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柳青誕辰110周年｜柳青：走哪一條路？

關于王愚的問題，許多同志作了詳細的分析，我只就聯系到培養新生力量的一方面講幾句。

不要以為我們對培養新生力量發生了懷疑。不，不是這樣的。自從1954年批判“紅樓夢研究”以后，由李希凡和藍翎起頭，在我國各地文學活動方面涌現了許多新人。他們大多數是好的，前進的。這一點，人們從這幾年文學創作的繁榮可以看出，從理論批評的活躍也可以看出。這證明壓制新生力量的錯誤是應該受批評的，提出培養新生力量的口號是對的。新的事物不斷地在發生著，發展著——這是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觀察世界的出發點，任何時候都不會動搖的。

但是每年春天總要和莊稼苗子一齊從地面上長出來一些雜草，其中有或多或少的毒草。莎士比亞說的好，“發光的不全是黃金”。的確，在提倡培養新生力量以后，出現了一些人是不好的，很不好的，非常壞的，還有惡毒的敵人。這是不奇怪的，趕集的人里頭，一千個有九百九十九個，或者九百九十八個是去買東西的，難保沒有一個或兩個是去偷東西的。出現在市集上的目的就不同。也有一些人，出現的時候還大體上是好的，后來見機而行，變壞了，甚至變得很壞很壞的。這也是不奇怪的。幾千年的階級社會，要在幾年里從思想上打掃得那么干凈，是不可能的。

我認為根本的問題有兩個：第一：是什么樣的“力量”？第二：如何去“培養”？

就拿王愚來說吧！他是什么樣的力量呢？他是一個舊時代的大公館的獨生子。他一生下來，就有許多人為他服務。他來到這個人類世界，就有一筆不動產和資產階級的優越感迎接他。他開始學說話和學走路的時候，資產階級的生活氣息就開始熏染他了。雖然在當時，這不是他所選擇的家庭；但他的這種出身，給他精神上堆積了夠多的資產階級垃圾。

從王愚的口頭的和文字的材料里，我們知道他和勞動的關系不大，在家里連被子也是別人替他疊；在機關里，他不愿參加全體工作人員組織的大掃除。但是他和名利的關系很大，可以說求名求利，到了處心積慮的程度，甚至說：“四十歲不成名，就要自殺。”他為了爭取出名，在借著批評周揚同志的幌子向黨進攻的時候，竟然和別人競爭，唯恐落在旁的右派分子和修正主義者后頭。他說：“如果搶先寫出這篇東西，一定可以名揚四海，為自己打出一個前途。”又說：“所以就不顧前后文，尋章摘句，也顧不得什么邏輯……”忙什么？他要“為自己打出一個前途”！滿足了王愚，工農兵文藝方向的前途又怎么辦呢？王愚完全依順了他的資產階級的階級本能，絲毫也不考慮中國文學的利益。僅僅這一點，不需要詳細分析，也十足地看出，文學事業在王愚來說，不是為人民服務的，而是為個人的名利欲服務的！

革命文學的先驅者被人們永遠紀念著，當代進步文學的先進作家被廣大讀者熱愛著，歸根結底的原因是什么呢？歸根結底的原因就在于：他們不是帶著個人的目的從事文學的。高爾基說：“我生下來就是為了反抗！”大家知道，高爾基用文學反抗舊世界的罪惡的社會制度幾十年。正因為這樣，十月革命以后，他對新世界的先進的社會制度全心全力擁護。魯迅為什么從學醫改行搞文學，大家都是熟知的，他要用文學醫治舊社會人們精神上的疾病，他用文學戰斗了畢生。魯迅如果今天還活著，他對我們這個社會該是多么熱愛！高爾基和魯迅走進文學的天地，動機是為了社會的！由于他們非凡的天才和艱苦的勞動，他們成為偉大的作家和思想家。這主要因為他們是自覺地和明確地用自己的文學天才和寫作勞動為革命服務的。他們給人類文化留下永不磨滅的遺產。

由于對舊社會的憤恨和反抗，或者由于對新社會的熱愛和擁護，愛好文學的青年情不自禁地自己寫起文章來。因為客觀的需要和主觀的努力，漸漸地寫得很多，變成職業的作家。成為職業作家以后，更時時意識到自己的社會責任，這種責任使作家永不滿足自己已經做過的工作，經常地參加社會變革的運動，用文學的形式促進社會的進步。這是先進的作家走過來的一條共同的光榮的道路。沿著這條道路一直走到生命的終結，這就是黨和人民所需要的。

但是還有另一條道路。由于某種偶然的機緣接近了文學，帶著個人的目的從事文學寫作，以為這是一種輕松的、自由的、吊兒郎當的職業，反而比其他的職業有名有利。王愚不是說嗎？——愛做什么就做什么，愿意做多少就做多少，沒有人管。他還說，要搞就搞大的，研究郭沫若和茅盾，攻擊周揚。這些話真像農民所說的，能毒死蒼蠅！難道這就是文學的特征嗎？這就是文學工作的特殊性嗎？這是對人民的文學事業的污辱。這和那些有社會責任感的勤勤懇懇的作家是不能相提并論的！一個寫作的動機是社會的，由于社會現實生活的激發而熱情地拿起筆來，為了社會寫作。另一個寫作的時候，根本不是社會現實生活激發的，而是被個人名利激發的，他們還沒有拿起筆來，投機取巧的思想甚至于抄襲剽竊的思想就鉆進他們的頭腦里來了。譬如王愚，把捷普洛夫心理學里所說的人類共同感情，套在他的文藝論文里當作自己的見解，忘記他和捷普洛夫面對的是不同的范疇。大約王愚自己也不敢說資本家和工人、地主和農民有多少共同感情吧。王愚對別人說：現在文學難搞，過去好搞，憑吊一個人，給朋友寫的信，只要寫得有意思就有人看。你看看，“今不如昔”的論調就是用這種邏輯推論出來的。無怪乎我們說工農兵生活的題材寬得很，寫也寫不完；他們卻老說題材窄得很。根本分歧就在于作家為什么寫作。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文學道路和我們這個社會的時代精神是相違背的，這條路是很狹窄、很陰暗的。走上了這條道路勢必反黨反人民，不管你走得多么遠，如果不回頭，就要被人民所拋棄！

但是這還不是最壞的。最壞的是“大風歌”的作者張賢亮這個“新生”的惡毒力量！祖父是國民黨官僚，父親和姑父是國民黨特務，他自己在解放后上中學的時候就是流氓集團的積極的成員。他的父親解放后因為進行特務活動被捕，服刑時病亡。他和我們有殺父之仇！他自己也因流氓活動被捕過的。他不敢用刀槍進攻我們，因為那樣作，一經發現又要蹲監獄，甚至于還有掉腦袋的危險。于是他改用文學這個武器，進行一種隱蔽的惡毒的進攻。如果說他的詩還采用隱蔽的方式，那末他給“延河”編輯部的信就是咬牙切齒的，他甚至于以他在“延河”上發表的前三首詩毒氣不大為恥辱。他恨不能把我們咬死，而作為“延河”編輯部主任的余念還要愛護這個“新生力量”哩！我們呢？同志們，在我們的階級敵人徹底被改造成普通人以前，或者幾十年后他們死盡以前，我們不能放松警惕！

我不準備在這里討論培養新生力量的方式方法問題。我既沒有經驗，就作品來說，自己還是青年習作者的階段。不過這不妨礙我提意見。我認為識別是什么樣的力量是首先的，最重要的。一定要弄清楚是我們的力量，還是敵對的力量。做到這一點，并不是那么困難的，除非在政治上麻痹的人。揭發出來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幾乎盡是敵偽軍官，國民黨特務，惡霸地主子弟和共產黨的叛徒。這證明他們是有選擇的。而我們呢？文藝既然是客觀現實在作家頭腦里的反映，那么，這個作家是什么樣的人，不是十分重要嗎？在培養的時候不應該看看對象的出身和經歷嗎？即使魯迅，也受過大騙的，何況我們呢？恐怕最糟糕的是不分青紅皂白培養新生力量，等于在家庭里用牛奶喂小狼。

其次糟糕的是：對于一些有才能的、有希望的年輕人采取庸俗的吹捧態度。吹捧入世未深的年輕人，如果不是遲緩他們的進步，就是扼殺他們的前途。北京揭發出來的丁玲對文學講習所的一些學生的做法，就是這樣的。請注意：如果有人吹捧你的時候，你就該冷靜地想想：他是想利用你做什么，還是對你有所希求。這個會上揭發出來的余念吹捧王愚，不也是這類性質嗎？或者是甲利用乙，或者是乙利用甲，或者是甲乙互相利用。這可以說完全是資產階級方式，和工人階級格格不入。每個野心家都需要一些抬轎子的人，但是沒有人愿意無緣無故為野心家服務，因此就有吹捧之必要。愿意為野心家抬轎子的人，有許多是出身不好的，品質惡劣的。但也有一些出身還好，品質不壞的年輕人，他們僅僅是想在寫作方面得到幫助。不幸的是他們找到了穿上外祖母衣服的狼。有這樣從下邊來的純良的人，到北京找了丁玲，到西安和余念拉起手來，以為這是進入文學天地的良師益友，那真是糟透了！

我們黨培養新生力量的做法是——“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為了改造，為了文學，都必須這樣做。我前面的意思并不是說，所有文學的新生力量都必須是工農出身的。這在相當的時間內是做不到的。盡管是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在學校里長大成人可以成為文學的新人；但是必須表現出愿意接近工農勞動者，并且按照黨的文學方針的要求，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和實際斗爭的鍛煉，改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可惜的是，許多人并不是認真地這樣做，有些人甚至于在僅僅出版了一個集子以后，就離開了工農勞動者，表現得非常樂于漂浮在上面，而不想在比較艱苦的，缺少文化娛樂的，每天的日常生活都是緊張斗爭的地方長期地安居樂業。劉紹棠就是突出的例子。黨號召作家深入生活，他把老家從鄉下搬進城，后來竟然搞起反黨的活動來。我們這里的王愚不也是這樣嗎？寫了幾篇理論批評以后，自以為了不起，不想學習馬列主義，改造思想，被一些同志糊里糊涂認為是“大膽的”青年批評家。這個教訓必須很好地吸取，必須把“深入生活、改造思想”作為如何培養新生力量的頭一條，然后才能談到其他的措施。

來源于《延河》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號

誦讀 姬鵬程

編輯 葉蕊 劉雅嬌 責編 李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