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論20世紀三次貿易戰：最大贏家非發起方

2025年5月3日，奧馬哈。94歲的巴菲特在伯克希爾股東大會上宣布年底卸任CEO，全場嘩然，但真正穿透時間的并非這場權力交接，而是老人面對關稅問題時那句不急不緩的判斷——＂貿易不該被當作武器，拉長時間看，現在的困難并不算困難。＂

將近一年過去了。2026年4月，自去年＂對等關稅＂落地以來，全球供應鏈經歷了冷戰結束以來最劇烈的一輪重組，而感到陣痛最深的，恰恰不只是被關稅瞄準的經濟體——發起者自身的通脹壓力、財政赤字和產業回流困境同樣觸目驚心。

這一幕并不新鮮。20世紀三場改寫世界版圖的貿易沖突——英德之爭、美歐角力、美日博弈——用一模一樣的劇本告訴后人：英德兩敗，美國稱霸；美歐互耗，日本崛起；美日交鋒，中國登頂。舉起關稅大棒的那只手，從來沒有握住過最終的勝利。

先從結果倒推。

1930年，美國總統胡佛簽署了《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對超過兩萬種進口商品課以歷史最高稅率。初衷是保護大蕭條中的本國工農，結果引發全球報復性關稅潮，三年間國際貿易總額暴跌約65%，美國自身出口從1929年的約54億美元跌至1933年的不足21億美元。這是關稅＂回旋鏢效應＂最極端的案例，卻絕非孤例。

時間再往前撥。1903年，英國政治家張伯倫在伯明翰發起關稅改革運動，呼吁建立＂帝國特惠制＂，用關稅墻把德國廉價工業品擋在殖民地市場之外。英國的焦慮有據可查：1913年德國鋼鐵產量1760萬噸，已是英國778萬噸的兩倍有余。但保護主義非但沒有讓英國工業復蘇，反而加速產業空心化——其制造業全球份額從1870年的32%一路跌至1913年的14%。雙方關稅從10%飆升至25%，貿易額從1890年的1.8億英鎊暴跌到1913年的0.8億英鎊，經濟矛盾最終溢出為一場世界大戰。

1971年8月15日，又一把回旋鏢飛出。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同時對所有進口商品加征10%附加稅，表面針對的是以戴高樂為代表的歐洲＂去美元化＂挑戰，實際卻摧毀了美國自己主導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

此后貿易逆差不減反增。1985年《廣場協議》故技重施，通過匯率武器從日本收割了大量財富，卻令本土制造業加速流失，中西部＂鐵銹地帶＂的衰敗延續至今，成為美國社會最深的傷口之一。

在我看來，保護主義的本質是一劑止痛藥——能暫時壓住癥狀，卻從不治病，甚至因為延誤而讓病灶惡化。回旋鏢的宿命就是如此：你瞄準的是對手，砸碎的卻是自己腳下的地基。

貿易戰里最大的贏家，往往是擂臺下最安靜的那個人。

先說最經典的案例——美國的崛起。英德互征關稅、爭奪殖民地市場，最終走向一戰。大洋彼岸的美國選擇了一條更聰明的路：通過《自由公債法案》向交戰國（尤其英國）發放以美元計價的巨額貸款，戰后又以＂道威斯計劃＂和＂楊格計劃＂深度滲透戰敗國德國的經濟重建。

一戰使英國國債從6.5億英鎊暴漲至74億英鎊，黃金儲備流失40%，而到1920年美國已掌控全球40%的黃金儲備，美元結算份額從1914年的25%飆升至1925年的60%。

隨后的大蕭條和二戰進一步耗干歐洲元氣，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上，持有全球70%黃金的美國讓美元正式取代英鎊，完成了人類金融史上最宏大的一次權力交接。英德在戰壕里流盡了血，美國在手術臺旁悄然登頂。這堪稱大國博弈中＂戰略耐心＂的終極教科書。

第二個局外人是日本。1960至1970年代，美歐貿易戰從＂雞肉戰爭＂打到＂特頓戰爭＂再到尼克松沖擊，雙方注意力完全鎖定在彼此身上。日本則悶頭完成了從輕工業到重化工業、再到電子精密制造的三級跳。

1970年日本汽車出口109萬輛，十年后飆升至597萬輛，美國市場占有率從5%升至21%，半導體一度壓制美國同行，1985年外匯儲備達845億美元。美歐忙于互掐，日本在雙方市場同時實現了出口替代，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第三個局外人是中國，也是對今天最具啟示意義的樣本。《廣場協議》后日元急升，日企被迫大規模產業外遷——1985至1995年間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從1.2億美元猛增至75.9億美元。

豐田在天津建汽車零部件基地、松下在蘇州設半導體工廠，先進技術和管理體系培育了中國第一代高端制造業工人，這些企業70%的產品又返銷日本或出口歐美，形成了＂日本技術+中國生產+全球銷售＂的產業閉環。

恰逢蘇聯解體后國際分工體系重塑，這股產業浪潮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形成了強烈共振。1990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僅占全球3.5%，日本為20.2%；到2000年中國升至7.0%，日本降至15.7%；2001年加入WTO后勢不可擋，2010年制造業增加值正式超越美國，登頂全球第一工業國。

三個局外人的共同密碼是什么？不是運氣，而是在別人打架時堅持做正確的事——建設自己。

歷史的有趣在于它總用舊故事回答新問題，歷史的無奈在于答案擺在那里，卻總有人裝作看不見。

從1903年張伯倫的伯明翰演講到2025年的＂對等關稅＂，一百二十多年間，保護主義的邏輯從未變過：本國產業受沖擊——加征關稅——對方報復——貿易萎縮——經濟矛盾升級。

而結局也從未變過：發起者短期獲得政治掌聲，長期卻付出產業競爭力下滑的代價。真正的受益者，永遠是那個遠離風暴中心、專注自身產業升級的第三方。

這正是巴菲特那番話的深意。他說的＂拉長時間看＂，不是回避當下的困難，而是提醒人們別被短期博弈蒙蔽了長期判斷。一個見證了半個多世紀市場起落的老人，太清楚關稅的＂藥效＂有多短暫、＂副作用＂有多持久。

對中國而言，百年貿易戰史提供的最重要啟示或許正是：外部壓力從來不是致命的，關鍵在于能否將壓力轉化為升級的動力。當年日企向中國轉移產業，本質上是被《廣場協議》＂逼＂出來的；但中國能夠承接并消化這些產業，靠的是數十年如一日的基礎設施建設、教育投入與市場培育。

今天面對更加復雜的國際環境，中國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深化科技自主創新、持續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這些動作的底層邏輯，與歷史上每一個＂局外贏家＂的成功路徑完全一致。

說到底，貿易戰是一場負和博弈，所有人都會受傷，只是程度不同。而那些在風暴中保持戰略定力、把精力花在自己身上的國家，歷史從不會虧待他們。巴菲特是對的，問題只在于——2026年的世界，還有多少人愿意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