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書房 || 最后的騎士與他的“文字城池”——探訪作家高建群“高看三眼”工作室

在陜西文壇，高建群是一個繞不開的獨特坐標。他被譽為浪漫派文學最后的騎士，是震動中國文壇的陜軍東征主將之一。一部《最后一個匈奴》，讓黃土高原的蒼茫與游牧民族的風骨，鐫刻進當代文學史冊。如今，這位年逾古稀的文學老將，仍沒有擱下手中的筆。

仲春的一個午后，記者走進位于西安市蓮湖區(qū)豐園社區(qū)的“高看三眼”工作室。屋外，蔥郁綠意肆意鋪排；室內，墨香、紙香與書香交織。一腳踏入，便隔絕了市井喧囂，仿佛闖入一座由文字與思想構筑的精神“城池”。

高建群

在這里，我們與這位文壇騎士圍坐暢談，聽他講述半個世紀文學生涯的堅守與熱忱，回望從邊防哨所到文壇高地的漫漫征途。

方 寸 天 地 間 盡 顯 文 化 氣 象

文人書房向來藏著處世哲學。高建群的書房名號，從“高看一眼”到“高看兩眼”，再到如今的“高看三眼”，藏著他的人生智慧與人格追求。

“把自己看低一點，把別人看高一點，把世間所有人都高看一眼，這是我的做人原則。”他如此解釋書房取名的緣起。

“ 高看三眼”工作室，是一間百余平方米的開闊空間。臨窗的書架上插滿了書，典籍、畫冊、著作層層疊疊，塞得滿滿當當。一張碩大畫案擺在書架對面，筆墨紙硯隨性鋪陳。在工作室一隅，高建群的一幅書法作品介紹了工作室取名的含義：“第一眼看山，山就是山；第二眼看山，山不是山，已經幻化成第二自然；第三眼看山，山還是山。 ”

古人云：“詩不能盡，溢而為書。 ”高建群說：“書不能達，變而為畫。”文學表達不盡的情感，他訴諸筆墨丹青。畫畫、寫字，成了他情緒的宣泄口。

書房四周墻面上懸掛著他創(chuàng)作的書畫，有線條簡練的佛陀造像，有雄渾厚重的歷史題材，樸拙大氣，字里畫間皆是文人風骨與天地胸襟。

從“高看一眼”到“高看三眼”，不僅是空間的拓展，還是視野的提升、格局的升華。在這里，高建群既是書寫民族史詩的小說家，又是寄情筆墨的書畫家，還是閱盡世事的思想者。

“我最開始的書架都很簡陋，延安時期也有書架。到了西安后，一直到現在能有這樣排場的工作室，是后來的事情。”從簡陋書架到如今的“高看三眼”工作室，從延安的狹小陽臺到西安這座“文字城池”，書房的變遷，映照著一位作家半生的文學苦旅。

從 邊 防 哨 所 走 向 文 學 高 地

“我被文學綁架了五十年。”高建群笑著說出這句略帶自嘲卻滿含深情的話。這句“綁架”，始于遙遠的邊防哨所，始于一次偶然的相遇，更始于心底無法抑制的文學沖動。

少年時，他讀的第一套書籍，是八卷本《中國民間故事》，那些鮮活的故事為他悄悄埋下文學的種子。后來，他遠赴新疆，成為北灣邊防站的一名戰(zhàn)士。哨所地處古爾班通古特沙漠北部邊緣，距縣城百公里之遙。大雪封山時，郵遞員半個月才來一次，無書可讀、無報可看的孤寂，成了青春最深刻的底色。

越是荒涼，越要生長。寂寞邊防線上，高建群把滿腔情愫化作詩句。“我每次下哨歸來，便在瞭望登記簿上、紙片上寫寫詩。”1975年的一天，新疆軍區(qū)北疆軍區(qū)政治部主任那狄將軍到邊防一線搞調研，遇大雪封路，一行人將吉普車開進了這所偏僻的邊防站，并在此留宿了十五天。

在回憶文章里，高建群這樣描寫這次際遇：“那主任來到邊防站時，我已經在這個充滿兇險、與世隔絕的邊防要塞，當兵快三年了。三年中我寫了不少的詩，在紙片上寫，在本子上寫… …正當我在巴掌大的小本上埋頭寫詩時，門開了，走進來兩個軍人。那主任一行沒有睡覺，這時是凌晨一點，查完鋪后才去睡覺。他要看這個小本，看我在上面寫什么。我拼命地用手捂著，不讓他看。我有些害羞，那些最初寫作者，將作品拿出來示人時，大約就像我這滿臉窘態(tài)。 ”

將軍看完高建群寫的詩后，神情嚴肅地說：“在這樣遠離祖國心臟的地方，還有一位小戰(zhàn)士葆有文學沖動，難能可貴。”隨即安排陪同的“侯干事”謄抄了詩作，寄往《解放軍文藝》。1976年8月號的《解放軍文藝》上，刊登了“戰(zhàn)士高建群”的《組詩：邊防線上》。這篇處女作的發(fā)表，像一道光，照亮了他的人生前路，也讓他徹底與文學綁定，從此再也無法分離。

“ 第一次發(fā)表作品帶來的榮譽感與沖動，讓我再也放不下筆。”從邊防戰(zhàn)士到專業(yè)作家，從短篇詩作到鴻篇巨制，寫作早已融入骨血，成為一種近乎“病態(tài)”的習慣。“每次坐到桌前就想寫，不寫反而憋得難受。”即便年過七旬，他依舊筆耕不輟，新作不斷。

朋友問他年紀這么大了，為何還對寫作有這么大的勁頭？他坦言：這是陜西作家刻在骨子里的責任感。他們總有一種“苦行僧”式的拼勁。“真誠面對生活，真誠寫作，一定會有讀者。 ”

高建群作品集 王藝航/攝

從邊防哨所走向文壇，高建群用了二十多年。而真正讓他震動中國文壇的，是1993年那部誕生于延安陽臺上的史詩巨著。

一 張 書 桌 承 載 的 史 詩 重 量

中國文壇永遠記得1993年。《最后一個匈奴》《白鹿原》《廢都》等力作橫空出世，掀起聲勢浩大的陜軍東征，讓陜西文學響徹全國。而《最后一個匈奴》這部震撼文壇的陜北史詩，誕生于延安日報社家屬樓一間簡陋的陽臺上。

1991年，高建群住在家屬樓的一間狹小居所，所謂“書房”，不過是臨街的陽臺。盛夏酷熱、寒冬凜冽，他就在這方逼仄空間里，開啟了宏大敘事的創(chuàng)作。

多篇新聞報道中，都曾提到高建群寫《最后一個匈奴》時的案頭書：拜倫的《唐璜》與《印象派繪畫技法》。

“在《最后一個匈奴》之前，我只寫過幾部中篇小說與散文集，對于駕馭宏大的長篇，感覺很吃力。”處理大量的素材需要技巧，而他借鑒的便是《唐璜》詩體小說的抒情筆法，吸收了印象派藝術“化生活為藝術”的精髓。“我就想著怎么擺布那幾十個人物，怎么安排那些事件，讓這些人物從這些事件中穿堂而過。人物出來了，事件也出來了，寫得就會很順利。”

他給自己定下嚴苛目標：每天必須寫五千字。清晨兩千、下午兩千、睡前一千，雷打不動。“有一次寫忘了，一天寫了一萬四千字。當你進入一種非常規(guī)狀態(tài)的時候，你感覺自己不是在寫作，而是在機械地記錄，好像有一只無形的手指揮著筆尖，整個人理智完全消失。這是寫作最好的狀態(tài)。 ”

書稿完成那天，編輯陪他到延安南關郵局，將厚厚的稿件寄往作家出版社。他隨即給圖書編輯發(fā)電報：“《最后一個匈奴》已全部完稿，中國文壇將有一件大事要發(fā)生，讓我們做好迎接它的心理準備！”寄出后，高建群心神不寧，朋友驅車帶他來到志丹縣，在陜甘邊界處一個叫麻臺的林場住了幾天，他才從文學的癲狂狀態(tài)回歸現實。

1993年，《最后一個匈奴》出版，迅速引爆文壇。央視專程赴延安拍攝，鏡頭對準那間簡陋陽臺，解說詞擲地有聲：就是在這個簡陋的書桌上，誕生了一部宏大敘事的陜北史詩。那一年8月6日，《最后一個匈奴》在西安鐘樓書店簽售，排隊的人群順著東大街排了五百米，聲勢浩大。

從延安陽臺到西安有排場的工作室，變的是創(chuàng)作環(huán)境，不變的是伏案疾書的執(zhí)著；從青澀戰(zhàn)士到文壇大家，變的是身份地位，不變的是對文學的赤誠敬畏。那張歷經歲月的書桌，見證了一位作家的堅守，也承載著一個時代的文學重量。

回望1993年，那是一個屬于文學的黃金時代。“那時很多人把文學當作拯救自己、成就自己的路徑。”高建群感慨，在陜北，無數青年聽了漁夫和金魚的故事，來到黃河邊，呼喚普希金筆下的“金魚”出現。確實也有一部分人，因為文學而改變了命運。

“文學是成本最低的投資。一張稿紙、一支筆，再把自己投入進去，就可以展開想象了。一個乞丐的夢最富有，文學亦是如此。”

今年3月底，高建群的最新散文集《第二次成長》出版，這本書收錄了他近年來創(chuàng)作的40余篇散文作品。他說自己迎來了個人的“第二次成長”，也迎來了文學道路上的再次全新出發(fā)。“五十年來，文學給予了我一切，它是我的信仰，也是我的圖騰。它已經長在我的骨頭里，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我停不下來，也不想停下來。”

讀 萬 卷 書 還 要 行 萬 里 路

年逾古稀，高建群愈發(fā)謙遜。他年輕時自認學富五車，如今卻常感嘆：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有很多古人留下的重要的書，我沒有讀。尤其是我們優(yōu)秀傳統文化中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百家爭鳴時代的重要著作，這都是中國人的文化根基。讀書不能有功利心，否則不利于人格的完成。我這么多年風風火火地走過來，跌倒了爬起來，爬起來再跌倒，變得越來越堅強，就是因為我有一肚子的學問在那里支撐著。”

他曾寫《我有鎧甲十二副》，那些讀過的書、走過的路、悟過的理，便是他最堅硬的鎧甲，讓他在人生起伏中愈發(fā)堅強。文壇沉浮、世事冷暖，都化作筆下從容，化作內心篤定。

談起第一本影響他至深的書，他提到了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這是一本以音樂家貝多芬為原型的小說，告訴你一個人的心靈可以崇高到什么地步，寬廣到什么地步。《約翰·克利斯朵夫》使我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學，一個藝術家應當怎樣高貴地活著和思考。”

他有一句廣為人知的“名言”：在西北大學演講時，他拍著自己的大肚子笑稱：“我的大肚皮就是一座圖書館。”萬卷藏書固然重要，但真正滋養(yǎng)創(chuàng)作的，是讀進心里、融入血脈的知識。

2018年，高建群參加了絲綢之路萬里行，車隊從西安出發(fā)，穿越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俄羅斯、烏克蘭等十多個國家，七十多座城市，行進兩萬二千多公里，最終到達英國倫敦，整個行程歷時兩個多月。從長安到倫敦，他親歷了文明交融的壯闊。

旅途上，他隨身攜帶幾十本書，其中，湯因比《人類與大地母親》讓他感觸很深。“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書上得到的那些知識，只有親歷以后，才能感覺到歷史的沉重感。穿越了歐亞大陸，我們接觸了不同文化、不同人群，我的胸襟空前開闊了。如果讓我再年輕二十歲走絲綢之路，可能我后來的文學生涯會更開闊。即就是現在，我也覺得我比中國當代的大部分作家視野開闊得多。”

這次行走孕育出的長篇小說《中亞往事》，成為高建群四十年軍旅情結與絲路情懷的結晶。

文 學 騎 士 的 堅 守 與 寄 語

如今，這位文壇騎士依舊精神矍鑠、筆力雄健。《統萬城》《大平原》書寫大地史詩，《第二次成長》凝結人生智慧，《中亞往事》續(xù)寫絲路傳奇…… 他的文字，始終扎根黃土、放眼天下，既有歷史的厚重，又有生命的溫度。

對于年輕讀者，他的建議是：多讀書，讀雜書。文學名著當然要讀，但雜書也要讀一讀。“我現在基本上讀的雜書比較多，包括一些網絡推薦的雜志，不光是文學方面的，社會、哲學方面的都有涉獵。讀書不要像學生念課文那樣死記硬背，而是把書讀透，做到萬法歸一、為我所用。”

關于讀書，他有自己的見解。太白文藝出版社社長黨靖曾問他：“你認為什么樣的書是好書？”他回答：“那種有強烈真實感的書就是好書，不要太文藝范兒。”他曾在機場候機室看過一本寫藏地風貌的書，內容像游記一樣，樸實無華地講述一個個地方。“ 如果我們寫絲綢之路，就應該這樣寫。書太文藝范兒，會破壞那種莊嚴的宏大敘事。”

從邊防哨所的青澀詩人，到陜軍東征的文壇主將；從延安陽臺的苦行僧，到“長安城”里的思想者，高建群用五十載筆耕不輟，證明文學的力量從未消逝。“高看一眼”，是他的處世之道，更是這個時代對文學應有的敬畏。在這個浮躁喧囂的時代，有人追逐流量，有人崇尚快餐文化，而高建群始終堅守嚴肅文學的崇高，守護文學的火種。

文化藝術報全媒體記者 梁飛燕 任俊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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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 | 張益嘉

審 核 | 慕 瑜

終 審 | 張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