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周佛海得知兒子欲加入共產黨，沉默許久讓其自闖蕩

1948年2月，南京，一場婚禮在殯儀館里舉行。

新郎新娘披麻戴孝，站在棺材前成親。棺材里躺著的，是臭名昭著的大漢奸周佛海。

而迎娶新娘的，是他的親生兒子周幼海。這一幕，比任何小說都荒誕，也比任何歷史都真實。

1922年，周幼海出生在日本。

彼時他的父親周佛海不過是個窮學生，靠稿費過活，和妻子楊淑慧擠在東京的出租屋里，日子緊巴巴的。沒人能預料到，這個孩子日后會走上一條和父親截然相反的路。

事情的轉折從1938年開始。

那一年，周幼海跟著母親遷到香港，進了嶺南中學。他在那里的日子，不好過。同學們罵他"小漢奸"，有人拿刀在他的課桌上刻了這三個字。他抬頭，四周都是冷漠的眼神。他低頭，桌上那三個字刺進眼睛。

父親周佛海，在1938年12月正式隨汪精衛投日，從此成為汪偽政府的核心人物，位列汪精衛、陳公博之后，是偽政權里第三號有實權的人物。一個父親的選擇，把兒子釘在了恥辱柱旁邊。

1939年，周幼海被送到了日本。日本人給出的理由冠冕堂皇——讓他去讀書，接受最好的教育。安排了豪華郵輪包廂，住進了大財閥藤田源一的別墅，專人陪同，寒暑假不許回國。表面上是禮遇，骨子里是軟禁。

直到高宗武和陶希圣在香港公開揭露"日汪密約"，順帶捅穿了這件事——周幼海，是日方鉗制周佛海的人質。

就在這段最灰暗的時期，一個叫陳國楨的中國同學找到了他。陳國楨在學校兼管圖書館，悄悄塞給他一本用白紙把封面包得嚴嚴實實的書——美國記者斯諾寫的《西行漫記》。叮囑他，不能告訴任何人。

周幼海當晚一口氣讀完了這本書。

他第一次知道中國有個共產黨，第一次知道陜北有個叫延安的地方，也第一次知道，他的父親周佛海，原來也曾是共產黨的一員，后來背叛了，走上了另一條路。

這本書之后，陳國楨又給了他一本油印的小冊子，封面上寫著《論持久戰》四個字。那是毛澤東寫的。

一個人的精神世界，就這樣被兩本書徹底打開。

陳國楨后來被日本憲兵逮捕，死在了獄中，沒能活著出來。但他點燃的那根引線，已經在周幼海心里燒了起來。

1941年暑假，周幼海爭取到了回國的機會。他剛回到上海，就開始謀劃出逃——他要去大后方，要去抗戰。他找到了在香港讀書時的知心同學姚祖彥，把計劃說了出來。

一個人，一夜，悄悄住進提前訂好的酒店，第二天天沒亮，登上了去杭州的火車。

他以為這次能成。

沒想到火車還沒進站，月臺上已經站滿了日本憲兵和特務。是他的父親，把他出賣了。周佛海得知兒子出逃，第一反應是報告日本憲兵隊，請求截回。姚祖彥扛不住楊淑慧的眼淚，說出了出逃路線。

周幼海被押解回上海。

兩次出逃，兩次被截。那年他19歲。

1945年，日本投降了。

周佛海的算盤打得響。他迅速成立"上海行動總指揮部"，把大漢奸的身份往旁邊一扒，搖身一變成了"抗日英雄"，接手上海治安。戴笠飛到上海，天天在周家吃飯，口口聲聲保他一命，暗地里惦記著他的財產。

很快，戴笠設局，把周幼海騙進了重慶，關進了白公館。

父子倆，一個在牢里，一個失去自由，被軟禁在同一個屋檐下，足足七個月。

在那七個月里，父子有過一次長談。周佛海勸兒子去美國讀書，說給他存了十萬美金。周幼海的回答，讓這個老政客沉默了很久——他說，他要去找共產黨。

周佛海沒有反對，也沒有阻攔。沉默許久后，只說了一句話：你自己去闖蕩吧。

1946年，戴笠墜機身亡，毛人鳳接了軍統。周幼海被放了出來，被安排去成都。他在成都晃了二十多天，神不知鬼不覺地回了重慶，直接找到曾家巖的中共辦事處，要見周恩來或者董必武。

由于沒有引薦人，沒有成行。

但他沒有放棄。回到上海，通過同學輾轉聯系上了地下黨策反委員會的田云樵。田云樵對他的情況早有了解，說了一句話——父親是父親，兒子是兒子，黨歡迎你。

1946年8月，周幼海在蘇北淮陰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特別黨員"，改名周之友。

他把母親給他的港幣二十萬、英鎊五千，以及幾支翡翠翎管和寶石鉆戒，全部上交給了黨。一分不留。

這一年，他的父親周佛海正在南京老虎橋監獄里等待審判，從死刑被改判為無期徒刑，在獄中靠私人廚師吃飯，熬著剩下的歲月。

父子二人，就這樣走向了徹底不同的兩條路，再也沒有交匯。

入黨后的周幼海，進入了最危險的地帶。

他公開的身份是在上海中央商場二樓做投機生意的商人。暗地里，他用父親留下的那一張關系網，深入敵方核心，策反國民黨的軍政人員。這張網，是周佛海二十年漢奸生涯里織出來的，現在成了兒子用來對付國民黨的工具。

1948年，地下組織需要一批短槍。從解放區運來不方便，組織安排周幼海夫婦想辦法。妻子施丹蘋化名"王小姐"，和警備司令部的喬耐少校秘密接頭，以約定價格買下了幾十支短槍，任務完成，全身而退。

但軍統已經盯上了他。

1949年初，軍統把周幼海的名字列進了黑名單。一位地下黨同志冒險傳來消息——特務隨時可能動手，必須立刻撤離。周幼海夫婦當夜轉移，住進了一間白俄人的房子里，大門不出。母親楊淑慧留下來應付局面，每天出門打牌，逢人便說兒子去了英國。

特務上門搜查那天，什么也沒找到，悻悻離去。

上海解放前夕，周幼?；氐郊抑?，把家里的人組織起來，每人發槍，分守各處。楊淑慧看著從容指揮的兒子，心里第一次覺得踏實。

上海解放后，周幼海進入上海市公安局，出任社會處二室二科副科長。他還將分家所得的一萬美元，全部上交給了組織，一分不少。

那幾年，他繼續監控殘余敵特，圓滿完成多項任務。如果歷史就此打住，這是一個功勛可觀、晚年平穩的故事。但歷史沒有打住。

1955年，一通電話打來，讓他準備出差。他走進警察局，一雙手銬套上了手腕。

原因是"潘漢年·揚帆案"。周幼海被牽連進這場冤案，押往北京，關進秦城監獄，一關十年。出獄后，又以"反革命罪"被判處管制三年，在工廠里監督勞動，住集體宿舍。

1967年，又一場風暴來了。他再度被扣上"內奸"的帽子，第二次進了秦城監獄，又是八年。1975年出獄，繼續被送去工廠勞動。

短短十八年，兩次入獄，出來時已經半身癱瘓，只有一只手勉強能動。

那個曾經在戰火里穿梭、在特務眼皮底下買槍、在軟禁中悄然入黨的周幼海，此時坐在輪椅上，連基本的生活都無法自理。

晚年的周幼海，靠著前妻施丹蘋的陪伴，口述整理出了《周佛海日記》和《周佛海浮沉錄》。父親的歷史，由兒子來記錄。這大概是歷史最隱秘的一種諷刺。

1985年7月24日，周幼海因肺炎并發癥和心力衰竭病逝，享年63歲。

上海市公安局和國家安全局為他舉行了追悼會。他身穿筆挺的警服，躺在鮮花叢中。悼詞里有這樣一句話：始終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在身處逆境、備受磨難中仍堅持共產主義信念。

骨灰，被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園。

有人曾問過他：汪精衛和陳公博的兒子，都跑去了國外享福，他后不后悔沒有跟著走。

他的回答，一貫而干脆——"我參加共產黨，革命十年，這條路走得正確，無怨無悔。至于我的一切厄運和遭遇，大概是我父親周佛海作孽太多，父債子還了。"父債子還。

這句話，他說得輕描淡寫。但背后壓著的，是兩次入獄、十八年冤屈、半生癱瘓，以及一個人用一生去證明的事：他不是周佛海的兒子，他是周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