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貴州文化在遵義”？遵義是貴州文化底蘊最深厚的地方

在貴州有一句話“貴州文化在遵義”。許多人聽了，也會感到疑惑。遵義歷史上到底有什么文化底蘊呢？遵義在貴州的地位到底是什么？本文就來簡單說說。首先明確一下，這里說的文化底蘊主要是歷史文化底蘊，并非是民族文化。

遵義是貴州最早開發的地區之一。在先秦到兩漢時期，貴州存在一個古國——夜郎國。夜郎國滅亡了以后，設置了牂牁郡，其郡治在且蘭縣，也就是今天的福泉、黃平一帶。按理說，那時候的遵義應該是蠻荒地區了，就算貴州有點文化，那也應該在且蘭吧。但偏偏遵義的文化發展起來了。

那時候，遵義一帶還不叫遵義，而且叫做鱉縣等，也是隸屬于牂牁郡。遵義處于巴蜀到貴州高原的必經之路，因此遵義能夠很快受到巴蜀傳來的中原文化影響，開始出現第一批學者。當時，黔北一帶出現了三大學者，分別是舍人、盛覽、尹珍，他們是兩漢時期貴州文化教育的開拓者，有“漢三賢”的稱呼。

舍人曾經擔任犍為郡文學卒史，撰寫了《爾雅注》三卷，成為南中地區最早的經學注本；盛覽師從司馬相如學習辭賦后返鄉傳播中原文學理念，著有《合組歌》《列錦賦》。而尹珍曾經跟隨許慎研習五經，回鄉后建立了儒學館，成為了南中地區偉大的教育家。以上三人在黔北推廣教育，對貴州文化的發展有很大的作用。

魏晉南北朝時期，黔北的文化沉寂了幾百年。到了唐朝時期，在貴州設置黔中道，黔中道的首府是在黔州，也就是今天重慶的彭水，因為這里在烏江干流下游，有利于經過水道經營黔中。而遵義當時叫做播州，屬于黔中道。當時，中原“三教并行”，尤其是佛教昌盛，這些宗教文化也源源不斷傳入播州，推動了播州文化的興起。當時，有一位播州的僧人——海通法師，主持修建了樂山大佛。

宋朝時期，隨著播州土司的崛起，播州文化發展起來。播州楊氏大力推廣漢文化，使得遵義大部分地區逐漸漢化。當時，播州教育文化發展，出現了一些比較杰出的文化人物。例如播州冉氏兄弟，他們為了抵御蒙古提出了“保蜀三策”，并主持修建了合川釣魚城。南宋時期，播州開始開科取士，開創了貴州抵御開科取士的先河。宋理宗批準播州每年貢士3人。1238年，冉從周高中進士，成為貴州歷史上第一位進士，冉家也被稱為“破荒冉家”。播州在開科后，中進士8名，而貴州其他地方還未開科。

海龍囤——世界自然遺產

元明時期，播州文化繼續發展。楊漢英當播州主的時候，推動儒學教育，繼續引入科舉制度，使播州每歲可貢士三人。楊漢英本人也博通經史，著有《明哲要覽》《桃溪內外集》等著作，在貴州也是開了先河。當然，也要承認，自貴州大規模改土歸流以來，貴陽、安順、銅仁和都勻等地迅速發展，播州文化的先進性就不斷被挑戰，所以在明末，播州文化走向了衰落。不過，播州文化的重要性依然不可忽視。播州楊氏修建的海龍囤，現在是貴州唯一的世界文化遺產。

清朝時期，遵義回歸貴州，為遵義府。這個時期，遵義經過“改土歸流”，文化再次復興。有人說，遵義文化復興是播州文化奠定的基礎，這個說法錯誤。遵義文化的復興，主要是改土歸流后，外省文人遷入遵義，逐漸影響而崛起的。這時期的代表文化是沙灘文化，其開創者是平定播州后從外地遷入遵義的黎氏家族創造的。

沙灘文化，是典型的儒家耕讀文化，以黎、鄭、莫三大家族為核心，涌現鄭珍、莫友芝、黎庶昌等著名的文化人物，著述 200 余種，在國內都具有很大的影響其中，鄭珍精經學、莫友芝通文字音韻，兩人被譽為“西南巨儒”。而黎庶昌為晚清外交家與散文家。其學術與文學成就達全國一流。當時，有人甚至贊美沙灘文化““清詩三百年，王氣在夜郎”。抗戰時期，浙江大學遷徙到遵義，這里的文化底蘊引起了浙江大學師生的重視，于是提出了 “貴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灘” 的口號。

除了歷史文化之外，遵義還有幾種物質和精神文化在貴州獨占鰲頭，分別是酒文化、茶文化和紅色文化。新中國建立后，遵義列入全國24個首批文化名城，是當時貴州唯一入選的城市。當然，說貴州文化在遵義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因為這里的文化僅僅只是中原文化，或者是儒家文化，是外地文化來貴州生根發芽的產物，所以在貴州北部和東部發展比較好。但是，貴州的本地文化更多是民族的，而遵義的民族文化則遜色于黔中核心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