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改變生死觀，164位村民簽下器官捐獻書

（健康時報記者 王艾冰）2024年3月16日，湖南省瀏陽市高田村，50歲的村黨總支書記、村紅十字會會長張學文在辦公室接到一個電話，忍不住哭了。

電話那邊是醫院對村民張偉的器官捐獻反饋：2個腎移植患者術后8分鐘便排出了尿液；1位肝移植患者臉色從蠟黃慢慢變得有了血色；還有2位眼疾患者拆開紗布后，第一眼便看清了親人的模樣。

張偉是高田村首批簽署遺體器官捐獻的村民。這個戶籍7200多人、常住4623人的村子，用了9年時間，將一個曾是“禁忌詞”的行為，變成了164份沉甸甸的“生命承諾”。

作為器官捐獻的主要推動者，張學文經歷過太多不解、質疑甚至責罵，但那天掛掉電話后，他覺得這一切都值得。

湖南省瀏陽市淳口鎮高田村遺體器官捐獻登記點。王艾冰攝

生要熱鬧，死要體面 器官捐獻一度是村里的禁忌詞

張學文推動器官捐獻的念頭始于2017年。那年4月27日，年僅16歲的湖南少年葉沙，突發腦溢血，不幸離世。這個熱愛籃球、立志成為醫生的陽光男孩，生命戛然而止。悲痛之中，父母念及兒子救死扶傷的心愿，做出艱難抉擇——捐獻兒子的器官，讓生命以另一種方式延續。葉沙捐獻的心、肺、肝、雙腎、一對眼角膜，為7名等待移植的重癥患者帶來新生和光明。

葉沙的故事讓張學文深受觸動。“我們村里也有2位村民曾接受過腎臟移植，現在依然生活得很好，我們為啥不能和葉沙一樣將這份‘捐獻’傳遞下去？”第二天，張學文來到村委會，著手宣傳器官捐獻事宜。

2018年前后，原本不善言談的張學文成為一個走街串巷的說客。“作為村干部，我們經常要去村民家里解決問題，那段時間每次給村民解決完問題，我都會坐下來，和他們聊一下器官捐獻的事兒。”

張學文告訴記者，一些年長的老人聽到器官捐獻，總是會連連擺手，“把身上器官取走，那不是死無全尸嗎？”

“要是人走了，器官還能在別人身上活著，也是一種生命接力。”張學文一遍遍地解釋，但很長一段時間里，村子里的老人都不能接受這樣的說法。

在他們看來，生要熱鬧、死要體面。人要完整地來，也要完整地離開，“在身上開刀子、取器官算怎么回事？”

但是，張學文沒有放棄，除了挨家挨戶地勸說，還在村里的廣場上循環播放葉沙的故事。

如今，高田村的每位村民都知道葉沙。但在當時，這個故事的宣傳并不順利。“我背著投影設備在各個廣場上播放，經常有村民偷偷拔掉電線，他們認為在村里放這個非常不吉利。”

張學文回憶，有一天早上，自己接到父母的電話，“你快回家一趟，村里好幾個長輩對你在廣場上播放器官捐獻非常生氣，你聽爸媽的，不要再放了。”

張學文拒絕了爸媽，因為他很清楚，那個時候器官捐獻在高田村已經不是他一個人的孤勇。

他有一個筆記本，本子上清楚地記錄了14人的姓名，“他們已經明確告訴過我，支持遺體器官捐獻，自己也想登記做遺體器官捐獻。”

移風易俗，破舊立新 村民想做點有意義的事

2018年年底，村民顏柳英和邢長希先后找到村委會，詢問如何簽署遺體和人體器官捐獻書。

張學文回憶道：“他們來找我的時候，我都激動得跳了起來。”他立刻給認識的朋友打電話，并坦言：“當時我們都沒有經驗，根本不知道如何登記。”

了解流程后，兩人先后前往瀏陽市紅十字會報名登記，簽署了遺體和人體器官捐獻書。

這事在高田村炸了鍋，“人還好好的，為什么要去簽那個東西？”村里仍有很多人不解。

顏柳英說：“我只是一個裁縫，不能為社會做多大貢獻，只希望能做點善事。我想得很明白，活著的時候就盡情享受生活，離開后就要做對社會有意義的事。”

邢長希如今已經故去，他生前曾在遺囑中寫下自己的心愿：“希望可以捐獻自己的遺體，移風易俗、破舊立新。”

他們簽字后不久，接受葉沙器官的5名受捐者為幫葉沙圓夢，自發組建了一支特殊的籃球隊，他們將葉沙的名字印在球衣上，用20、1、7、4、27這組數字，銘記這個葉沙離開、他們重生的日子。

2019年1月27日，這支特殊球隊登上WCBA全明星賽場，替16歲的葉沙繼續奔跑在籃球場上。這個故事被拍成了紀錄片《一個人的球隊》，張學文把它帶到了廣場放映。許多村民被深深打動，一場悄無聲息的改變在高田村萌芽。

顏柳英的裁縫鋪不斷有人來向她打聽，“器官捐獻如何登記？”

張學文心想，“星星之火，或許到了燎原之時。”2019年5月21日，高田村廣場上擺起了長桌，瀏陽市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帶著志愿登記表來了，那天村里要辦一場器官（遺體）捐獻志愿報名集體登記儀式。

高田村人體器官（遺體）捐獻志愿報名集體登記現場。受訪者供圖

“當天，88個村民在器官捐獻登記表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他們中年紀最大的85歲，最小的20歲。”張學文現在想起那天的場景，仍覺得不可思議。

落筆無悔，讓愛延續 他們用“生命”點亮“生命”

登記儀式之后，高田村很多村民都把“器官捐獻要從身體里取器官”的表達換成了“一個人的眼角膜、腎臟、肝臟，能在別人身上繼續活著，這就是生命的延續”。

2024年3月16日，年僅40多歲的村民張偉在家突發腦出血，緊急送往醫院后，病情仍迅速惡化成腦死亡狀態。

“張偉生前曾向家人和我們村委會表達過捐獻器官的意愿，他被醫院確認為腦死亡的狀態后，我緊急開車前往張偉家，因為器官捐獻需要直系親屬的同意。”張學文回憶，回到張偉家后，張偉的母親和妻子都癱倒在地上，哭聲一片。

“張偉生前表達過想要捐獻器官的意愿，你們是否可以幫他實現心愿？”面對張偉的離開，張學文也有很多的不舍和掙扎，但器官活性隨時都有受損的風險，他只能試圖說服張偉的妻子和母親。

最先站出來的是張偉的妻子任先淑，“既然他生前有過這樣的意愿，那我們捐。”很快，張偉的眼角膜、肝臟和腎臟分別捐獻給了5位等待移植的患者。

“那一刻，我覺得張偉好像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又活了過來。”任先淑告訴記者，“以前總說器官捐獻是生命的延續，那一刻我仿佛真的懂了。家里張偉的衣服、物件都還在，我知道他的器官也還在繼續運轉，挺好的。”

同一年，村里的五保戶張豐收也走了。他生前特意跟村委會交代：“我吃了一輩子低保，國家沒虧待我。走了以后，把我的眼角膜捐出去，給國家做點貢獻。”

張偉和張豐收離開后的第二年，高田村最早一批簽署人體器官（遺體）捐獻志愿書的邢長希也離開了。

遵照他的遺愿，邢長希的女兒將父親的遺體鄭重托付給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邢長希從此成為一名“大體老師”。

接運邢長希遺體時，已經是凌晨，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的醫生們堅持舉行遺體告別儀式。

那一刻，張學文和村民們都明白，邢長希會受到最珍重的對待，而這份珍重，高田村的村民都看在了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