被替代決策結構主導，從而使真實意愿被邊緣化。

因此，有必要將相關討論從倫理評價或政策選擇中抽離出來，將其作為一項關于既往意思如何被民法承認與承接的問題加以分析，其核心任務在于確保醫療決策的決定權仍歸屬于患者本人。在臨終醫療決策中，真正需要制度化解決的，是能力斷裂與意思連續之間的張力，即如何讓當事人在能力尚存時形成的意思，能夠在能力喪失之后仍作為判斷與行動的首要依據。

（二）生前預囑作為當事人事前醫療安排的法律性質

圍繞能力斷裂后的醫療決策，最常見的誤入路徑即是將問題直接價值化、權利化。生前預囑在討論中常被與“尊嚴死”“死亡權”等概念相聯系，但這種理解并不足以準確揭示其法律性質。生前預囑圍繞特定醫療措施的接受或拒絕作出的事前安排，并不以確認自然人對死亡方式或死亡時點的處分權為制度目的。其討論重心指向意思表示在時間維度上的延續，即既往意思如何在能力斷裂后被識別、驗證并貫徹。將生前預囑直接等同于死亡權，容易將制度討論推向是否承認自我處置生命的價值爭辯，遮蔽了民法處理該類意思表示時所關注的關鍵要素，即意思表示的成立、解釋、證明與執行。

生前預囑所調整的是自然人在具備相應判斷能力時，對未來可能發生的醫療行為所作出的意思表示。該意思表示本身并不以結束生命為目的，而是針對醫療行為的介入方式及其限度作出選擇。正因如此，生前預囑與“加速死亡”的制度議題存在明確區分。前者以醫療干預的同意與拒絕為內容，核心在于是否接受特定治療；后者則以死亡結果或死亡時點為目的或效果，涉及對生命終結方式的直接安排。將兩者混同，不僅會擴大生前預囑的制度射程，也會引發不必要的倫理爭議與刑法風險。

將生前預囑還原為意思表示問題，有助于澄清其規范邊界。生前預囑的制度對象是既往意思如何在能力斷裂后繼續約束醫療干預措施，而非另行創設新的實體性權利。在這一框架下，生前預囑作為當事人基于意思自治作出的事前醫療安排，在法律上呈現出典型的私法調整特征，一方面，以當事人意思自治為基礎，通過意思表示實現對重大人格利益的自我安排；另一方面，借助形式、程序與證明規則，將高度個人化、情境化的意愿轉化為可被第三人識別并可執行的規范指令。生前預囑應被理解為對醫療行為合法性基礎的前置安排，即在能力喪失之后，醫療干預仍以可驗證的本人意愿為首要依據。

進一步看，生前預囑作為意思表示制度的特殊性，在于其效力發生的遲延性與適用的不確定性。與一般合同或單方法律行為不同，生前預囑往往在訂立時并不立即發生效力，而是等待未來特定醫療情境出現；同時，未來情境具有高度不確定性，既往意思與現實情況之間是否適配，需要通過解釋與適用規則加以判斷。因此，圍繞生前預囑的法律構造，應當突破原則宣示的抽象性，進而從制度化層面具體落實意思自治在臨終醫療決策情境中的可驗證與可適用。意思自治在臨終醫療決策場景中出現的諸多問題恰恰證明了生前預囑為民法制度問題，其要求在意思表示規則、能力規則與人格利益保護之間形成穩定的制度連接，并將討論控制在可操作的規范結構之內。

基于此，生前預囑討論的方向也應相應收束，其評價標準應當明確為是否保障本人意思優先，而非是否鼓勵拒絕治療；其制度目標應當是在能力斷裂情形中維持醫療決策合法性基礎的一致性，而非提供善終方案。這一定位為后續制度構造提供了清晰起點，只有先將生前預囑確立為意思表示的時間延續機制，后續關于主體資格、形式要件、撤回機制的規則設計才能獲得統一的法理支撐，而不會在不同價值敘事之間搖擺。

（三）民法承認既往醫療意思的法理根據

在私法體系中，意思自治原則通常被理解為自然人基于自身意志形成法律關系、處分權利并承擔義務的基本自由。無論是合同訂立、單方法律行為，還是人格利益的自我安排，其規范正當性均以當事人意思的自主形成為基礎。然而，這一原則在具體制度運行中往往隱含一個前提假設，即意思表示與其法律后果在時間上具有相對緊密的對應關系。當事人在作出意思表示時，能夠預期該意思將在可識別的時間內發生效力，并在其意思能力尚存的狀態下得到實現。

臨終醫療決策顯然突破了這一隱含前提。生前預囑所呈現的是一種高度時間化的意思自治結構，即自然人在具備充分判斷能力與表達能力時，就未來尚未發生且情境高度不確定的醫療行為作出意思表示，而該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往往需要在其后能力受限甚至完全喪失的狀態下才能實際展開。這種意思形成在前而效力實現滯后的結構，使傳統以即時性為特征的意思自治模型面臨張力，一旦將能力喪失作為否定既往意思效力的理由，意思自治在時間維度上即發生斷裂，既往形成的真實意愿無法對后續行為產生約束。

由此，生前預囑體現為意思自治適用邊界在時間維度上的拓展。其核心任務是如何在能力斷裂的情形中維持選擇自由的連續性，確保既往意思在能力喪失后繼續具有約束力。將生前預囑理解為意思自治的時間延伸，意味著承認這樣一種規范判斷，即自然人在具備相應能力時形成的意思，不應僅因其后能力狀態的變化而當然失效；只要該意思形成過程真實、內容明確且與現實醫療情境具有合理對應關系，其法律上的拘束力應當優先于他人基于價值判斷或風險評估所作出的替代決定。

這一判斷意在通過生前預囑將能力喪失前后的意思自治加以制度化承接，由此同時確立替代決策權力的正當邊界，并維系醫療干預合法性基礎的規范連續性。其一，為限制替代決策權力提供正當性基礎。在能力喪失情形中，替代決策不可避免，但其正當性并非來源于替代者更理性或更有利于患者利益，而在于其是否忠實貫徹當事人既往意思。生前預囑的制度功能，正在于將替代決策從價值裁量轉化為意思執行，使替代者的角色由判斷主體轉變為執行主體，從而防止替代決策權力的實質性擴張。其二，為醫療干預的合法性基礎提供連續性解釋。在能力斷裂前后，醫療行為的合法性依據不應發生根本性轉移。若在能力尚存時，醫療干預以患者本人同意為基礎，則在能力喪失后，該基礎應盡可能由患者既往形成且可驗證的意思所承接，而非完全轉向他人同意或機構判斷。

將生前預囑置于意思自治的時間延伸的法理框架之下，還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其使得生前預囑的各項規則設計獲得統一評價標準。其中，主體資格規則在于確保意思形成階段的真實性與理性基礎；形式要件與見證機制在于提高既往意思在未來情境中的可識別性與可證明性；撤回與變更機制則在于承認意思自治的動態性，防止將生前預囑固化為僵化的一次性決定。上述規則均圍繞同一法理目標展開，即在能力斷裂情形中確保既往意思能夠被持續承接并發揮作用。

需要強調的是，將生前預囑理解為意思自治的時間延伸，并非意味著無條件地絕對化既往意思。相反，這一理解為合理限縮生前預囑的效力范圍提供了清晰依據。既往意思之所以獲得優先地位，是因為其形成于能力健全狀態，并以真實意思為基礎。一旦現實醫療情境與預囑內容之間發生顯著偏離，或預囑形成過程存在嚴重瑕疵，其拘束力即有理由受到調整。因此，意思自治的時間延伸并不排斥解釋與校正，但解釋與校正應以尊重既往意思為起點，替代判斷不得被設定為默認路徑。

由此，生前預囑得以從價值敏感議題轉化為規范結構問題。討論的重心由是否贊成或反對某種臨終選擇轉向如何在民事法律秩序中構建一套能夠跨越能力斷裂、穩定承載當事人真實意愿的制度機制。而這正是生前預囑能夠被納入《民法典》體系并接受教義學分析的前提。

綜上，生前預囑問題在規范層面所指向的是意思表示在能力斷裂情形中的持續效力問題。臨終醫療決策中的核心張力在于既往形成的真實意思能否在其后獲得制度化承載。通過將生前預囑定位為意思自治在時間維度上的延伸，可以為其法律性質、制度邊界與規則構造提供統一的法理根據。這一定位既避免了將生前預囑泛化為死亡權主張的風險，也為后續圍繞體系歸屬、主體資格、形式要件與撤回機制的具體制度設計奠定了穩定前提。由此，制度討論需進一步回答該機制應以何種條件納入《民法典》并獲得恰當定位。

二

生前預囑納入《民法典》的體系歸屬

將生前預囑納入《民法典》并對其作出制度安排，關涉私法體系邊界與能力保護結構的體系判斷。若僅從現實需求出發，入典討論容易滑向政策層面的必要性陳述；若缺乏私法體系的定位判斷，生前預囑亦可能被零散置入特別法或醫療管理規則之中，從而削弱其作為意思自治安排的私法性質。是否納入《民法典》以及如何入典，關鍵取決于生前預囑所要解決的法律問題是否屬于《民法典》既有制度的調整對象。由于生前預囑所針對的是能力斷裂情形中既往意思如何被承接的問題，入典討論應進一步檢視《民法典》是否具備承載這一制度功能的結構條件。在確認生前預囑與《民法典》關于能力、意思表示及人格利益保護的制度邏輯相契合時，其在《民法典》中的體系定位方具備正當性。

（一）生前預囑的概念界定

圍繞“生前預囑”的討論之所以在理論與實踐中頻繁出現分歧，根源不在于是否承認個人臨終意愿，而在于不同語境下對同一術語所指對象并不一致。在國內語境中，“生前預囑”有時被泛化為涵蓋臨終照護方式、生命終結選擇甚至倫理性死亡決定的綜合性概念；而在域外，與之相近的Advance Directive，Living Will等術語則分別指向不同類型的事前醫療決定文件。概念對象的混用將直接影響規范判斷的方向，一旦將生前預囑理解為對生命終結方式的決定，討論便不可避免地滑向“加速死亡”或協助自殺的正當性問題；相反，若將其限定為對未來醫療措施的事前同意或拒絕，其討論重心則轉向意思自治在能力可能斷裂情形下如何被制度化承接。由此，對生前預囑作出明確而克制的概念界定，構成判斷其是否具備入典制度條件的首要環節。

就比較法視角而言，Advance Directive通常作為上位概念，指自然人就未來醫療決策所作的廣義事前安排，其中既包括以醫療措施選擇為內容的Living Will，也包括對代理人授權的醫療委托安排；Living Will則更為集中地指向當事人就特定醫療措施的接受或拒絕所作出的事前意思表示。與之相比，諸如DNR、POLST等文件，更多體現為醫療流程工具或臨床決策指引，其規范功能在于將患者偏好轉化為可執行的治療方案，而非表達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意思表示。基于功能差異，將生前預囑界定為Living Will型的事前醫療決定，更有助于明確其具備由《民法典》加以承載的條件。

進而，具有民法意義的生前預囑應當以自然人的意思表示為核心，并能夠在法律上被識別與評價?；诖耍邦A囑可被界定為“具有同意能力的自然人，以書面方式就其將來可能喪失意思表達能力時特定醫療措施的接受或拒絕所作出的事前意思安排”。這一界定之所以能夠構成入典的規范條件，主要在于其同《民法典》的調整邏輯具有高度的內在契合性。其一，制度功能。生前預囑旨在使當事人在具備意思能力時形成的真實意思得以在后續情形中獲得尊重與實現，而非為第三人提供重新衡量價值取向的授權。其二，規范邊界。該制度僅涉及醫療措施的同意或拒絕，并不以加速死亡為目的，從而能夠在民法秩序中與協助自殺及單純的安寧療護等加以區分。其三，體系結構。生前預囑的適用前提在于意思表達能力的可能喪失，因而天然指向處理意思能力受限情形的制度框架，為其在《民法典》中通過監護規則實現體系定位提供了必要的結構條件。

通過對不同概念的區分可以發現，生前預囑之所以具備被納入《民法典》討論的可能性，取決于其是否作為意思表示能夠被法律識別、評價并在適用時得到執行，而非其名稱或倫理訴求。正是在“既往意思能否在能力斷裂后被制度化承接”這一判斷標準下，生前預囑才有必要被限定為Living Will型的事前醫療決定；凡無法承擔這一功能的安排，均難以滿足入典所要求的制度條件?；诖耍鲜龈拍钕薅嫵缮邦A囑納入《民法典》能力與意思表示制度體系的邏輯前提，使其能夠在既有體系結構中獲得穩定的適用規則與可預期的法律效果。

（二）生前預囑的權利基礎

在討論生前預囑是否應當以及如何納入《民法典》時，無法回避的問題在于生前預囑究竟以何種權利為基礎。若其被理解為死亡權或對生命終結的處分權，則無論在價值上還是在體系上，均難以與現行民法秩序相協調。但若否認其權利基礎，又將使其淪為缺乏規范約束力的倫理宣示。由此，生前預囑的入典論證應當在既有權利體系內部，確立一種排除死亡處分敘事，但能夠產生規范拘束力的穩定定位。

生前預囑不創設獨立于既有權利體系之外的權利類型，其以既有權利為基礎，通過意思表示的方式對其行使方式作出事前安排。生前預囑的權利基礎，主要體現為自然人對自身身體與醫療干預所享有的決定權。這種決定權指向醫療干預是否介入及其介入限度，其核心內容在于醫療同意或拒絕的自由，而不構成對生命本身的處分。由此，生前預囑與人格權、身體權以及派生的醫療同意權形成了體系上的內在連接。

在醫療行為的一般結構中，患者的意思表示構成醫療干預合法性的基礎。當患者具備相應能力時，其同意或拒絕直接決定醫療行為的正當性；而在其能力喪失的情形中，法律評價的關鍵不在于重新判斷意思表示是否有效，而在于既往形成的意思能否在能力斷裂后得到承接與落實。生前預囑正是通過事前意思表示的方式，為未來可能發生的醫療決策預置同意或拒絕，從而使醫療干預在能力斷裂前后維持合法性基礎的一致性。從《民法典》的體系結構看，對醫療干預的決定權可以在既有的意思表示規則與能力保護框架中獲得承載。其一，醫療行為以患者意思表示作為合法性前提，已通過侵權責任編中關于醫療損害的規則得到確認，醫療機構的信息告知義務與取得同意義務，均以患者作為醫療決策主體為前提展開。其二，在能力可能發生斷裂的情形中，決定權的持續實現依賴于對既往意思的制度化承接。既往意思在形成過程真實、內容明確，且與具體醫療情境具有合理對應關系時，即構成后續醫療決策的優先依據，他人參與決策的正當性亦被限定為對既往意思的核實與執行，而非引入替代性的價值判斷。其三，決定權的現實貫徹仍需責任結構加以保障。監護人或醫療機構在明知存在有效生前預囑的情況下，違反既往意思優先原則而作出相反決定的，應當在其法定職責或注意義務的評價框架內承擔相應的規范后果。僅在既往意思無法識別、難以驗證，或無法與現實醫療情境形成合理對應關系時，醫療決策才進入解釋與補充判斷的適用層面。通過上述安排，生前預囑得以在民法規范體系中形成既往意思優先與責任約束相銜接的運行結構，使醫療決定權在能力發生變化的前后階段保持規范上的連續性。

進言之，正因為生前預囑具有明確的權利基礎，其法律上的拘束效果亦應當受到相應邊界的約束。生前預囑所能承載的，僅是自然人就具體醫療措施所作的同意或拒絕安排，而不及于以死亡結果為目的的處分；凡要求實施加速死亡行為或明顯違反醫療規范的內容，均因超出醫療同意權的范圍而不具有法律拘束力。與此同時，生前預囑的效力亦需在既有法律秩序與醫療專業規范框架內運行，當其內容明顯與醫療專業標準不相容，或要求實施法律明確禁止的行為時，醫療機構有權拒絕執行，但該拒絕并不否定生前預囑作為事前意思安排的法律意義。進一步而言，生前預囑的適用還以其在具體醫療情境中的可執行性為前提，當現實醫療狀況與預囑設想存在顯著偏離時，有必要通過解釋規則對其適用范圍加以判斷與校正，以避免機械適用或一概否定而背離當事人的真實意思。

生前預囑的邊界設定與意思自治并非對立關系，反而構成意思自治在醫療決策場景中獲得法規范承認的必要條件。意思自治無法等同于對任何主觀意愿的無差別貫徹，其是以真實意思的可驗證性、規范內容的合法性以及制度運行中的可執行性為前提。由此，將生前預囑納入既有權利體系并對其內容與效力作出限定，才能使當事人既往意思在能力斷裂后持續發揮法律上的拘束作用，避免意思自治滑向任意化或形式化，并最終實現對意思自治的制度化保障。

綜上，通過明確生前預囑的權利基礎與規范邊界，可避免其被誤讀為“生命處分權”的制度變體，也為其納入《民法典》提供了堅實的私法依據。在此框架下，生前預囑得以作為意思表示制度嵌入能力保護體系，而其關鍵在于應當以何種體系位置承接并落實既往意思的優先性。

（三）生前預囑的體系定位

在確認生前預囑具有明確的私法權利基礎并存在必要的法律邊界之后，進一步的問題在于其應當如何在《民法典》的體系中獲得定位。體系定位決定生前預囑能否穩定運行，亦決定其在實踐中是否會被架空。若體系位置與其所回應的規范風險不相匹配，即便規則設計再為精細，也可能在適用中被既有制度邏輯所吞沒。

生前預囑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在自然人能力受限或喪失的情形中，如何確定醫療決策的正當性基礎。由此，生前預囑的適用場景同《民法典》中關于監護與能力保護制度的調整對象在結構上高度重合。監護制度所面對的正是自然人因年齡、精神狀況或其他原因而無法自主處理事務的風險情境，其基本任務在于通過替代或輔助機制，維護被監護人的利益。倘若將生前預囑置于監護規則體系之外，例如作為一項獨立的特別制度，反而將引發規范結構上的張力。一方面，生前預囑以能力受限為適用前提，卻脫離了能力保護制度的體系安排；另一方面，監護人在醫療決策中的角色亦難以通過生前預囑規則獲得清晰定位，既往意思與替代決策之間的優先順序因此處于不確定狀態。在此體系定位不明的情形下，生前預囑在具體適用中往往只能被作為決策參考，而難以在法律上對相關決策主體形成可執行的拘束效果。

基于前述規范結構上的張力，將生前預囑納入監護規則體系，實質上是對替代決策運行邏輯的重新安排。傳統監護模式中，替代決策通常被理解為在本人意思無法表達時，由他人基于“最佳利益”或“合理判斷”作出的決定。而在引入生前預囑的情形下，這一決策重心隨之由價值判斷逐步轉向對既往意思的承接與貫徹。替代決策的正當性，不再僅僅來源于替代者的判斷能力或善意，而應當以是否忠實貫徹被監護人既往形成的真實意思為核心標準。在生前預囑框架下，監護人的角色定位應從重新決策轉向核實并執行既往決定。

這一轉變使監護制度的規范目標得以具體化，即以維護被監護人的人格利益與意思自治為中心，而非以替代者價值判斷最大化為導向。既然生前預囑所體現的，正是被監護人在能力健全時形成的自主決定，那么將其置于監護體系之中，并賦予其優先效力，反而更符合監護制度的內在邏輯。在這一結構下，監護規則不再是意思自治的終止點，而成為意思自治得以在時間維度上延伸的制度通道。

就體系協調而言，將生前預囑納入監護規則體系，有助于在統一規范框架內明確既往意思與替代決策之間的優先順序，避免監護規則所要求的"保護利益"與既往意思之間發生位階不明的沖突。相較于將生前預囑置于監護制度之外，在監護體系內部確立"既往意思優先"的原則，更有利于為監護人履職提供穩定且可遵循的判斷基準，并為司法審查形成一致的合法性評價框架。在此結構下，監護職責首先體現為對既往意思的識別、核實與執行；僅在既往意思難以確認、難以驗證，或無法與具體醫療情境形成合理對應關系時，監護判斷才進入補充適用階段。由此，監護判斷在結構上呈現出分層展開的運行方式，即以既往意思的承接為起點，以解釋與補充判斷為例外，從而在同一制度框架內實現能力保護與意思自治延伸的協調。

這一體系定位的法理取向，在比較法中亦獲得印證。以德國法為例，生前預囑制度自確立之初，即被置于處理能力受限情形的規范框架之內，其核心并不在于賦予患者一項獨立于監護制度之外的醫療處分權，而在于通過立法明確，當患者在能力健全時已就醫療措施作出明確意思表示，后續決策應當以該意思為首要依據。監護人或受委托人所承擔的，不是自由裁量的決策權，而是對既往意思的核實與執行責任。而且，德國在2023年的監護法改革中進一步強化了患者既往意思的優先地位，并相應壓縮替代判斷空間。在監護法改革中，生前預囑規則的條文序號由《德國民法典》原第1901a條改為第1827條，規則內容未發生變化，但條文標題由“生前預囑”改為“生前預囑；治療意愿或被監護人的推定意愿”，著意強調了患者意思的優先地位?？梢姡诔墒斓乃椒w系中，生前預囑并不被視為對監護制度的挑戰，而是被理解為完善監護制度、限制替代決策權力的重要機制。

需要強調的是，將生前預囑定位于監護規則體系，并不意味著否認監護人在具體情境中的判斷功能。由于醫療情境具有高度復雜性，生前預囑難以覆蓋所有細節，監護人在核實預囑適用性、判斷現實醫療狀況與預囑內容是否匹配時，仍然需要發揮一定的主觀能動性。然而，這種主觀判斷應當被限定在“是否符合既往意思”的范圍之內，而不應演變為基于替代價值判斷的重新決策。正是在此限度內，監護判斷與生前預囑之間才能形成互補而非沖突的關系。

綜上，將生前預囑納入《民法典》的監護與能力保護體系，是由其所回應的能力斷裂情形與既往意思承接需求所導出的制度選擇。在這一體系定位之下，生前預囑得以在能力斷裂情形中獲得穩定的適用規則與可執行的法律效果，從而持續承接當事人既往意思，避免其在替代決策結構中被邊緣化或實質性架空。

三

生前預囑的規則展開

在生前預囑所要處理的法律問題及其在《民法典》中的體系定位得以明確之后，相關論證自然轉向規則層面的構造問題。若僅停留于對既往意思優先性的原則性確認，而缺乏相應的操作性規則設計，生前預囑作為意思自治時間延伸機制的功能，仍可能在能力受限甚至喪失的具體情境中落空。在既往意思的優先性已獲確認的前提下，論證重心隨之轉向規則層面的實現問題，即如何通過具體制度安排，使該意思在能力受限甚至喪失的情境中得以真實識別、有效驗證，并在替代決策過程中形成可執行的法律拘束效果。相應地，規則構造的任務并非重復既有的價值判斷，而在于為既往意思的貫徹提供可操作、可適用的制度結構。

（一）主體資格：醫療決策能力在事前醫療安排中的適用

生前預囑作為一項針對未來醫療情境的事前安排，其成立以立預囑人在訂立時具備相應的醫療決策能力為前提。與一般民事法律行為不同，生前預囑并非圍繞財產處分或交易行為展開，而是直接指向特定醫療措施的接受或拒絕，因此，其主體資格判斷不宜簡單套用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標準，而有必要結合醫療決策的具體屬性加以限定。

相應地，醫療決策能力的判斷標準，應當圍繞立預囑人對相關醫療信息的理解與權衡能力展開，即其是否能夠理解所涉醫療信息，合理預期不同選擇可能帶來的后果，并據此作出相對穩定的決定。為使上述判斷標準獲得制度化承載，比較法上亦普遍通過立法方式對立預囑人的醫療決策能力予以限定，并據此配置相應的認定與證明機制。在大陸法系，《德國民法典》第1827條第1款規定，“有同意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訂立生前預囑。此處的同意能力區別于民事行為能力，是一種關于醫療決策的自然能力，要求患者能夠理解治療的性質、意義、后果和風險，并形成相應的意志。在英美法系，根據英國《意思能力法》（2005）第24條第1款，年滿18歲且具有“意思能力”的人有權做出拒絕治療的預先決定。根據同法第2條和第3條，如果一個人能夠理解并保留與醫療決策相關的信息，在做出醫療決策時能夠使用相關信息，并且能夠以任意方式傳達其決定，則應當被視為具有意思能力。美國《統一醫療保健決策法》序言指出，有“能力”的個人有權在任何情況下決定其自身保健的所有方面。其中，“能力”是指，個人理解擬議的醫療保健的重大利益、風險和替代方案，并做出和溝通醫療保健決策的能力。可以發現，上述規范雖在表述上各有差異，但其對醫療決策能力的判斷均圍繞若干共同要素展開，即立預囑人對自身健康狀況的基本認知、對所涉及醫療措施之性質與風險的理解程度，以及其決策是否能夠反映相對一致的價值取向?；谶@一共通判斷框架，只要立預囑人在訂立生前預囑時具備相應的醫療決策能力，便不宜僅以其未達到完全民事行為能力標準為由，否定其預囑在法律上的效力。

需要指出的是，將醫療決策能力確立為生前預囑的主體資格標準，屬于在特定制度語境下對能力判斷維度的功能性配置，而非對民法上行為能力制度的一般性松動。生前預囑并不涉及一般民事交往中對行為后果的全面承擔，其制度目標在于確保特定醫療決定真實反映立預囑人在具備判斷能力時形成的既往意思?；谠撝贫饶繕?，能力判斷的重心有必要從一般意義上的行為能力，轉向是否具備就相關醫療事項作出理解與權衡的能力。由此，醫療決策能力已足以支撐既往意思在法律上獲得相應的效力。

（二）意思表示真實性的保障規則

若既往意思要在能力斷裂后持續發生法律效力，制度應當回答如何確保該意思確系當事人在具備相應認知與自由狀態下形成，并能夠在事后被可靠識別與驗證。這既是對立預囑人意思自治的限制，也是對其意思自治的保護。欲確保立預囑人意思表示的真實性，前提是立預囑人對生前預囑具有正確的認知，因此需要知情同意規則；核心是確保立預囑人自由表達內心真意，因此需要嚴格的形式強制規則。

1.立預囑人的知情同意

生前預囑作為一項事前意思表示，其真實性首先取決于立預囑人在作出決定時是否處于充分知情的狀態。由于生前預囑所針對的醫療情境具有高度專業性與不確定性，僅立預囑人在充分了解相關信息的基礎上作出的意思表示，方能在事后被賦予持續的法律效力。

在訂立生前預囑時，立預囑人應當對其所可能涉及的疾病狀態、擬采取或拒絕的醫療措施及其主要風險、替代方案以及可能產生的后果具有基本認識。此種關于意思表示“明確性”的要求，在德國法上已形成較為成熟的實踐經驗。根據相關判例與制度運作，立預囑人應當能夠針對特定的疾病情形與具體醫療措施，作出明確的同意或拒絕，若僅以概括性方式表示在某些模糊情形下放棄治療，通常不足以構成有效的意思表示內容。但是，不宜將這一明確性要求異化為對預囑內容作機械化理解。就其規范目的而言，只需確?；颊邔膊☆愋?、醫療措施的基本性質以及同意或拒絕可能帶來的后果具有明確認知，使其能夠就決策對象形成理性判斷即可，而無須要求其認知水平達到醫學上的完全精確。

在將上述判斷標準落實于我國法的制度語境中，醫療機構或醫務人員應當依據《民法典》第1219條承擔相應的信息提供義務，其內容與范圍應當與生前預囑所涉及的具體醫療事項相適應。若立預囑人在明顯缺乏必要醫療信息的情況下作出生前預囑，且該信息缺失足以影響其決策判斷，則該預囑在事后適用時，應當結合具體情形對其效力加以審慎評估。通過知情同意機制對生前預囑真實性進行把關，有助于減少事后圍繞預囑內容產生的爭議。

2.立預囑人意思表示的形式要件

鑒于生前預囑適用于立預囑人將來可能喪失意思表達能力的情形，事后往往難以再由當事人本人對其真實意思加以確認，形式要件因此在該制度中具有尤為重要的制度意義。由此，形式要件的制度重點在于通過相對客觀、可識別的形式安排，保障立預囑人意思在事后得以驗證并實際執行?；谏鲜鲋贫裙δ芸剂浚瑢π问揭挠懻撝饕蘅s于生前預囑的形式載體及外部見證安排，而不對形式要件的其他一般問題作展開論述。

基于形式要件所承擔的可驗證與可執行功能，生前預囑原則上應當采用書面或錄音錄像等固定載體。首先，固定載體有助于明確預囑的具體內容，減少事后解釋上的不確定性，并為監護人、醫療機構及司法機關判斷預囑真實性提供相對客觀的依據。其次，生前預囑直接涉及人格利益與生命健康等高度重要的法益，其形式要求有必要排除存在顯著模糊性與證明困難的表達方式。因而，缺乏固定載體、難以核驗的口頭形式不宜被納入制度范圍。在制度類型化層面，上述形式選擇亦得到比較法與我國地方立法經驗的支持?！兜聡穹ǖ洹返?827條第1款要求生前預囑應當采用書面形式，并通過第126條第3款、第4款承認電子方式或公證文書作為替代形式存在的正當性；英國《意思能力法》（2005）第25條第6款第1項要求預先決定應當是“書面”的；我國地方立法同樣沿循這一思路，例如《深圳經濟特區醫療條例》第78條第3項也規定生前預囑采用“書面或者錄音錄像的方式”。

在采用書面等固定載體形式之外，引入適度的見證機制，有助于進一步確認生前預囑作出時立預囑人的能力狀態與意思表示過程。就形式可靠性而言，代書、打印以及錄音錄像等方式均難以單憑載體本身充分排除非本人作成的可能性，其真實性判斷不可避免地依賴于外部證明機制，見證人因而構成不可或缺的制度要素。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通常被認為最具真實性的自書形式中，也難以完全消解事后偽造或脅迫形成的風險。鑒于生前預囑一經進入執行階段即難以通過事后救濟予以糾正，其制度運行對意思真實性的要求顯著高于一般民事法律行為。因此，即使采取自書形式，仍有必要引入見證機制，通過程序性保障強化意思形成過程的可核驗性，從而避免生前預囑因真實性瑕疵而在執行階段產生不可逆的法律后果。就比較法意義而言，域外立法亦普遍通過引入見證或專業參與機制，以強化生前預囑形成過程的真實性與可核驗性。例如，英國《意思能力法》（2005）第25條第6款第3項規定，預先決定應當在見證人在場的情況下簽名或確認；美國《華盛頓州修訂法典》第70.122.030條規定，停止或撤銷維持生命治療的指示應當在見證人或者其他法律授權的個人面前進行確認；《奧地利生前預囑法》第6條第1款規定，訂立生前預囑應當有見證人、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員的參與，否則不具備法律拘束力。由此可見，通過見證或專業參與機制提升預囑真實性，已成為不同國家立法在應對生前預囑不可逆執行風險時的共通選擇。

見證人主要承擔對生前預囑訂立過程進行事實性確認的職責，其制度功能在于通過程序性安排保障意思表示的真實性與可核驗性。因此，見證人人數與資格的設置，應當以滿足真實性保障為限，避免過度程序化對生前預囑的實際適用造成不必要的阻礙。一般而言，兩名見證人已足以實現真實性保障，且不會在形式上造成過重負擔。關于見證人資格，原則上僅需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但為確保見證過程的中立性，有必要對存在明顯利益沖突的人員予以排除。具體而言，立預囑人就醫所在醫療機構的醫務人員，以及可能因立預囑人死亡而直接獲益的人員，不宜擔任見證人，以防止醫療專業判斷或潛在財產利益對意思形成過程產生不當影響。域外立法亦普遍采取類似的利益沖突排除思路，例如美國《華盛頓州修訂法典》第70.122.030條與新加坡《預先醫療指示法令》（2021年修訂）第3條，均對醫療機構人員及潛在利益相關人擔任見證人作出限制。

（三）撤回與變更：事前醫療安排的變動規則

生前預囑一經成立，并非不可更改。生前預囑旨在反映立預囑人在特定時間點對未來醫療情境的真實判斷，而該判斷本身具有顯著的時間敏感性。因此，允許立預囑人在具備醫療決策能力時可自由撤回或變更既有預囑，構成意思自治在時間維度上得以持續實現的必要條件。這里的“自由”意味著，立預囑人可以在意識清醒的任何時候，根據當時的內心真意做出選擇。比較法上的相關規定亦體現了這一共同理路。英國《意思能力法》（2005）第24條第3款規定，“（作出預先決定的）人可以在具備能力的情況下隨時撤回或變更預先決定”；《德國民法典》第1827條第1款第3句也規定，可以“隨時撤回”生前預囑。上述規范均強調預囑并不具有一經作出即不可動搖的效力，而是以立預囑人具備能力為前提，承認其隨時撤回或調整既往決定的可能性。在我國語境下，對生前預囑撤回與變更的承認并非一項孤立的制度創新，而是與既有民法中關于意思表示時間順位的基本規則保持一致。例如，在遺囑制度中，依據《民法典》第1142條第2款和第3款之規定，當發生遺囑與其他民事法律行為相抵觸或前后遺囑相抵觸的情形時，均以在后選擇為準，確保最接近當事人最終真實意思的表達發生效力。同理，在生前預囑制度中，亦有必要承認立預囑人對既有預囑的撤回與變更權，并在內容沖突時以其在后選擇作為判斷依據。

立預囑人撤回生前預囑不應受到過高的形式限制，只要其撤回意思能夠被可靠識別，即應當予以承認。在形式上，撤回既可以通過重新訂立生前預囑的方式進行，也可以通過明確表達否定既有預囑內容的意思表示完成。比較法上對生前預囑的撤回主要存在兩種模式，即任意撤回模式和嚴格撤回模式。前者如《德國民法典》第1827條第1款第3句、英國《意思能力法》（2005）第24條第4款、第5款以及美國《統一醫療保健決策法》第3條第2項等規定，均未對撤回、變更提出形式要求；后者如我國臺灣地區“病人自主權利”相關規定第8條第1款之規定，要求“以書面撤回或變更”。在上述兩種撤回模式中，是否對撤回設置形式限制，關鍵取決于對撤回行為所可能引發的制度風險的評價。與生前預囑的訂立不同，撤回并不擴大對生命法益的處分，而是將決策狀態恢復至一般意義上的生命保護立場，其本身不具有外溢性的社會風險。因此，在僅涉及立預囑人本人利益，且其具備相應醫療決策能力的前提下，對撤回行為原則上不宜附加過于嚴格的形式要件，以免不當限制當事人對既往決定的修正空間。需注意的是，撤回雖可在形式上保持相對寬松，但仍需通過適當方式使其結果得以外顯，以避免在后續醫療決策中產生不確定性。為此，有必要要求撤回事實以合理方式被告知相關家屬或醫療人員，從而在保障撤回自由的同時，兼顧制度運行中的可識別性與可操作性。至于立預囑人變更生前預囑，則應當滿足嚴格的形式要求。相對于撤回生前預囑僅是使已成立的生前預囑歸于消滅，變更生前預囑意味著原生前預囑仍然存續，且內容可能發生實質變更，某種程度上與訂立新的生前預囑無異?；谟喠⑸邦A囑應當滿足形式強制規則的相同理由，變更生前預囑也應當滿足形式強制規則，即應當通過書面或錄音錄像等形式變更，并由見證人在場見證。

結論

生前預囑的制度價值不在于創設新的權利類型，而在于通過規則設計，使意思自治能夠在能力可能斷裂的情形中持續發揮法律上的拘束作用，從而避免意思自治原則在臨終醫療決策中被替代性價值判斷所取代。由此，生前預囑應被理解為意思自治在時間維度上的延伸機制。在《民法典》體系內對生前預囑作出制度安排，核心不在于引入獨立于既有制度之外的特別規則，而在于通過監護制度、意思表示規則及相關配套機制，使當事人在具備醫療決策能力時形成的醫療決策，能夠在能力受限甚至喪失的情形中持續獲得尊重與貫徹。由此，在我國《民法典》框架內展開生前預囑的制度設計，應當以既往意思優先為評價基準，通過對替代決策權力的結構性約束，確立既往意思在臨終階段醫療決策中的優先順序，并在此基礎上實現對人格利益與意思自治的制度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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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法學》2026年第2期目錄

【立法與修法研究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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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華裔移民權利與十九世紀美國憲法共同體的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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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成式人工智能指令輸入者權的創設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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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演繹性創作視角下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可版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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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法基礎理論專題】

7.系統論視角下證據失權制度的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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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論刑事訴訟中的相似事實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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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憲法定位的歷史變遷

——基于法治理念演進角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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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行政行為程序輕微違法判定標準的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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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高空拋物侵權場合公安機關追償規則研究

朱曉峰（142）

12.身份協議的類型及法律適用研究

李姍萍（155）

13.生前預囑納入《民法典》的理論基礎、體系歸屬與規則展開

徐周鵬（168）

14.非ICSID投資仲裁司法審查中國際公共政策的規范演進與中國因應

趙春蕾（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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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王睿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韓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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