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參加長征者預估大校軍銜，最終卻獲少將軍銜

1955年，新中國第一次實行軍銜制。

授銜名單公布前，全軍上下都在掂量。有人覺得高了，有人覺得低了；有人主動讓銜，有人主動爭取。

每個人心里都有一桿秤，稱量著自己的資歷、戰功、職位，稱量著組織會如何看待自己。

其中沈啟賢也在掂量，他推演過，得出結論：估計是大校吧。

他覺得不高不低，合情合理。

這個結論并非妄自菲薄，而是基于他對自己“短板”的清醒認知。

第一，他來得晚。1936年才率部起義參加紅軍，1937年才入黨。在那個年代，這意味著他錯過了土地革命戰爭最艱苦的歲月，沒有走過長征，沒有經歷過反“圍剿”的九死一生。那些1927年就參加南昌起義、1928年就上井岡山的老革命，那些走完兩萬五千里長征的老紅軍，資格擺在那里，他比不了。

第二，他出身舊軍隊。從西北軍起義過來的將領，在1950年代的評銜語境里，總歸與“根正苗紅”的老紅軍有些不同。

第三，他性格比較直。有啥說啥，敢于提意見，不迎合，不繞彎子。這種性格在哪個體制里都不太討喜，他自己也清楚，領導眼里自己恐怕是個"刺頭"。

其實關于他的性格，他自己提到在1951年他正在前線39軍主力部隊作戰時，軍委調他去后勤部當參謀長，他回電“請求收回成命”，不愿離開戰斗部隊。

彭老總一向都能體諒部下，在當時的情況下，沈啟賢想堅持在一線作戰也并沒有錯，況且還打出了勝仗。

后來彭老總在志愿軍司令部見到他時批評了幾句，雖然沒有給處分，但沈啟賢始終將這件事記在心里，這件事的功過組織也記錄了，沈啟賢總覺得這“有錯在身”。

但是無論評什么銜，他都毫無怨言。他在心中默默做好了接受任何結果的準備——大校也好，少將也罷，只要能為黨和人民繼續工作，足矣。

1955年11月，在南京軍區授銜那天，沈啟賢被授予少將軍銜。

這個結果讓他愣了幾秒，然后輕輕摸了摸那一抹金星，讓他非常的感動，讓他感到組織對他“不薄”。

其實沈啟賢將軍是低估了自己的功勞和貢獻，同時體現了他謙遜的一面，他獲的少將軍銜，是實至名歸，組織并不存在“照顧”。

沈啟賢的謙遜，源于他對自己革命經歷的清醒認知。但翻開他的履歷，你會發現這位“來得晚”的將軍，其實戰功赫赫，貢獻都是實打實的。

1936年9月，陜西商縣夜村。沈啟賢在沒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被迫緊急起義，帶著一個連、五六十人，處死反動連長，宣布起義。

隨后起義部隊遭到追堵圍剿，隊伍被打散，他帶著幸存逃出的幾十名戰士，冒著生命危險一步步摸到預定地點，與何振亞的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會合。

這支起義部隊后來整建制編入紅十五軍團，改番號為紅十五軍團警衛團，沈啟賢任參謀長（團級職位）。1000多人的隊伍，在當時的陜北紅軍眼里，是一筆極其寶貴的財富。

要知道，紅一方面軍剛完成長征抵達陜北，部隊損耗巨大，總兵力不過萬人，各個部隊都缺編，有的連隊甚至湊不齊一個排的人手。這種情況下，一個整建制起義過來的加強營，就是一座金礦。

中共中央對這支部隊極其重視，專門派任弼時前去慰問，周恩來副主席更是專門指示：“此部隊的建制永遠保存。”這不是一句空話，這是對這支部隊歷史貢獻的最高肯定。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沈啟賢被派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但他坐不住——前線槍聲一響，他在延安待不住了。

他干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直接給毛主席寫信，請求上前線殺敵。信送出的第二天，毛主席專門派警衛員給他送來了回信。信的具體內容今天已難考證，但信送來的速度和毛主席本人過問這件事本身，就說明問題。

后來，他如愿上了前線。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他被編入一一五師三四四旅，任教導營營長。南渡黃河，夜襲陽明堡，奔襲冀魯豫，他帶著教導營一仗一仗地打，每次都沖在最前面。

皖南事變后，部隊番號幾經改編，他從八路軍轉入新四軍序列，歷任新四軍四師十旅參謀長、三師十旅二十九團團長、蘇北軍區淮海分區第一支隊支隊長，最后當到新四軍三師司令部參謀處處長。

當時他的師參謀處長是師首長的核心助手，屬于正團級職位，并擁有師級干部的權限和地位。

1942年前后，淮海軍區成立，沈啟賢任參謀長。他后來在回憶中提到過一個細節：有一次夜渡通榆河，船剛離岸，敵人的探照燈就掃過來了，子彈像暴雨一樣打在水面上。

船上的士兵慌了，亂成一團。沈啟賢壓低嗓門喊了一句"不許出聲，聽我口令"，然后自己撩起褲腿，第一個蹚進了冰冷的河水里。那一晚，全團沒有一個人掉隊。

抗戰剛結束，國共內戰的風暴已經在醞釀。1945年9月，新四軍第三師奉命進軍東北。師長黃克誠派了一個先遣隊打前站：副師長劉震帶隊，師參謀處長沈啟賢負責偵察敵情和制定行軍方案。

沈啟賢帶著一百多人，搶在敵人主力部隊到達之前挺進東北，克服重重困難，為我軍十萬余人進軍東北掃清障礙，創造有利條件。

他在東北的職務變動很頻繁：吉江軍區參謀長、北滿軍區第四軍分區司令員、獨立第五師師長、東北民主聯軍第十二縱隊三十六師師長、東北野戰軍第四十九軍一四七師師長、一四五師師長。每一任都干得不短。

1948年3月，第十二縱隊成立，他被調任第三十六師師長。這支隊伍隨后投入了遼沈戰役。塔山阻擊，黑山阻擊，他的三千多人一寸一寸地往前壓，敵人王牌部隊的防線在他面前被打癱。

遼沈戰役打完，平津戰役接著干。平津打完了，部隊一路南下，渡江戰役，解放湖北，解放湖南，解放廣西，他帶著他的師，一步不落地打到底。三大戰役，他打全了。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三十九軍成為第一批入朝參戰的部隊之一。軍長吳信泉第一件事就是給沈啟賢發電報，讓他回來當軍參謀長（軍級干部）。

沈啟賢以參謀長身份協助指揮，打了第一至第四次反攻戰役，一路推進到漢城。

在朝鮮戰場上，沈啟賢還干了一件跨領域的事：臨危受命出任志愿軍空軍參謀長。一個在陸軍打了二十年仗的人，忽然被扔到空軍系統，從頭學起。他沒多說什么，扛著擔子就上了。

志愿軍空軍在朝鮮戰場上從無到有，從不會打到能打，沈啟賢參與了全部過程。

沈啟賢預估自己是大校，但組織授予他少將。這不是“照顧”，而是基于嚴格標準的認可。

1952年，全軍進行干部評級，沈啟賢被列為副軍級。按照1955年授銜的對應關系：正軍級一般授少將，副軍級可授少將也可授大校。但授銜不是簡單對應，還要綜合考量資歷、戰功、現任職務等多方面因素。

1955年授銜時，沈啟賢同時榮獲三枚勛章：三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這三枚勛章的分量很重——八一勛章授予參加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人員，三級八一勛章的門檻是1935年以后參加紅軍的團級干部；獨立自由勛章授予抗戰時期的師級以上干部；解放勛章授予解放時期的軍級以上干部。他三個全拿了，說明他的每一段經歷都被組織認可。

組織在評銜時，對沈啟賢的起義經歷給予了高度評價。1936年，紅軍最需要兵力的節骨眼上，沈啟賢帶著兩個連、1000多號人、幾百條槍，從西北軍里拉出來，整建制編入紅十五軍團。

這不僅僅是起義，而是在革命最艱難時刻的雪中送炭。周恩來副主席專門指示“此部隊的建制永遠保存”，任弼時親自慰問，這說明中共中央對這支部隊的重視程度。沈啟賢作為這支部隊的參謀長，這個職務本身就說明問題。

從抗戰到解放戰爭再到抗美援朝，沈啟賢二十年間一直在打仗，一直在最前線。這種持續在一線作戰的經歷，很多資歷比他深的將領都不一定有。

特別是他在東北戰場的貢獻——作為先遣隊提前挺進東北，為十萬大軍開辟道路；在遼沈、平津、渡江三大戰役中的突出表現；抗美援朝期間從陸軍跨界到空軍的開拓性工作——這些都是授銜時的重要加分項。

1955年授銜前，沈啟賢一度擔任志愿軍空軍參謀長。這是一個副軍級職務，但含金量很高——空軍是技術軍種，參謀長是核心指揮崗位。從陸軍將領跨界到空軍并擔任參謀長，本身就說明組織對他的高度信任和能力認可。

綜合以上因素，沈啟賢被授予少將軍銜，完全符合授銜標準，實至名歸。

授銜后，沈啟賢繼續為軍隊建設奉獻。1952年至1957年，他在南京軍事學院空軍系當副主任、主任，創辦空軍系，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為空軍軍事教學事業奠基。

1957年，他負責在南京軍事學院空軍系的基礎上到北京創建空軍學院，將位于北京西郊的一片荒草地建成了中國空軍培養高級指揮員的殿堂。

在特殊期間，他受到了沖擊，一度被下放陜西寶雞蹲點勞動。但他立場非常堅定，旗幟鮮明，同反黨集團作堅決的斗爭。

1975年，經中央軍委批準，對他進行復查平反，任命他為空軍軍政干部學校校長兼黨委書記，負責恢復曾被拆散的空軍學院建制。

他堅決貫徹執行中央指示，敢于撥亂反正，甄別干部，落實平反政策，為恢復空軍學院的建制及“二次創業”做出重大貢獻。

1979年，空軍軍政干校恢復為空軍學院建制，他任空軍學院副院長直至1983年離職休養。

他廉潔奉公，無私奉獻，離休后仍關心黨的事業，關心國家改革和建設，關心空軍建設發展，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重要意見建議。

2010年1月24日，沈啟賢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

這是一段授銜的佳話，值得我們后人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