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二妻鐘耀群：寫書講述丈夫與蕭紅的婚戀，直言蕭紅很病態

1992年春天的香港中文大學文學講壇上，一位近七旬的女學者在燈光下緩緩翻開手中的書稿。她就是鐘耀群。她朗聲宣布即將付梓的新作《端木與蕭紅》，全場一時寂靜。距離蕭紅去世已半個世紀，端木蕻良也在去年溘然離世，然而圍繞這段三人情感與文壇恩怨的討論，卻從未真正停過。

鐘耀群的寫作動機，外界多有猜測。她坦言，這是兌現亡夫遺愿，更是為自己多年來的“影子身份”作注腳。端木在生前一直沉默，對駱賓基《蕭紅小傳》中“棄妻負心”之說既不辯駁也不反擊。鐘耀群看在眼里，多年憋著一口氣，“我要把事實擺在那兒”，她在序言里留下這句話。

書中最惹眼的，是她對蕭紅性格的評判。她寫道，蕭紅自小缺乏安全感，懷疑心像潮水，一波又一波。有意思的是，鐘耀群并未刻意丑化，只是大量引用舊信札與口述回憶，試圖證明“疑心”如何一步步侵蝕了這位才女的婚姻與健康。

時間回撥到1937年8月的上海。淞滬會戰烽火方熾，《七月》雜志在弄堂深處倉促開籌備會。端木、艾青、二蕭和幾位年輕左翼作者圍坐在八仙桌前，窗外是警報聲。那天，蕭紅抽著煙，隔著一縷霧氣盯住端木，輕輕一句“早知道你在上海就好了”，令在座諸人側目。端木那時二十八歲，外省口音溫和，顯得格外干凈。

后來的“三人行”并非浪漫傳奇，而是戰事與貧困裹挾下的意外同居。小院書房的油燈照著三人交錯的身影，蕭軍與蕭紅爭吵后摔門而出，蕭紅淚眼婆娑地伏在端木肩頭，低低一句“別走”，成了情感轉折點。端木那晚未拒絕，從同情滑入憐惜，再滑入愛意，悄無聲息。

武漢陷落前夕，兩人草草登記。婚禮當天，蕭紅挺著七個月的身孕，語聲低緩，只求“平靜的日子”。這話讓好友們心酸。她對腹中孩子既愛且懼，曾想打掉，又怕日后后悔。端木堅持保胎，理由簡單：孩子無辜。

可惜戰火不講理。唯一的船票讓端木獨自踏上去重慶的江輪，蕭紅被留在漢口，幾經輾轉方才追上。動蕩中，小生命沒能保住，她在簡陋病房里痛失所出。端木趕來時已是事過月余。蕭紅的信任隨同胎兒一并流逝，裂痕自此不可縫合。

重慶北碚的再度同居原本是個彌補機會。端木主筆《國民公報》，應酬多到深夜；蕭紅伏案寫作《呼蘭河傳》，筆下暗流洶涌。經濟尚可，心事卻日益沉重。臺風夜里虛構的病危電話，或對周鯨文小姨子的醋意，皆是她對愛的不安報警。端木的回應方式是回避，“那我干脆不去了”，冷卻替代解釋。

1940年秋，二人赴香港。此時蕭紅病體日衰，肺結核頑固啃噬。端木投身《文學時代》的編輯與寫作，忙得像旋轉的陀螺，醫院探視逐漸稀疏。蕭紅的病榻旁，多了年輕的駱賓基，他被介紹來幫忙，每日讀稿替她潤色，還要充當護工。病房里，蕭紅囁嚅一句：“他怎么還不來？”不到十個字，卻像釜底冰針。

駱賓基對蕭紅的敬慕轉為深情，不得不說，這位青年才子在那段灰暗歲月成了蕭紅惟一的光源。端木外出募款十八日未歸，駱賓基夜夜守護。鐘耀群在書中解釋“端木不擅照料”，聽來雖有幾分推托，卻也不無事實。富家子弟的手，最熟悉的是筆而非滾燙的水盆和藥碗。

1942年1月，醫院誤診為喉瘤的手術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蕭紅傷口潰爛，高熱不退。端木總算回到床側，拿吸管為她抽血痰，神色蒼白。旁人聽見蕭紅含淚耳語：“總算來了。”那一刻，世間的怨尤與是非似乎都被白紗遮住，只剩命懸一線的呼吸。

同年1月22日清晨，蕭紅謝世，年僅31歲。她留給端木的，是尚未完稿的《后花園》手稿和一句“骨灰請撒在大海”。端木遵囑擇淺水灣安葬，墓碑親手鐫字，以示守望。往后歲歲，他皆攜白菊前往，靜立無語。

端木的沉默給了后來者無限想象。駱賓基1958年出版《蕭紅小傳》，指端木兩度棄妻，引得輿論大嘩。直到1978年，鐘耀群開始搜集信札日記，采訪遺老遺少，用十余年醞釀完成《端木與蕭紅》。她并不否認丈夫的軟弱，卻更強調蕭紅的多疑和病態，把夫妻失和的大部分責任推回到這位女作家身上。學界因此再燃口水戰，一時間“誰負了誰”成為新話題。

試想一下，這本書若在蕭紅生前問世，會不會換來另一場風暴？無人能答。可以肯定的是，文學史上的情感糾葛，因真相永遠碎片化，注定沒有絕對公斷。唯一清晰的是時間：1937年相識，1938年成婚，1940年底分居，1942年陰陽兩隔——短短五年，跌宕如戲。

端木晚年常對友人感慨，若當初自己多些生活本領，也許能救回那條命。鐘耀群聽過無數次，她把這悔意寫進書里，卻也在字縫中透露另一層意涵：倘若蕭紅能少些猜忌，多些自我修復，也許結局不同。兩聲“也許”互為鏡像，映出的是一代才女與一代書生的共同失守。

歷史不會給任何人返場機會。陳年往事，一端是塵封的郵票，一端是打開的舊信。鐘耀群的書究竟能否“洗白”端木，后人自有判斷。至于蕭紅，她的文字早已踏雪遠行，超越了凡塵恩怨。對今日的讀者而言，讀懂這段風雨情事，比評判誰錯更多的，是照見人心深處那份對安全感的永恒渴望與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