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紅昊 | 高考成績對拔尖學生大學學業發展的短期識別力與長期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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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紅昊.(2026).高考成績對拔尖學生大學學業發展的短期識別力與長期預測力. 中國遠程教育(3),24-42.

高考成績對拔尖學生大學學業發展的短期識別力與長期預測力
金紅昊

【摘要】如何科學甄別學科素養與核心能力，為高等教育選拔最具發展潛力的生源，不僅是高考改革的重要目標，更是我國拔尖創新人才培育的關鍵環節。本研究基于全國高校教學質量與學生發展監測調查數據庫，采用追蹤研究設計，實證考察高考成績對拔尖學生大學學業發展的短期識別力與長期預測力。結果顯示，標準化高考成績對拔尖學生大一學年的學業表現及價值認知具有顯著識別力，但在通用能力等領域尚未呈現出識別效應。此外，如將分析視野延伸至大學全學年，高考成績對拔尖學生學業發展的長期預測力出現一定衰減特征。鑒于此，需構建適配拔尖學生成長規律的差異化選拔識別體系，從而為拔尖創新人才的系統涌現奠定基礎。

【關鍵詞】拔尖學生; 拔尖創新人才; 高考成績; 選拔效果; 追蹤研究

一、

研究緣起與問題提出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交疊的背景下，全球經濟秩序和發展格局將迎來深刻轉型，以科技創新和頂尖人才為標尺的國際競爭日益加劇（鄭泉水 等, 2021）。受單邊主義與逆全球化浪潮沖擊，我國面臨發達國家關鍵技術封鎖與人才交流阻斷的雙重挑戰。在這一歷史窗口期，如何構建高質量的拔尖創新人才自主培養體系，為核心技術突破、搶占產業制高點提供堅實智力支撐，已成為關乎我國發展全局的戰略議題。

依托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培養的拔尖本科生是拔尖創新人才涌現的基礎。長期以來，其識別與選拔問題受到各國教育系統的重點關注。秉持動態發展論的基本觀點，拔尖學生兼具突出的創新潛能、較強的內在動機與扎實的學業基礎，其成長過程呈現長周期、累積性與生成式的特征，因此需要采取多元化、動態化、開放式的選拔機制（戴耘, 2024; 金紅昊, 2024）。但以升學考試為核心的傳統人才選拔模式囿于評價內容固定化、評價方式規制化與評價手段單一化等，難以有效回應拔尖學生的特殊發展需求，甚至可能對其創造性和內驅力產生抑制效應（柯政 & 李恬, 2023）。因此，亟須通過育人機制創新，構建適配拔尖學生成長規律的差異化選拔識別框架，實現優質資源與個體發展需求的高效適配，從而為拔尖創新人才的系統涌現奠定基礎。

高考作為我國高等教育人才選拔的主導性制度安排，在拔尖學生“早期培育—選拔識別—長期發展”的貫通式培養框架中具有獨特的影響力。一方面，高考設定的考查內容與標準，對高中乃至整個基礎教育階段會產生強烈的引導效應，深刻形塑著拔尖學生的早期學業經歷與認知發展軌跡；另一方面，高考通過建立學科能力與創新潛質的綜合篩選機制，為學術選拔性較高的研究型大學提供生源，維持高校人才培養的質量基準。同時，高考通過梯度化分數分布，保障了拔尖學生獲得與其學術稟賦相匹配的升學機會，使不同層次高校能夠承接具有差異化背景的生源。整體而言，高考上承高等教育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需要，下接基礎教育育人方式改革的訴求，通過制度牽引釋放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的協同效應，在人才培養體系中處于樞紐位置。

隨著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戰略地位不斷提升，高考與拔尖學生選拔的政策適配性問題也受到宏觀政策層面的高度重視。一方面，自2014年起，我國啟動了長達10余年的高考綜合改革，旨在通過“3+3”考試模式等制度創新，提升升學選拔的多元化與自主性，改善人才選拔效果。已有研究普遍認為，高考改革取得了比較積極的政策效果，有效提升了升學者的專業興趣及滿意度（劉海峰 等, 2023）。另一方面，隨著高考改革進入政策深化期，《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再次強調，高考應“重點強化學生關鍵能力、學科素養和思維品質考查”，進而“完善拔尖創新人才發現和培養機制”（新華社，2025）。在此背景下，如何進一步提升高考對拔尖學生的選拔效率，已成為拔尖創新人才系統培育亟待解決的新挑戰。

事實上，圍繞美國大學入學考試（American College Testing，ACT）等選拔性考試對拔尖學生大學發展的預測效果，經過長期實證探索已取得了一定研究進展，為高等教育人才選拔實踐提供了切實支撐（Atkinson & Geiser, 2009）。將視角轉向本土，目前針對高考選拔效果的實證評估相對匱乏，特別是聚焦拔尖學生的追蹤性研究暫處于缺位狀態。鑒于此，本研究依托全國高校教學質量與學生發展監測調查數據庫，構建一個覆蓋多時點學業表現、通用能力與價值認知的分析框架，實證考察高考成績對拔尖學生學業發展的短期識別力與長期預測力。相關結論不僅有助于從學理層面深化對人才選拔機制的理解，更能在實踐層面為優化高考評價體系，促進拔尖創新人才涌現提供政策參考。

二、

文獻回顧與分析框架

（一）拔尖學生識別的理論演進與實踐轉向

拔尖學生及其所指向的拔尖創新人才選拔，作為一種本土性政策話語，衍生于新一輪國際產業競爭和科技博弈的迫切現實需求，但其理論脈絡可溯源至英才教育與創新教育的學術譜系。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隨著人力資本在知識經濟時代的重要性日益彰顯，各國政府都將高層次人才的選育機制納入頂層政策設計，繼而在拔尖學生培育、英才發展等領域萌生出豐富的學理分析與實踐探索。縱覽已有研究，聚焦拔尖學生識別，既有文獻的理論視角歷經了從靜態篩選論到動態發展論的重要轉折。

靜態篩選論認為，“資優”是一種先賦性、穩態化的特質，通常被定義為智力及其各種表征結構（如流體智力、晶體智力等）（Abeysekera, 2014），能夠帶來較高的學業成就，并伴隨個體生涯發展的全過程。因此，教育系統需要在常規軌道之外，開發獨立化、封閉式的英才項目，通過標準化測量工具識別高潛力學生并開展針對性培訓（Johnsen, 2024）。基于上述假定，學界開發了涵蓋智力、創造力與審辯思維等在內的一系列標準化測量工具，嘗試據此預測個體取得未來成就的可能性，從而實現人才的早期篩選。

隨著研究的深入，特別是對于標準化測試效果的實證檢驗，針對其效度的質疑開始浮現。學界逐漸發現，標準化測試對拔尖學生發展的甄別力具有顯著的局限性，大量早期被視作英才的學生未能取得預期的成就（Pfeiffer, 2012）。具有較高學術選拔性的研究型大學，其錄取標準的效度也飽受爭議（Espenshade & Chung, 2005; Jayakumar & Page, 2021）。因此，研究者意識到，靜態篩選論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拔尖創新人才的發展規律，“拔尖”與“創新”之間可能存在某種張力。

面對上述矛盾，動態發展論作為一種替代性的闡釋路徑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動態發展論提出，“資優”與“英才”均是一個社會建構的概念，并非自然事實，只能被視作一種對學生進行人為分類的方式（Borland, 2005）。換言之，拔尖學生與非拔尖學生之間，并不存在某些實質性或永久性的差異，僅是在特定時期、特定領域內的表現差異（Johnsen, 2024）。在此背景下，多元智能理論、專長理論等新的闡釋路徑逐漸發展起來，英才和天賦的定義被拓寬，對拔尖學生的識別也超越學科表現的狹窄范疇，開始關注非認知因素、情境因素以及情感因素的作用（Abeysekera, 2014）。

與上述理論相呼應，拔尖學生識別相關實踐開始出現一系列進展，可以概述為如下四個方面。

一是從靜態識別轉向動態識別。拔尖學生的傳統識別主要采取以表現主義為核心的單時點評價（如升學考試等），這會導致大量基礎較弱但極具發展潛質的學生難以獲得識別和培養的機會。事實上，“資優”并非定論，而是一種隨時萌發的可能性（Ziegler & Phillipson, 2012）。因此，需要引入更具過程性、發展性的識別手段，關注學生能力隨時間的變化趨勢，從而克服評價中潛在的文化、教育和情境偏差（Cao et al., 2017）。如成長建模是目前取得一定共識的有效識別程序，該方法通過采集至少3—4個不同時間點的學業信息，構建縱向發展曲線，全面評估個體的成長進度，比較實際表現與預期表現之間的差異，從而為人才創造持續發展的機會（McCoach et al., 2013）。

二是從結構化識別轉向開放式識別。拔尖學生的傳統識別手段往往聚焦于學業領域內部，采用結構化、標準化、封閉式的評價工具，過度關注成績指標。但實證研究表明，高成就人才的發展不僅僅依托認知或學業層面的能力，更涉及創新能力、人際能力、內在動機等非認知能力的協同作用（Passow & Passow, 2017）。如果僅聚焦于可結構化的學業表現，不僅會誘發評價體系的系統偏差，更會導致被識別學生群體出現高度同質化傾向（McBee et al., 2014）。因此，對拔尖學生的識別不應局限于單一維度，而應采用標準化測試、能力測評、項目化測試等多元方式，特別是在沒有明確標準的非學術領域中發現人才，從而構建更具異質性的識別體系。此外，通過使用與多種才能領域相適配的多元評估，在各類結果的交叉互證之下，整個識別過程也能獲得更高的效度保障（Johnsen, 2024）。

三是從精英取向轉向普適取向。拔尖學生選育作為一種教育干預機制，應該具有較強的包容性和多元性，需謹慎避免對某些群體的排斥。研究顯示，部分群體（如家庭經濟背景薄弱學生、農村地區學生等）在現有識別體系中面臨顯著的結構性障礙（Hemingway, 2022）。因此，教育系統需要向所有學生提供才能發展機會，借助差異化教學策略，精準識別并著力培育此類學生的個性稟賦與發展潛能。這種轉向要求識別系統保持開放性，能夠響應個別學生的獨特需求和優勢領域，同時整合學校、家庭和社區的資源，形成多維支持網絡（Johnsen, 2024）。

四是從量化評價轉向復合評價。針對拔尖學生群體，傳統識別手段多采用量化評價方式，通過劃定明確分數線進行二元分類，將成績表現高于和低于該分數線的學生予以分類培養。這一處理方式雖然具有操作層面的便捷性，但已經引發了廣泛的批評。其中，最有力度的駁斥來自史蒂文?法伊弗（Pfeiffer, S. I.），他指出，量化人才選拔會導致荒謬的結果，我們錄取一個測試得分130分的學生，而放棄一個測試得分129分的學生，但事實上，兩者并無什么區別（Pfeiffer, 2012）。因此，拔尖學生識別有必要引入學業經歷記錄、自我陳述、成長檔案等質性材料。這些質性數據有助于揭示學生的個性化才能發展軌跡，通過與量化結果形成互補，可以建立更具綜合性和解釋力的評價框架（Johnsen & Ryser, 1997; Lee & Olszewski-Kubilius, 2006）。

（二）高考與拔尖學生學業發展

聚焦大學入學考試對拔尖學生的選拔效果，國際研究圍繞ACT等典型標準化測試開展了長期實證研究，已形成較為穩定的研究結論。一方面，標準化測試對于升學者大學早期的學業表現具有較強預測力，可以部分解釋大一學生平均學分績點的方差變化（Stemler, 2012）。但其預測能力呈現出明顯的時效衰減特征，當觀測視野延伸至畢業率、非認知能力發展等長期指標時，標準化測試的解釋效力十分有限（Makransky et al., 2017）。另一方面，基于對多種指標的比較分析，已有研究揭示出更具啟示性的結果：相較于大學入學測試成績，高中階段的學業背景，特別是高中課程成績、高中進階課程修習等指標，對于大學長期發展而言更具預測優勢（Atkinson & Geiser, 2009）。這一發現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美國精英高校的選拔機制改革。目前，以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等為代表的部分高選拔性精英大學，開始推行標準化測試成績的可選提供政策，即允許申請者不提供考試成績，并同時加重對高中學業背景的考察，從而提升錄取標準的科學性（Bennett, 2022）。

盡管我國針對拔尖學生群體，也有競賽招生、強基計劃等特殊入學渠道，但不可否認，高考依舊是最主流的篩選機制。在拔尖學生的貫通式培養歷程中（如圖1所示），高考同時承擔著引導基礎教育育人實踐、維持高等教育生源基礎的雙重功能，堪稱拔尖學生選育體系的樞紐。圍繞高考與拔尖學生發展議題，國內既有文獻尚未達共識，仍存在一定的討論空間。

圖1 高考對拔尖學生貫通式培養的作用機制

持有積極觀點的研究者認同高考對拔尖創新人才的識別效果，特別是歷經多輪改革調試，高考評價的取向已經出現了重要轉變。其命題方式從記憶性內容轉向理解性與應用性內容，也注重引入文理交融、學科交叉的分析視野，這有助于對學生綜合素養的全面評價（南曉鵬 & 王新鳳, 2022; 王新鳳, 2024）。但與此同時，也有部分學者持相對審慎的觀點。高考具有考查內容標準化、測試形式固定化、評價手段單一化等特征，誘發了基礎教育長期存在的應試化培養傾向（金紅昊 等, 2022）。以形式訓練、等量知識水平的重復學習為核心的高中教學模式，有悖于拔尖學生自主探索的成長規律，使得高中—大學教育銜接出現斷點，拔尖學生的貫通式發展被考試選拔阻斷（戴耘, 2024）。此外，也有學者對高考的功能定位提出了深刻反思（陸一, 2022）。作為大學入學選拔性測試，高考承擔了過度復雜的人才識別功能，需要在一份測量工具中，同時甄別出拔尖學生、普通學生與薄弱學生三類群體，這在制度邏輯層面制約了高考的資優判別效度。

（三）分析框架

本研究立足中國高考制度情境，構建了如圖2所示的分析框架。通過縱向追蹤設計，著重考察選拔性考試在拔尖學生發展進程中的動態作用機制。

圖2 分析框架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突破傳統截面分析的局限，通過“高考選拔—大學新生年發展—大學全學年發展”的動態觀測視角①，系統評估高考成績的雙重效能：既檢驗其作為選拔工具對新生適應期的短期識別力，亦追蹤其作為預測指標對大學生學業全程的長期解釋力。這種時序分析不僅能夠揭示標準化考試在人才篩選中的即時效應，更能捕捉到高等教育過程中拔尖學生發展軌跡與高考成績的動態關聯。

判斷高考對拔尖學生的選拔識別效果，需要從高考考查目標出發，分析高考成績與學生在大學階段的各項關鍵能力發展情況的關聯性。就觀測指標而言，本研究主要參考教育部考試中心發布的《中國高考評價體系》對高考考查目標的界定——高考評價目標包括核心價值、學科素養、關鍵能力和考查內容四個層面（教育部考試中心, 2019, pp.20-26）。其中，考查內容主要針對高中課程知識結構相關情況，因此，本研究聚焦核心價值、學科素養和關鍵能力三大層面確定觀測指標，參考已有文獻對拔尖創新人才成長規律的探討，引入學業表現、通用能力與價值認知三個彼此關聯的觀測維度，旨在系統分析高考成績對拔尖學生大學綜合發展的識別力與預測力。

首先，學業表現集中體現了拔尖學生的專業基礎和知識積累，是其大學學業發展的基礎與前提。唯有具備扎實的專業素養和深厚的學科知識儲備，方能在未來進入職業軌道后實現順利銜接與持續發展，這也體現了高考人才選拔以學科素養為重的內在依據。其次，在通用能力層面，拔尖學生的成長依托一系列通用能力的全面發展，包括問題解決能力、創新思維能力以及人際交往與團隊協作能力等，這些能力是其應對復雜情境與推動學科前沿進步的關鍵支撐。在《中國高考評價體系》中，強化能力評價已成為高考改革的重要方向，諸如實踐操作能力、創新思維能力等多個關鍵能力群均被納入評價范圍。最后，在價值認知層面，拔尖學生不僅應擁有扎實的專業素養，更需建立正確的價值觀與道德認知，將堅定的意志品質與專業情懷融入個人成長全過程。在《中國高考評價體系》中，核心價值觀考察也被置于評價體系的核心位置，強調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內在統一（教育部考試中心, 2019, pp.26-31）。

整體而言，學業表現、通用能力與價值認知三大維度，不僅契合拔尖創新人才成長的基本規律，更與我國高考評價的目標導向高度一致，是分析高考對拔尖學生選拔效果的良好觀測指標。盡管價值觀、綜合能力等非學業評價維度并非高考試題的直接考查內容，但它們卻是拔尖學生選拔與后續培養的關鍵要素，對研判高分學生在大學階段的長期發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啟示意義。

三、

研究設計

（一）數據與樣本

本研究使用由北京大學教育學院課題組實施的“全國高校教學質量與學生發展監測調查”數據庫開展實證分析。數據庫采用概率比例規模抽樣法，基于研究型大學、普通本科院校、民辦本科院校的分布情況，在全國分區域（東部、中部、西部）隨機抽取調查院校。在調查院校內部，基于各院系、各學科門類、各年級在讀學生的規模占比開展隨機抽樣。問卷針對2018級本科生發放，在大一學年末開展基線輪調查，并在大四學年末開展追蹤輪調查，共獲得17,958份有效樣本。其中，男性樣本占比44.2%，女性樣本占比55.8%；工學類專業樣本占比43.8%，人文類專業樣本占比13.5%，理學類專業樣本占比7.0%，社科類專業占比35.7%。樣本結構與我國本科在校生結構基本吻合，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為探討高考對拔尖學生的選拔效果，如何科學界定此類學生是本研究實證分析的基礎。立足動態發展論的理論視角，本研究將“拔尖潛質”界定為一種在學業與創新領域可培育的發展潛能，而非少數天賦異稟者所獨有的固化特質。其核心假設在于，該潛質能夠通過科學的選育機制得以有效激發②（Johnsen, 2024）。這一分析視角更契合我國促進拔尖創新人才系統涌現的政策取向。因此，在樣本篩選過程中，參考已有研究（徐國興, 2020），將分析樣本確定為“雙一流”建設高校的學生群體。這可以觀測學業基礎比較良好的學生群體的發展情況，避免拔尖學生概念的過度泛化。同時防止因過于狹窄的對象界定而造成的遺漏。總體而言，本研究采用比較開放、穩妥的研究對象選擇策略。

本研究對原始數據開展了一系列樣本篩選與清洗工作。一是將基線輪樣本與追蹤輪樣本進行縱向匹配，形成本科生長周期發展情況的追蹤數據集。二是剔除在高考成績、大學綜合學業發展等關鍵變量存在奇異值的樣本。

（二）變量操作化

表1呈現了本研究使用的主要變量及其操作化情況。就被解釋變量而言，基于分析框架，本研究從學業表現、通用能力與價值認知三大維度觀測拔尖學生的大學綜合發展，從而拓寬分析視野。其中，學業表現主要采用學生大學百分制平均學分績點，通用能力則涵蓋同理心、包容心、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創新能力、社會責任六項指標，二者結合有助于系統考察拔尖學生的認知與非認知發展。此外，本研究也將價值認知指標納入分析框架，從而觀測拔尖學生在擇業觀、金錢觀、公共利益、學術規范等方面的認知情況。考慮到通用能力與價值認知兩大維度采用主觀量表測量，本研究開展了信效度評估分析。結果顯示，兩個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均在0.9以上，驗證性因子分析KMO值均在0.8以上，且各題項因子載荷系數均大于0.5，測量信度和結構效度良好。

表1 變量與操作化

本研究的核心解釋變量為拔尖學生的高考成績，考慮到不同省份、不同科類的考試內容不同，原始高考分數不具備可比性，因而需要對其進行標準化處理。本研究參考劉精明（2014）的處理方式，先將樣本劃分為生源省份+高考科類的若干子集，如山西省文科、湖北省理科等，再于各子集內部，對高考成績進行如式（1）所示的標準化轉換。

式（1）中，腳標i代表樣本個體，腳標p代表樣本生源省份，腳標s代表樣本高考科類，mean與stdev分別為求均值與標準差的算子，Standard CEE Scoreijk即為來自j省份的k科類樣本i的標準化高考成績，這一處理使得該成績具有一定的橫向可比性。

為提升系數估計結果的科學性，本研究將一系列協變量納入模型，予以控制。包括個體特征、高中學業基礎、大學學業投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等，其具體操作化指標詳見表1。

此外，本研究同時控制高校與專業雙重固定效應，從而消除被解釋變量在高校間、專業間不可觀測的系統性差異。

（三）模型設定與分析策略

本研究構建如式（2）所示的基準回歸模型。

式（2）中，腳標i、j、k分別代表樣本個體、就讀高校及就讀專業，β0為截距項，εijk為隨機擾動項。College Academic Developmentijk為被解釋變量，即拔尖學生在學業表現、通用能力與價值認知維度的大學學業發展情況。Standard CEE Scoreijk為核心解釋變量（標準化高考成績），β1為本研究所關注的待估系數，即高考對拔尖學生綜合發展的短期識別力與長期預測力。Characteristicijk、Highschoolijk、Academic Involvementijk、SESijk分別為個體特征、高中學業基礎、大學學業投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等協變量。

本研究面臨一定的內生性風險，在升學階段，高考成績本身就是對學生學業表現的一次篩選，這可能導致對高考識別效果的低估。因此，本研究在模型中納入高校、專業雙重固定效應，分別處理不同高校間、不同專業間不可觀測的異質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上述內生性問題。

具體而言，高校固定效應用于處理高校間系統性差異造成的影響，如高水平大學學生學業發展整體居于優勢，這種平臺效應可能遮蔽了高考成績的識別效果。專業固定效應旨在解決不同專業間的差異問題，如人文、社科、工學與理學各類專業之間的固有差異。

在操作層面，本研究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通過在模型中引入一系列是否就讀于各高校、是否就讀于各專業的虛擬變量，從而為不同高校、不同專業的樣本群組賦予單獨的截距項。式（2）中Collegeik與Majorij分別為高校層面與專業層面的固定效應。

在基準回歸的基礎上，為進一步探究高考選拔效果的異質性特征，本研究引入分位數回歸模型，在因變量的不同分位數點，觀測影響規模與顯著性的變化。這可以揭示高考成績對于綜合發展偏優或偏弱的拔尖學生的識別力是否存在差異。模型設定如式（3）所示。

其中Qτ (High-Potential Students Developmentijk)表示被解釋變量在τ分位數點的情況。與之對應，γ1,τ為因變量處于τ分位數點時，解釋變量的影響系數。

四、

實證分析

（一）高考成績對拔尖學生大學學業發展的短期識別力

本研究基于基準回歸模型，聚焦“雙一流”建設高校樣本，考察高考成績對學生大學新生年綜合學業發展的短期識別力，表2呈現了基準回歸模型估計結果。

表2 高考成績對拔尖學生大學學業發展的短期識別力分析結果

注：括號內為穩健標準誤；*p＜0.10，***p＜0.01。

表2的基準回歸模型驗證了高考的差異化識別效果。就學術潛力較強的“雙一流”建設高校樣本而言，在大學新生年，高考成績對拔尖學生的識別效果集中體現于學業表現與價值認知層面。具體而言，在控制基礎變量后，標準化高考成績每提升1個標準差，拔尖學生的新生年學生平均學分績點會顯著提升0.946分（p<0.01），價值認知水平會提升0.038分（p<0.10）。值得注意的是，模型估計結果在通用能力（β=0.031，p>0.10）維度未發現顯著關聯。綜合而言，在大一新生年階段，高考可以有效識別出學業表現優良、具有公共情懷的拔尖學生，其選拔效果主要集中在學業表現與價值認知層面。

為進一步考察高考選拔效果的潛在異質性，本研究引入分位數回歸模型，觀測在被解釋變量不同分位數點上，回歸系數的變動趨勢，表3和圖3呈現了分位數回歸的結果。考慮到基準回歸驗證了高考對拔尖學生大學學業表現和價值認知發展的識別力，分位數回歸也聚焦這兩個維度展開。

表3 分位數回歸結果

注：括號內為穩健標準誤；**p＜0.05，***p＜0.01。

圖3 分位數回歸系數分布圖

表3和圖3分析結果顯示，對就讀于“雙一流”建設高校的拔尖學生而言，高考短期識別力存在顯著的群體異質性特征，呈現出隨被解釋變量分位數提升而不斷下滑的態勢。

在新生年學業表現方面（Panel A），對于學業表現處于20分位數的較低區間學生，高考具有比較突出的選拔效果。標準化高考成績每提升1個標準差，拔尖學生的大一平均學分績點會提升約1.823分（p＜0.01）。但是隨著分位數的提升，高考成績的識別力在逐步下降。在80分位數的較高區間，標準化高考成績與拔尖學生學業表現的關聯系數下降至0.727（p＜0.01）。

在新生年價值認知維度（Panel B），分位數回歸揭示了相似的分析結果。在價值認知處于20%較低分位數的拔尖學生群體中，標準化高考成績每提升1個標準差，其價值認知水平會提升約0.080分（p＜0.01），這一系數規模相當可觀。而當被解釋變量提升至50分位數及以上時，標準化高考成績對拔尖學生的新生年價值認知，則不再具備正向識別力。

整體而言，分位數回歸結果顯示，高考對拔尖學生的識別效果，主要體現在綜合發展處于平均水平及以下的群體。而對學業表現、價值認知處于優勢位置的拔尖學生，高考識別效果仍相對薄弱。

（二）高考成績對拔尖學生大學學業發展的長期預測力

本研究基于大一至大四全學年追蹤調查樣本，拓展觀測周期，從更長的時間周期分析高考成績對拔尖學生綜合發展的長期預測力，相關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高考成績對拔尖學生大學學業發展的長期預測力分析結果

注：括號內為穩健標準誤；***p＜0.01。

表4分析結果顯示，就大學全學年而言，高考成績對拔尖學生綜合發展的長期預測力主要體現在學業表現方面。而在通用能力與價值認知維度，高考成績并不具備顯著預測力。具體來看，就學業表現而言，標準化高考成績每提升1個標準差，拔尖學生大學全學年平均學分績點將提升0.540分。盡管其影響規模較新生年學生而言，出現一定幅度的收縮，但仍然顯著存在。反之，在價值認知維度，對新生年學生存在的識別效應（β=0.038，p<0.10）在四年追蹤中逐漸消失（β=0.024，p>0.10）。這一結果證實，在學業層面，高考對拔尖學生具有較長周期的選拔效果，而在能力、志趣與價值等非認知層面，高考選拔效果則具有一定的短時性。

五、

結論與討論

在《被選中的：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的入學標準秘史》一書中，杰羅姆?卡拉貝爾（Karabei, J.）基于對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三所名校百余年招生史的分析指出，精英大學的入學標準集中體現了一個時代對于“英才”的定義：哪些年輕人具有接受優質高等教育的潛力？哪些能力和品質被時代所看重？探索暗藏在招生標準背后，英才的選拔映射出特定時代的價值取向與社會結構（杰羅姆?卡拉貝爾, 2014, pp.708-740）。當前，隨著我國將拔尖創新人才培養上升為國家戰略，高考作為高等教育人才選拔的基本制度安排，亟須在保持公平底線的同時，強化對拔尖學生選育的政策適配性。

本研究構建了一個覆蓋大學新生年至全學年學業發展的縱向分析框架，依托全國高校教學質量與學生發展監測調查數據庫，基于縱向追蹤研究設計考察了高考對于拔尖學生的選拔效果，主要研究結論概述如下。其一，在大學新生年，標準化高考成績可以有效預測拔尖學生的學業表現與價值認知，但對于通用能力發展尚未呈現顯著識別效果。其二，高考對拔尖學生的短期識別力存在異質性特征，對于綜合發展水平較高的拔尖學生群體，高考識別效果相對有限。其三，將分析視野拓展至大學全學年，高考對于拔尖學生綜合發展的預測力出現一定的衰減特征，高考成績與拔尖學生長期發展的動態關聯性較弱。

上述研究結論可以為深化高考綜合改革，促進拔尖學生培養，推動拔尖創新人才涌現等提供一定的政策啟示。

首先，針對拔尖學生特殊發展需求，應優化高考評價機制，引入更具綜合性與靈活性的識別工具。本研究結論顯示，高考對拔尖學生學業發展層面的選拔效果比較顯著，這與已有研究對選拔性考試效力的分析結論基本吻合（Stemler, 2012）。但值得關注的是，對于拔尖學生而言，其長期發展更依賴于一系列學業之外的綜合素質。如對專業領域的情感融入與研究志趣，廣博的知識視野與創新潛質等。鑒于此，在深化高考綜合改革的進程中，亟須構建與拔尖學生成長規律相適配的評價體系。就識別工具而言，可嘗試設置拓展性試題模塊，引入開放性情境和研究型題目，識別學生的學科潛能和創新思維。據此，可建立梯度化的評價框架，避免單一考察取向造成的人才識別偏誤風險。

其次，在選拔性考試成績之外，高等教育應該引入更為多元的招生標準，探索綜合評價招生模式。一方面，以研究型大學為主導，探索引入更為靈活的招生模式。例如通過特定項目的表現性評估，識別學生在具體情境下的創新素養（Cao et al., 2017）；或組織以迷你面試（Mini Interview）為核心的綜合評估，判斷學生的非認知能力發展水平（Makransky et al., 2017）等。另一方面，考慮到拔尖學生的能力特質，可以在部分高校試點探索“考招分離”的招生模式，避免統一考試對創新潛能識別的失靈，從而在制度層面破解“唯分數論”對拔尖創新人才選拔的約束。

最后，緩解“拔尖”與“創新”之間的張力，實現人才培育與選拔之間的系統協同，在根本上有賴于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的順暢銜接，突破學段壁壘，從而實現拔尖學生的貫通式培養。在高考選拔引導下，拔尖學生會形成規制性色彩濃厚的學習行為傾向，并延續至高等教育階段。面對這一情境，應在基礎教育階段構筑更具自主性的教學與學習環境，實現高中至大學人才選育機制的一體化設計，以適配拔尖學生的動態發展需求。為實現上述目標，一方面，大學教育需強化對基礎教育系統的回應性，嘗試開展廣泛的協同培養計劃，為高中教學轉型提供必要支持。特別是在國內高中教學資源相對有限的現實情境下，各區域高等院校可以加強與屬地高中的互動，將大學學術系統的影響力向高中教育滲透。另一方面，基礎教育需要克服應試化傾向，特別是高中教育階段，需著重弱化教學管理的規制型色彩，尊重學生學習自主權，為拔尖學生的個性化發展賦予充分空間。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有待在未來研究予以突破。一方面，由于高考成績與學生入讀的高校層次之間存在較強關聯性，其選拔效果已經在院校分流中有所體現。盡管本研究通過限定“雙一流”建設高校樣本，在模型中引入高校固定效應等手段予以處理，但仍存在低估高考選拔效果的風險。未來研究可以引入斷點回歸、自然實驗等策略，實現更為科學、精準的估計。另一方面，盡管本研究基于追蹤調查，采集了拔尖學生大學新生年短期與全學年的長周期發展特征，但觀測視野仍存在一定局限性，特別是缺乏對拔尖學生高中教育階段學業經歷的分析。未來研究可以著手建立跨學段的長期追蹤微觀數據庫，廣泛采集學生基礎教育階段的多元學業經歷、高等教育階段的學業參與及成就乃至長期職業發展狀況，以實證證據提升政策決策的科學性，進而助力貫通式人才培養體系的構建。

注釋：

① 在本研究中，大學新生年指大一全學年，大學全學年指大一至大四4個學年。

② 兩者之間的差異可以從英文表述中更為直觀地體現出來，前者往往采用“High-Potential Students”概念，后者則采用“Gifted Students”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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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ort-Term Identification Power and Long-Term Predictive Validity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cores for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High-Potential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Jin Honghao

Abstract:Scientifically identifying disciplinary literacy and core competencies in order to select students with the greatest developmental potential for higher education is not only a key policy objective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but also a critical link in the cultivation of top innovative talents in China. Drawing on data from the National Survey on Teaching Quality and Student Develop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is study adopts a longitudinal research design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short-term identification power and long-term predictive validity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cores for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high-potential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standardized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cores demonstrate significant identification power with respect to high-potential students’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value perceptions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university, while no clear identification effects are observed in domains such as generic competencies. Moreover, when the analytical horizon is extended to cover the entire period of undergraduate study, the long-term predictive validity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cores for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high-potential students exhibits a certain degree of attenuation. In light of these result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differentiated sele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framework that is aligned with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high-potential students, thereby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the systematic emergence of top innovative talents.

Keywords:high-potential students; top innovative talents;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cores; selection effectiveness; longitudinal study

作者簡介

金紅昊，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講師（武漢 430074）。

基金項目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2025年度青年項目“資優學生貫通式培養中的高中—大學銜接機制研究——基于跨學段追蹤調查數據”（項目編號：72504098）

責任編輯：單玲 陳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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