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住院不用陪，國內全家齊上陣，病床邊鋪地鋪的苦該到頭了

你有沒有在醫院的走廊里見過這樣的場景：家屬蜷縮在租來的折疊床上，白天黑夜連軸轉，一邊盯著點滴瓶，一邊用手機處理工作。這一幕在國內醫院的住院部幾乎每天都在上演。

而遠在千里之外的日本和德國，病人家屬只需要在規定的探視時間來看看，聊聊天，送點換洗衣服就可以走了。擦身、喂飯、翻身、上廁所，全是護士和護理員的事。

同一個世界，住院的差距為什么這么大？

醫院病房

在國內，住院從來不是一個人的事

“一人住院，全家累癱”——這句話精準概括了中國式住院的現狀。

“父親住院半年，有4個月請了護工，平均每月護工費近萬元。”廣西的朱女士在接受《工人日報》采訪時算了筆賬，她父親因腦梗死入院，光護工費就花了3萬多，4個月換了5位護工。有的護工玩手機不回應病人的需求，有的遇到高壓氧艙治療就臨時加價100元，家屬被逼到墻角，只能掏錢。

朱女士的經歷不是個例。調研數據顯示，一線城市的護工費用每天300到330元，二三線城市260到300元，住院一個月光護工費就要數千到上萬元。這還沒算臨時加價和餐費。2024年，全國護工服務市場規模突破了1.2萬億元，比2020年增長了215%。這個數字越大，說明壓在普通家庭身上的擔子越沉。

更讓人頭疼的是，花了錢還不一定能買到省心。護工水平參差不齊，家屬和護工直接私下交易，沒有合同，出了問題維權無門。有患者家屬反映，醫院發生火災時護工居然不在場，最終老人被重度燒傷不治身亡。中國政法大學醫藥法律與研究中心主任劉鑫指出，家屬和護工之間的私下交易，一旦發生糾紛，醫院在法律上并無直接責任，這種權責錯位埋下了大量隱患。

網上售賣的醫院陪護神器

在日本和德國，家屬來探視就行了

把鏡頭轉向日本和德國，情況完全不同。

在日本，醫院實施的是“全責護理”制度。大阪醫科大學附屬醫院護理部副主任在接待臺灣參訪團時明確表示：平時家屬到院僅探視病人，無需留在床旁照護患者。日本病房護士的工作內容清晰明了——照顧住院患者，是完全護理制，不需要家屬或者護工陪護。

日本的醫院設施也跟得上。普通病房四張床位，床與床之間有簾子間隔保護隱私，每張床配有單獨的電視和冰箱，每個房間有獨立衛浴。醫院食堂由營養師根據病情配餐，病人呼叫護士臺的報警裝置覆蓋了病房、廁所、浴室所有區域。

家屬不是不能來，而是來探視，不是來打工。探視時間一般在下午的特定時段，比如13:00到20:00，醫院還會提醒“禁止過長時間探視”。兒科或重癥患者如果家屬有陪同意愿，需要經過醫生許可才能陪同住院。

德國的情況類似。在德國，一名護士最多負責3名住院病人，隨時監控病人情況，家屬一般不用陪床。有在海德堡大學醫院實習過的中國醫生寫道：“病人住院不需要家屬陪護，所有的護理工作全部由護士完成，包括給病人洗澡、口腔護理、協助進餐、協助病人下床活動等。打針抽血這些醫療操作全由醫生來完成。”這位醫生感慨地說：“這一點讓我尤其羨慕，因為國內醫院的住院病房中總是擠滿了陪護的家屬，自己很辛苦不說，病人的休息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德國的探視時間同樣嚴格，一般只有短短幾個小時，但醫院會在這段時間內為家屬提供貼心服務——公共休息室有免費零食和飲料，手術室旁有等待室，甚至配有玩具室供帶孩子來的家屬使用。

差距不在硬件，在制度

日本和德國能實現“家屬不陪護”，靠的不是家屬心大，而是一整套制度在托底。

首先是護理人力充足。日本2007年以后設立的白班護士與病人比為1:7，夜班1:11。德國的護士配比更高，一名護士最多管3個病人。相比之下，國內試點免陪照護的病區，護士與實際開放床位比要求不低于0.6:1，也就是一名護士至少管1.67張床，實際操作中壓力遠比日德大得多。

其次是醫療保險兜底。日本擁有完善的醫療福利保障體系，患者只需支付一定額度即可享受全面的醫療服務。德國更徹底——1995年就以立法形式建立了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法定強制參加，覆蓋約90%的人口。在海德堡實習的中國醫生觀察到：“所有人都有醫療保險。醫院不會找病人要一分錢，醫生護士只用專心干好本職工作，經費問題不用操心。”

還有職責劃分清晰。日本的完全護理制把生活照護納入了醫院的法定義務，而不是推給家屬和市場。德國的分級診療體系則把病人合理分流——小病在家庭醫生，大病才進醫院，避免了大醫院人滿為患、護理資源被攤薄的困境。

說到底，日德的邏輯是一樣的：住院期間的護理，是醫療服務的一部分，不是家屬的私事。

部分醫院推出的無陪護病房

國內也在變，但路還很長

好消息是，國內已經開始行動了。

2025年4月，國家衛健委發布《醫院免陪照護服務試點工作方案》，從2025年6月到2027年6月在全國開展試點。方案明確，由護士或醫院聘用的醫療護理員為患者提供生活照護服務，優先在老年醫學科、神經科、骨科等對生活照護依賴程度高的病區推進。

上海走得更早。2025年3月，上海衛健委啟動免陪照護服務試點，瑞金醫院率先落地。中國工程院院士、瑞金醫院院長寧光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改革的核心——把護工費從家屬與護工的“床頭直接交易”，轉變為醫院統一收費、統一管理的規范化服務，責任主體從護工個人變成醫院。

但落地并不容易。北京部分試點醫院反映，免陪照護服務面臨“知曉度不高、專業人手不足”等現實堵點。更關鍵的是，免陪照護服務目前暫不納入醫保，費用需要患者或家屬自行承擔。山東的政府指導價是多人照護150元/日，一對一由醫院自主定價。比私人護工便宜了不少，但對于普通家庭來說仍是一筆額外開支。

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問題——中國人的家庭觀念。寧光院長在巡房時遇到一對從外地來滬的中年兄弟，兩人在走廊打了三天地鋪。他問：“醫院不是有免陪護服務嗎？你們為什么還要這么辛苦？”哥哥的回答樸素而堅定：“父親這輩子第一次生這么重的病，兒子不在身邊，心里過不去。”

這段對話提醒我們，改革不能一刀切。寧光說得好：“好的政策應該提供更多選擇，而不是替代選擇。”

從“家庭責任”到“公共服務”

住院要不要陪護，表面看是個習慣問題，背后是兩種不同的社會邏輯。

一種邏輯是：護理是家庭責任。家屬來陪、自己花錢請護工，醫院只管治病，生活照護自己想辦法。在這種邏輯下，病房走廊里鋪滿折疊床、家屬累到崩潰，是“沒辦法的事”。

另一種邏輯是：護理是公共服務。從擦身喂飯到翻身拍背，都是醫療照護的組成部分，由經過培訓的專業人員提供，費用納入社會保障體系。日德走的是這條路。

兩種邏輯沒有絕對的對錯，但結果差異巨大。前一種把成本轉嫁給了家庭——尤其是那些沒有兄弟姐妹、工作不能請假的年輕人；后一種把成本分攤到了整個社會，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

國內的免陪照護服務試點，本質上是從第一種邏輯向第二種邏輯邁出的一步。但這一步能不能走穩，取決于兩個關鍵：錢從哪來，人從哪來。錢的問題要看醫保能不能逐步覆蓋；人的問題要看醫療護理員的職業化能不能真正落地——有培訓、有考核、有晉升通道，而不是把私人護工換身衣服就上崗。

病房走廊里不該再有無處安放的折疊床。病人需要的是專業的照護，家屬需要的是安心的探視，而不是一場身心俱疲的持久戰。希望不久的將來，“一人住院、全家累癱”能真正成為過去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