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行使否決權，新加坡稱感到失望，新國大使：應該取消一票否決

聯(lián)合國安理會的一票否決權，是中、美、俄、英、法五個常任理事國專屬的制度性權力。

就在不久前，中國與俄羅斯聯(lián)合否決了一項涉及霍爾木茲海峽航行機制的決議草案，新加坡隨即公開表示遺憾，并再度呼吁重新審視乃至取消該機制。

這場看似程序性的投票，為何迅速點燃全球輿論？小國發(fā)展命脈與大國戰(zhàn)略底線之間，又是否存在真正可調和的路徑？

一場被否決的決議

霍爾木茲海峽素有“世界油閥”之稱，全球約32%的海上石油運輸必須經此通行，其地理價值早已超越區(qū)域范疇，成為牽動全球經濟神經的關鍵樞紐。

今年4月7日，聯(lián)合國安理會就一份標榜“確保海峽航道開放與航行安全”的決議草案展開表決。最終，中國與俄羅斯依據《聯(lián)合國憲章》第二十七條第三款行使否決權，該草案未能獲得通過，正式失效。

初看之下，保障國際水道暢通本應是共識，兩國為何選擇阻斷？

實則這份文本遠非技術性安排，而是一套披著多邊外衣的地緣政治操作方案。

草案雖反復強調“自由航行”“危機預防”，卻在執(zhí)行條款中隱含授權機制——允許成員國在未獲安理會明確授權前提下，以“緊急響應”為由部署軍事力量進入海峽周邊空域與海域，實質為繞開集體安全機制、單邊介入伊朗領海事務預留了法律縫隙。

翻閱近三十年中東局勢演變史不難發(fā)現，“維護秩序”“保護平民”等措辭，屢次成為外部軍事行動的啟動密鑰。

從伊拉克到利比亞，從敘利亞到也門，打著人道或安全旗號的干預行動，不僅未能促成穩(wěn)定重建，反而加劇主權真空、催生武裝割據，讓數千萬普通民眾深陷流離失所與基礎設施崩塌的長期困境。

中國常駐聯(lián)合國代表當場闡明立場：我們堅定支持霍爾木茲海峽合法航運活動持續(xù)開展，充分尊重沿岸國家對海域安全的正當關切；但堅決反對將安理會平臺異化為個別國家推行單邊強制措施的工具。

俄羅斯代表同步指出，該草案表面聚焦航道管理，實則意在構建一套服務于特定地緣目標的準軍事協(xié)調框架，若獲通過，必將嚴重侵蝕地區(qū)國家主權根基，動搖波斯灣整體和平架構。

新加坡為何著急？

草案遭否決后不到24小時，新加坡常駐聯(lián)合國代表團即發(fā)布正式聲明表達深切失望，并由其大使在聯(lián)大非正式磋商中提出：應推動安理會決策機制現代化改革，包括審慎評估五常否決權的適用邊界與存續(xù)必要性。

這種近乎急切的表態(tài)，并非情緒化反應，而是源于一個城市型國家最現實的生存邏輯。

新加坡國土面積僅734平方公里，無本土油氣儲備，全國83%以上的能源依賴進口海運，其中超六成原油運輸線路需穿越霍爾木茲海峽及阿曼灣水域。

一旦該水域出現封鎖、襲擾或大規(guī)模軍演升級，國際原油期貨價格將在數小時內跳漲15%以上，直接推高新加坡發(fā)電成本、制造業(yè)物流支出與居民生活開支，可能引發(fā)連鎖式通脹壓力與資本外流風險。

更關鍵的是，作為全球集裝箱吞吐量排名前列的轉運中心，新加坡經濟高度綁定馬六甲海峽航運效率。

霍爾木茲與馬六甲兩大咽喉要道，共同構成東亞—中東—歐洲海運主軸的雙核支點，二者安全態(tài)勢具有顯著傳導效應。

中東局勢波動會迅速抬升保險費率、延長船舶等待周期、迫使貨輪繞行好望角，每單外貿訂單平均增加2000美元運輸成本，這些負擔終將轉化為新加坡港口收入下滑、物流企業(yè)利潤萎縮與就業(yè)市場承壓。

歸根結底，新加坡關注的并非安理會內部權力分配，而是自身能源供應鏈是否穩(wěn)固、國際貿易通道是否暢通——這種基于國家體量與發(fā)展階段的務實立場，與中俄堅持的“反干涉、重主權、促對話”原則，在本次事件中形成了結構性張力。

在新加坡看來，只要能實質性降低海峽沖突概率，哪怕是引入有限度的外部聯(lián)合巡航機制，也比放任不確定性蔓延更具現實意義；而這一判斷，恰恰凸顯出中小國家在全球治理體系中尋求確定性的強烈渴望。

一票否決權

新加坡對否決權的質疑并非首次發(fā)聲。早在今年3月中旬舉行的聯(lián)合國大會“多邊主義與全球治理”專題會議上，其巡回大使便系統(tǒng)闡述觀點：當前否決機制使安理會難以反映21世紀國際力量格局變化，削弱了廣大中小國家參與核心安全議程的有效渠道，長遠看不利于構建更具包容性的集體安全體系。

該主張引發(fā)數十個發(fā)展中成員的共鳴，但否決權是否真到了必須終結的歷史節(jié)點？

需要回溯制度設計原點：否決權不是特權饋贈，而是二戰(zhàn)后人類痛定思痛的制度結晶。

1945年舊金山制憲會議確立此項規(guī)則，核心目的在于防止聯(lián)合國淪為某一陣營主導下的表決機器，杜絕“多數暴政”或“霸權合法化”現象重現，本質上是一種以制衡求共治的精密制度安排。

試想若無此項機制，某些具備絕對話語權的國家即可頻繁推動針對他國的制裁決議、禁飛區(qū)設立甚至“人道主義干預”授權，聯(lián)合國或將退化為新型殖民時代的外交前臺。

過去七十余年間，正是依靠否決權的審慎運用，多起可能引爆區(qū)域性熱戰(zhàn)的提案被及時叫停，如上世紀90年代巴爾干危機升級期、2003年前伊拉克武器核查爭議高峰、2014年烏克蘭東部局勢白熱化階段等關鍵節(jié)點。

此次霍爾木茲海峽決議，正是這一機制現實功能的最新例證。

中方與俄方行使否決權，絕非否定航行自由本身，而是識別出草案內嵌的戰(zhàn)略意圖偏差，主動攔截一次可能誘發(fā)主權國家間軍事摩擦的風險源，從而捍衛(wèi)聯(lián)合國作為公正平臺的根本屬性。

倘若貿然廢除否決權，安理會將大概率陷入“多數裹挾少數”的決策慣性，小國不僅無法獲得更大發(fā)言權，反而更易成為地緣博弈中的被動承受者，其安全訴求將更難獲得制度性保障。

小國訴求與大國責任

圍繞海峽決議與否決權的交鋒，折射出當代國際關系中最深刻的結構性課題：如何讓體量懸殊的國家，在同一套規(guī)則下既保有基本尊嚴，又能共享系統(tǒng)性安全紅利？

新加坡代表中小國家提出的代表性關切——航運韌性、能源可及、規(guī)則透明——完全正當且亟待回應，其爭取制度性話語權的努力亦體現新興力量的成長自覺。

但國際秩序從來不是零和博弈的競技場，不能以犧牲一種正當性為代價去成全另一種正當性。

中小國家要求被聽見、被尊重，大國則肩負著維系全球戰(zhàn)略穩(wěn)定的終極責任，二者并非對立命題，而是現代多邊主義必須同時解答的雙重考卷。

否決權確有優(yōu)化空間，未來可探索建立“否決說明義務”“強制調解前置”“跨區(qū)域協(xié)商窗口”等補充機制，但徹底取消既不符合歷史經驗，也不契合現實需求。

展望未來，保障全球能源與貿易通道安全的根本出路，不在于強化武力存在或擴大干預權限，而在于構建多層次、常態(tài)化、非排他的區(qū)域安全對話平臺。

波斯灣問題的最終解法，只能來自伊朗、沙特、阿聯(lián)酋、卡塔爾等地區(qū)國家自主主導的包容性談判進程，任何外部強加的方案都注定難以持久。

聯(lián)合國作為最具普遍性的政府間組織，更應恪守中立、公正、獨立的基本準則，成為彌合分歧的橋梁而非放大裂痕的擴音器，成為凝聚共識的熔爐而非輸出意志的揚聲器。

結語

中俄對霍爾木茲海峽決議的否決，是對單邊邏輯的清醒抵制，更是對聯(lián)合國憲章宗旨的堅定踐行。

新加坡的直言不諱，映照出小國在全球變局中的真實焦慮；一票否決權雖歷經風雨，至今仍是維系大國協(xié)作底線、防止集體安全機制失靈的制度壓艙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