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這個郵址,就會想起家,想起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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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布羅茨基的《一個半房間》。他寫到彼得堡他家的老地址,那是他從童年到青春時期住過的地方。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他45歲,父母已經(jīng)先后去世,他離開俄羅斯,在美國居住多年。
“我們的郵址是:鑄造廠大街二十四號二十八號公寓。這就是我們收到郵件的位置;這就是我寫信給父母時信封上的地址。我在這里提到它,不是因為它有什么特殊意義,而是因為我這支筆大概永遠不會再寫這個地址了。”
布羅茨基特意說這個家的地址是郵址,是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他父親出國打仗時,給家里寫的信,就是寄到這個郵址;他24歲被流放后,特別是32歲去離家更加遙遠的美國后,和父母的聯(lián)系,寫的信也是寄到這個郵址。家書抵萬金,不分國籍和種族,人們的心情是一樣的。對家的郵址,所有曾經(jīng)離家遠行漂泊在外的游子,都會涌出這種感情。想起這個郵址,就會想起家,想起父母。在信封上寫上這個郵址,自己就像隨信一起回家了。
我想起自己的家。北京市前門外西打磨廠179號,是我家的地址,也是郵址。姐姐不到十七歲離開家,去內(nèi)蒙古修正在建設的京包線鐵路,寄給家里的信封上,寫的就是這個地址。那是我第一次收到信,我還沒有上小學。但是,我知道是姐姐的信,我認得姐姐的字體。
我讀初三那一年,正遇全國那幾年的困難時期,饑餓蔓延,父親全身浮腫,無奈提前退休,只能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資。從那一年開始,姐姐把父親缺少的百分之四十的工資補上,每月寄來三十元。姐姐每月的工資,只有六十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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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郵遞員騎著綠色的自行車,每天上午和下午兩次送報送信。每月的月初,我都會跑到大院門口,等郵遞員的到來。信封上和匯款單上我家的地址,姐姐的字,是那樣的熟悉,她的字寫得很漂亮。拿著信或匯款單,就像看見了姐姐,牽著了姐姐的手。
高中畢業(yè),我去了北大荒。第一次在信封上寫上了家的這個地址,以后又不知多少次寫過這個地址。只有在這時候,我才體會到,當年姐姐每一次在信封和匯款單上寫上這個地址的心情和感情。地址上枯燥的漢字和數(shù)字,在信封上出現(xiàn),仿佛才有了特殊的意義。它的意義在于,將一個普通的地址和曾經(jīng)擁有及逝去的時間聯(lián)系在一起,便是將地理空間和記憶空間鏈接在一起,讓你和家人之間的思念牽掛或歉疚之類豐富復雜的感情,有了可觸可摸實實在在的寄托和回蕩的空間。
母親不識字,她一眼卻能認出信封上的字跡,是我寫的,不會拿錯信。我想,這不僅是由于接到我寄來的信多了,看得熟悉的緣故,而是出于一個母親的本能,如同遠遠看到孩子的背影,就能一眼認出一樣。
1973年秋,父親病故,家里只剩下母親一人。我回北京奔喪后,沒回北大荒,決心辦困退回北京,和母親相依為命。1974年春節(jié)前,我終于接到通知,趕回北大荒辦理回京手續(xù)。大雪紛飛,滯留北大荒,無法趕回家過年。我給母親寄去三十元,同時給母親寫了一封信,讓她買些東西好好過年。我寫在匯款單和信封上的地址,母親一眼認出。她找來街坊,讓人家把信讀給她聽。十五年后,1989年夏,母親病故后,在母親的包袱皮里,我看到了十五年前寫給她的這封信,信封上家的地址,清晰在目,又看到了母親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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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布羅茨基說的一樣:北京市前門外西打磨廠179號,“我這支筆大概永遠不會再寫這個地址了。”因為父母不在了,我早已經(jīng)搬家了,這個大院也早已經(jīng)拆遷改造了。更主要的是,即使父母還在,老院還在,我也還住在那里,如今的我也很少寫信,不會專門買來信封,貼上郵票,通過郵局郵寄,大多會用手機微信聯(lián)系了。偶爾到郵局匯款,你手寫好匯款單上熟悉的老地址,最后會由郵局的工作人員電腦打字,郵寄到手里的匯款單,也只是規(guī)范統(tǒng)一的印刷體,再無法出現(xiàn)你或我手寫的地址了。
還是在《一個半房間》這篇文章里,布羅茨基寫道:“具有慣常性、重復性特質(zhì)的事情,原就是要忘記的。”我們就像狗熊掰棒子,忘記的、丟失的東西,太多了;卻以為抱在懷里的是最好的,最值得的。
編輯:王瑜明
約稿編輯:沈琦華
責任編輯:史佳林
圖片:IC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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