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彭蠡湖的演變與湖區水路交通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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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支持唐代鄡陽平原存在說，認為唐前期該平原沼澤化尚不嚴重；唐中后期始隨著彭蠡湖水南侵加劇迅速湖泊化，先后在平原南部及鄱江下游鄱陽山一帶形成擔石湖和鄱陽湖。兩湖在唐末五代有擴大相接的趨勢，至北宋前中期始連成一片，使平原的西南及中部地區季節性淪為湖。唐代彭蠡湖區的水系除余水分出兩支外，其他河流變化不大，總體延續漢晉以來分布格局，各河在鄡陽平原匯入贛江后，經嬰子口北注于湖。在此基礎上，唐代彭蠡湖區形成：（1）由彭蠡湖入贛江至洪州水路；（2）由贛江入修水至建昌水路；（3）由贛江入鄱水至鄱陽水路；（4）由贛江主流入余水至余干水路；（5）由余水支流經擔石湖入贛江支流至洪州水路等五條干道，構成湖區縱橫交錯的水路交通網。

【關鍵詞】唐代；彭蠡湖；鄱陽湖；鄡陽平原；水路交通

位于今江西北部的古彭蠡湖，總納贛、撫、信、饒、修、繚等水，北注于江，形成一個以湖區為中心、四通八達的交通網，是古代江西、長江中游乃至整個南方地區重要的水陸交通樞紐，歷史意義重大。然此一樞紐并非古來如此，而是經歷了一個漫長且復雜的演變過程。顯然，不同時期彭蠡湖區的水地環境并不相同，其聯通諸河、發揮交通樞紐的作用亦不同。以往的研究多從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探究整個彭蠡湖流域的水陸交通路線，較少關注湖區的情況。尤其是忽略了唐宋時期彭蠡湖的擴張與演變。在探討唐代彭蠡湖的交通問題時，往往籠統地將其視作宋以后乃至于今日之鄱陽湖。少數學者雖注意到結合彭蠡湖的演變來探討湖區的交通問題，但對唐代彭蠡湖演變的看法并不準確，由此得出的一系列觀點亦多有待商榷之處。

探究彭蠡湖區的交通問題，確須在厘清湖區湖泊、水系演變及分布情況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獲得比較可靠的認識。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前人有頗為豐碩的成果，不過仍存在不少分歧和亟待厘清。這些分歧與問題直接關系到對唐代彭蠡湖區真實面貌的還原，以及湖區水陸交通問題的探究。有鑒于此，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首先對唐代鄡陽平原是否存在這一關鍵性問題進行討論，然后研究唐代彭蠡湖區的沼澤湖泊化及水系分布情況，進而探究湖區的水路交通情況。至于陸路交通，限于篇幅，當另作專文探討。不當之處，敬祈方家指正。

一

唐代鄡陽平原存沒考實

古代鄱陽湖的演變，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長江北岸的彭蠡古澤逐漸萎縮、湖口斷陷的古贛江逐步擴展成較大水體，發展成為彭蠡新澤（約相當于今天的鄱陽北湖）的時期；二是以劉宋永初二年（421）鄡陽縣的撤銷為標志，顯示彭蠡澤水越過嬰子口（老爺廟、楊家山之間），促使鄡陽平原逐漸沼澤湖泊化，形成今日鄱陽湖主體部分南湖的階段。前一個階段的演變，學界意見比較統一；后一個階段，對鄱陽南湖形成的具體時間及過程，各家之說卻存在較大分歧，有南朝末初唐說、唐末五代至北宋說、隋朝說、唐代說等不同看法。其中，前兩種觀點分別由以蘇守德等為代表的自然地理學者和以譚其驤、張修桂等為代表的歷史地理學者提出，是早期有關此問題研究的代表性看法；后者的研究引證扎實，尤為學界所廣泛認同。

近年的研究則表明，上述兩種代表性觀點均存在問題。前者，據劉詩古、吳修安檢討，不僅史料考證不夠嚴謹，而且使用的鉆孔資料由于沒有給出湖相淤泥層形成的具體時間，以及缺乏對鄱陽湖季節性變化的分析，很難作為彭蠡湖擴張的證據，結論難以令人信服。后者的問題在于引用《太平寰宇記》中的幾條關鍵史料并非樂史原文，而是后人竄入的“偽文”，反映的并非宋初的情況。劉、吳均發現這個問題，重新對鄱陽南湖的形成進行研究，提出新的觀點。二者對于鄱陽南湖最終形成時間的看法相似，但對于鄡陽平原何時被淹這一問題仍存爭議。吳氏基于對唐代擔石湖的考察及《史記索隱》注文的新解，推斷唐前期鄡陽平原已淪陷為湖，唐中葉的擔石湖已是洪、饒之間的大型湖泊。劉詩古則認為唐中葉的擔石湖只是一個橫陳在洪、饒之間的較大水體，“實地去過鄱陽湖的人都應該知道，在豐水期只要孤舟進入一個小湖汊，就可以感受到湖水的浩渺無涯，加上四周都是平原，更顯湖面的廣闊”，故不能把擔石湖視為一個與現今鄱陽湖相似的大型湖泊，否定吳說。劉并認為，至唐末五代彭蠡湖水才越過松門山向鄡陽平原擴張，與南部的擔石湖相接。即認為唐代鄡陽平原仍然存在，與張修桂等人的觀點相同。

筆者認為從目前總的研究來看，唐代鄡陽平原存在說證據更加充分。吳氏除了夸大唐代中葉擔石湖的規模之外，對《史記索隱》注文的解讀亦不能成立。此乃吳氏關于唐代彭蠡湖演變及交通問題立論之基礎，而學界至今未有回應，故筆者于此略作辯駁，以進一步證實唐代鄡陽平原的存在。

據《史記·東越列傳》載，漢元鼎六年東越王余善“發兵拒漢道”，“入白沙、武林、梅嶺”，唐司馬貞注曰：“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陽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阬。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今當閩越之京道。”張修桂等認為，白沙即《寰宇記》所載鄱陽縣西水路一百二十里之白沙，在今鄱陽湖中南山以北一帶；武陽亭所在之武陽，即《漢書·地理志》《水經注》等記載的鄱陽縣西南之武陽鄉，治在今康山東側的鄱陽湖中；武林即今余干縣東北石口鎮一帶的武陵山。將白沙、武陽亭、武林等定位在余水古河道的下游沿岸，再根據“今當閩越之京道”一語，推斷鄡陽平原至隋唐仍然存在。

然吳修安認為張氏的定位存在根本性的錯誤，主要的反證有兩個：一是據《寰宇記》等載，饒州西至洪州擔石湖中流為界一百七十里，而鄱陽白沙在縣西一百二十里；又洪州東北至饒州水路四百四十里，至饒州界二百七十里，亦超過豫章北二百里，故在贛江下游白沙景觀普遍存在的情況下，司馬貞所注之白沙與樂史所載之白沙乃在洪、饒各自境內，并非一地。二是張氏在考證武陽亭的方位時，將《漢書》等記載的黃金采作為參考，認為黃金采的金沙來自贛、撫兩河上游的大庾嶺與武夷山，以此推斷黃金采在康山西側的贛、撫古道下游，武陽鄉則在與黃金采相對的康山東側。吳氏則認為大庾嶺、武夷山并非江西傳統的黃金產地，反倒是鄱江支流樂安江的上、中游有黃金出產的記錄。黃金采的金沙應該來自樂安江，其地點當在鄱江下游，故武陽鄉治的位置也不可能在康山周邊。

在否定張說之后，吳氏并提出新解，認為司馬貞注文中“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之前的主詞不是白沙，而是豫章，應解讀為：白沙在豫章北二百里，武陽亭在豫章東南八十里，武林在武陽亭東南三十里。吳氏此說論證頗繁，其中比較重要的論據有兩條：其一，吳氏根據明代方志記載的新建縣北八十里白沙口，有支流“西北流五十里至昌邑王故城，東南至神塘湖，轉流入慨江口，又入大江”之記載，推測其下游河道走向與《水經注》所載之海昏江一致，昌邑城至慨江口的海昏江下游地區在唐代亦是白沙堆積之地，也即唐代豫章郡北的白沙所在。其二，吳氏依據《元豐九域志》洪州南昌縣載有武陽水，結合宋代此水設有武陽渡、明清設有武陽驛等信息，推測武陽水、武陽渡與武陽亭有關，是因武陽亭而命名。據此新解，司馬貞所謂的“閩越之京道”乃自信州經饒州余干至南昌進賢，度武陽水至洪州，再經昌邑附近的白沙口北上。

筆者以為無論是對張說的質疑，還是對司馬貞注文的新解，吳氏的觀點均難以成立。

首先，關于白沙。吳氏所疑有一定道理，但司馬貞明確記載白沙接鄱陽界，不應有誤。問題出在吳氏對洪、饒間里至的理解上。眾所周知，唐宋地志所載之四至八大多為道路里程。志載饒州西至洪州擔石湖中流為界一百七十里，當指鄱陽至擔石湖的水路里程。據劉詩古考證，唐中葉的擔石湖北界在今南磯山以北一帶。可知若走水路，自鄱陽至擔石湖需經鄱水到達鄡陽故城附近后，轉余水、贛江南支方能達到，中間要繞一個彎。同理，洪州至擔石湖應當也是水路里程。根據譚其驤等還原的漢唐鄡陽平原水系圖，洪州若經贛江主流至擔石湖，東北至鄡陽故城附近后，需往南溯余水及贛江南支方能到達，其間亦有一個轉彎。樂史載擔石湖在洪州東北，“水路屈曲二百六十里”，即此水路里程。白沙當在這兩個轉彎處附近，如此順贛江至白沙二百里，再南行六十里抵達擔石湖，共二百六十里；順鄱江至白沙一百二十里，再南行六十里至擔石湖，共一百八十里，與洪、饒二州至擔石湖的水路里程均相合。這就是白沙雖在洪、饒交界處，而志載兩州里至卻顯示其在各自境內的原因。

至于吳氏新解認為白沙在豫章北昌邑城一帶，亦不能成立。據樂史載，昌邑城在洪州北水路一百三十七里，此與司馬貞記載的白沙在豫章北二百里不合，即知吳氏推測不確。即便里數偶合，此地距鄱陽甚遠，與司馬貞謂白沙接鄱陽界亦不合。

其次，關于黃金采和武陽亭。誠然，古代的樂安江是饒州重要的沙金產地，但這不代表江西其他河流沒有沙金。贛江支流貢江上游的瑞金，在唐代就是重要的淘金地；撫河流域的臨川縣，唐代亦有金。北宋“凡產金有商、饒、歙、撫四州，南安軍”，撫州、南安軍分別對應撫河中游和贛江上游，乃是全國性的重要產金地。可見贛、撫流域同樣富含金礦，只因開發較晚，不見于早期史籍記載而已。張修桂等對黃金采的論證沒有問題。吳氏新解認為武陽亭在豫章東南，即宋代南昌縣東南武陽水一帶的武陽渡、明清武陽驛所在。然武陽水在南昌東南四十里，武陽渡在東南三十五里，武陽驛在東四十里，均與司馬貞記載的東南八十里不合，可知宋以后南昌東南的武陽渡、武陽驛與司馬貞記載的武陽亭無關。

總之，吳修安基于對擔石湖的考察及司馬貞注文的解讀，得出唐代鄡陽平原淪陷為湖的結論不能成立，張修桂、劉詩古等人的觀點是可信的，唐代鄡陽平原仍然存在。

二

唐代鄡陽平原的沼澤化與湖泊化

唐代鄡陽平原雖未被淹，亦非靜止不變，而是處在一種不斷沼澤湖泊化的過程中。鄡陽平原的沼澤、湖泊化早在南朝以前即已開始，但這個過程大概非常緩慢，直到唐代仍在進行。那么，唐代鄡陽平原的沼澤湖泊化情況如何？具體是怎樣一個過程？解決了這個問題，也就基本厘清了唐代彭蠡湖的演變情況。對此，主張鄡陽平原仍然存在的張修桂、劉詩古等均有探討。后者的研究尤為細致深入，不過其中有些問題仍有進一步討論的余地。

1.關于唐前期鄡陽平原的變化情況

這方面的材料比較匱乏，張修桂主要依據鄡陽縣的廢除，推測南朝隋唐時期的鄡陽平原沼澤化已相當嚴重，大部分地區不宜居住和從事農業生產。劉詩古則根據兩條明清方志材料，推斷隋唐之際的鄡陽平原在逐漸向沼澤、湖泊發展。比較而言，劉說較謹慎可信，然未免籠統。筆者認為，唐前期鄡陽平原確在向沼澤、湖泊化發展，但程度當不算太嚴重，應該還未到大部分地區不宜居住和從事農業生產的地步。理由如下：

第一，鄡陽縣的廢除，不能證明整個平原已嚴重沼澤化。鄡陽縣設在贛江之濱，位于余、鄱兩水入江附近，地勢本不高；而彭蠡湖乃季節性湖泊，湖水季節性入侵導致的江河泛濫，即便時間不長，規模不大，也有可能波及鄡陽城，使其被撤，并不需要等到整個平原嚴重沼澤化才被廢除。據《水經注》載：“贛水又歷釣圻邸閣······舊夏月，邸閣前洲沒，去浦遠。景平元年，校尉豫章，因運出之力，于渚次聚石為洲······洲里可容數十舫。”此釣圻邸閣即南朝在外與豫章倉、錢塘倉并屬大貯備之處的釣磯倉，地在鄡陽縣西南不遠處（見下文）。景平元年（423）已是鄡陽撤縣的第三年，而作為江西重要倉儲中心的釣圻邸閣卻仍然存在，并且得到維護，即表明鄡陽縣的廢除只能說明隨著湖水入侵，此地已不大適合作為縣治，不代表整個平原發生了巨變。現在的考古發現也證實，今周溪泗山一帶有不少唐代窯址，說明直到唐代鄡陽故城周邊地區仍有大量居民存在。而據張修桂考證，鄡陽縣轄境與豫章郡其他縣相比，“實在顯得太小”。這或許是它被撤、并入他縣更為重要的原因，而不僅僅是水侵的結果。

第二，唐前期彭蠡湖水侵入鄡陽平原還比較有限。司馬貞提到的閩越入京道所經之白沙，幾乎位于平原的中心。若司馬貞時代此平原已嚴重沼澤化，那么驛路似不可能經此而過。又張九齡詩《自彭蠡湖初入江》，寫他于開元十五年（727）自東都南下赴洪州任、由彭蠡湖入贛江時的情景。劉詩古據此推斷唐前期鄡陽平原北部尚未淪陷為湖。其實此詩透露的信息還不止此。張九齡于三月十三日獲得任命，最快也要二十多天抵達洪州，則他經過彭蠡湖最遲也已是四月上、中旬（西歷五月上旬），其時彭蠡湖已進入汛期較長時間，而最先受到湖水侵蝕的嬰子口至松門山一帶仍是江河平原景觀，即說明當時湖水入侵還比較有限。在鄱陽湖盆地總體呈現南高北低的情況下，侵入松門山以南區域的湖水恐怕更為有限。

第三，文獻記載顯示，唐前期鄡陽平原還存在比較普遍的森林景觀。南宋史定之《鄱陽志》引王德璉《鄱陽記》曰：“（古鄡陽縣城）周三百步，東西南三面接連平林，城高一丈二尺······”王德璉乃高宗時人。《鄱陽記》又作《饒州記》，是在他“幸因隨牒，謬齒周行，覽原隰之形，訪古人之跡”的情況下寫成的，所載皆為當時之事。他的這條記載顯示，唐高宗時期的故鄡陽城東、西、南三面均與平林相接。這三面地勢卑低，今均沒于湖中，而當時竟有森林存在，亦證明彭蠡湖水入侵還比較有限，沼澤湖泊化當不會太嚴重。

鄡陽平原的森林景觀至唐中期仍有遺存。《博異志》載：“（許漢陽）貞元中舟行于洪、饒間。日暮洪波急，尋小浦濡入，不覺三四里，到一湖中，雖廣而水才三二尺。北行一里，見湖岸竹樹森茂，乃投以泊舟······至平明，觀夜來飲所，乃空樹林而已。漢陽解纜，行至昨晚濡口江岸人家，見十數人。”漢陽舟行所經，地處洪、饒之間，有河有湖，應屬鄡陽平原。其中提到的“竹樹森茂”就在湖岸間，而非山岡丘陵中，說明這一片地區還有比較豐富的森林景觀殘存。這條材料還顯示，即便到了湖水入侵比較嚴重、湖泊化比較明顯的中唐時期，鄡陽平原仍有不少人居住。這些都間接說明當時鄡陽平原沼澤化還不太嚴重。

2.關于唐中后期鄡陽平原的湖泊化

自唐中葉以后，有跡象表明彭蠡湖水比較大量地侵入平原，加速其湖泊化。最明顯的跡象是平原出現一個比較大的湖泊擔石湖，首見于劉長卿詩《夕次檐（擔）石湖夢洛陽親故》，稍晚的竇叔向亦有詩《過檐石湖》提及。從兩詩描述的景觀來看，中唐時期的擔石湖頗為遼闊，鄡陽平原已出現比較明顯的湖泊化跡象。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唐中后期彭蠡湖周邊地區出現大量用于防洪的堤、塘等水利工程（見表1）。研究者認為，這種水利工程集中于湖區的現象緣于彭蠡湖擴張，影響到湖泊蓄洪、泄洪功能，連帶注入彭蠡湖的贛水、余水、鄱水水位被抬高。”這是有道理的，也間接反映了唐中后期彭蠡湖水有加劇漫漲向鄡陽平原倒灌入侵的態勢，鄡陽平原的湖泊化，正是在這樣的態勢下發展演變的。

隨著湖泊化的加劇，唐末五代鄡陽平原又出現鄱陽湖，首見于貫休詩《春過鄱陽湖》，次有韋莊詩《泛鄱陽湖》提及。據二人詩詞描述，當時的鄱陽湖亦十分廣闊。此湖據王象之載，乃因湖中有鄱陽山而得名，則必近鄱陽山。鄱陽山即今長山，在鄱陽縣西北一百一十五里的鄱江下游地區。又據劉詩古考證，唐中期擔石湖的北界已越過南磯山，南界位于余干支流水口的鄔子港，東界在豫章郡與鄱陽郡的交界處。知早期擔石湖主要局限于今南磯山一帶，去鄱陽山甚遠。那么，擔石湖與鄱陽湖究竟是什么關系？厘清二者之間的關系，也就基本解決了唐中后期鄡陽平原的湖泊化問題。

劉詩古通過對貫休、韋莊與李翱行走路線的分析，推測貫休等經過的“鄱陽湖”就是李翱等所稱的“擔石湖”，唐末五代彭蠡湖水已越過松門山向鄡陽平原擴張，與南部的“擔石湖”相接（“擔石湖”之名因此被“鄱陽湖”取代）。基于此，劉詩古認為唐中葉以后的鄡陽平原正經歷著一個由局部水體向大水面湖泊發展的過程。劉詩古的這個結論是合乎實際的，但他對“擔石湖”與“鄱陽湖”關系的分析并不很清晰準確。

探究擔石湖與鄱陽湖之關系，關鍵要弄清楚早期鄱陽湖的情況。王象之謂鄱陽湖以鄱陽山而得名，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周邊的湖泊擴張至鄱陽山，另一種是鄱陽山一帶本身形成湖泊。據較早提到鄱陽湖的《類要》載，此湖“在（都昌）南二十里，源出饒州”，表明它主要由饒州河川匯聚而成，早期的中心區域當在鄱江下游地帶，應以發源于鄱陽山一帶而得名。那么，此湖大概形成于何時？聯系司馬貞提到的白沙，位于鄱陽縣西一百二十里，而鄱陽山在縣西一百一十五里，去白沙不遠。白沙至唐前中期仍為驛路所經，則當時鄱陽山一帶還未形成湖泊，或已形成，但其西界仍在白沙以東，規模很小。這說明鄱陽湖的形成與擴大是唐中后期的事情（此與其至唐末五代始見記載相吻合），且早期鄱陽湖與擔石湖是兩個獨立的湖泊，中間為驛路所經的陸地隔離，只因后來湖水南侵加劇，才逐漸演變為一個湖泊。但是依據貫休、韋莊的詩及行走路線，能斷定唐末五代時的“擔石湖”與“鄱陽湖”已是同一個湖泊嗎？筆者以為不能。

且先看貫休詩及路線。《春過鄱陽湖》作于咸通十一年（870）貫休自池州九華經鄱陽縣赴洪州途中，知其乃經鄱江水路前往洪州，與李翱溯信江經余干、擔石湖至洪州的路線并不同。早期的鄱陽湖在鄱江下游，貫休走鄱江水路自然要經過此湖。而渡鄱陽湖至洪州，既可走贛江主流，也可溯余水、贛江南支走擔石湖水路詳見下文，無論怎么走，他經過的鄱陽湖都不一定是擔石湖。貫休還有一首題為《別性空禪師》的詩，作于咸通四年（863）秋他自廬山前往洪州途中，有云“蕩槳入檐（擔）石，思詩聞早雷”，表明其時擔石湖并未被鄱陽湖取代。貫休的舟行路線，當自彭蠡湖溯贛江南下，入擔石湖經贛江南支前往洪州。從“蕩槳”一句分析，貫休由北而南入湖之前還要走河道，呈現的更像是擔石湖以北仍為江河陸地景觀，并未與鄱陽湖相連接，即便是在八月豐水期。

再看韋莊詩及路線。《泛鄱陽湖》（以下簡稱《泛》）作于景福元年（892）秋八月，行程不詳。劉詩古認為作于大順二年（891）韋莊離越前往江西游歷的途中，結合其自衢州經信州、余干等地到達洪州的行程，推斷他與李翱的路線一致，故其所經“鄱陽湖”就是“擔石湖”。然則韋莊于891年秋離越，當年冬即抵達洪州，而《泛》乃作于次年秋，與他前一年的行程無關。也有可能箋注者系年有誤，但即便將此詩系于891年，也不大可能是韋莊因自余干渡擔石湖至洪州而作。因據《不出院楚公》一詩可知，韋莊到達洪州正是“履帶階前雪”的寒冬時期，那么他自余干出發時應該也已入冬，其時彭蠡湖已入枯水期，擔石湖水路還不便通航（見下文分析）；即便至五代時能夠通航，冬季的擔石湖與韋詩描繪的景象（“四顧無邊鳥不飛，大波驚隔楚山微”）亦不合。《泛》既非作于韋莊自余干前往洪州途中，則其所泛之湖未必就是擔石湖。韋莊于892年秋自江西北上入京應舉，《泛》既系于此年八月，則極大可能作于他經贛江、彭蠡湖北上途中。唐代洪州北上水路以贛江主流為主，故韋莊可能是在順贛江到達鄱水入江一帶的鄱陽湖時作的此詩。

總之，依據貫、韋之詩及路線不能證明唐末五代的“鄱陽湖”與“擔石湖”已是同一個湖泊；貫休詩《別性空禪師》反而表明當時兩湖并存，且仍為陸地所隔。《寰宇記》載：“擔石湖······其湖水中有兩石山，有孔，如人穿擔狀······”這條材料與《御覽》引南唐涂廙《豫章記》所載基本相同，疑即出自該書，亦可佐證南唐時擔石湖仍然存在，并未被鄱陽湖取代。又南唐徐鉉有《移饒州別周使君》《送表侄達師歸鄱陽》兩詩提及鄱陽湖，然均與前往鄱陽縣走鄱江水路有關，暗示其時鄱陽湖仍主要局限于饒州鄱江下游地區。不過，據貫、韋等人詩詞分析，當時的鄱陽湖已有漫漲擴張、與擔石湖接為一湖的趨勢。宋初鄱陽湖在都昌南二十里，其范圍蓋已非唐末五代時所能比。至北宋中期趙抃經過鄱陽湖時，有詩《經鄱陽湖》曰：“云披見樓閣，隱隱豫章城。”又《過鄱陽湖先寄洪守唐介待制》云：“危檣西喜洪都近，諫省當時舊主人。”鄱陽湖直接與洪州聯系在一起，而五代尚見于記載的擔石湖則再無人提及，大概至此鄱陽湖與擔石湖才連成一片，完全演變為一個湖泊，使平原西南及中部地區季節性淪陷為湖。

三

唐代彭蠡湖區的水系演變及分布情況

有關唐代彭蠡湖區的水系演變及分布，前人已有比較系統深入的研究。張修桂等結合《漢書·地理志》《水經注》等記載，還原了漢唐時期鄡陽平原的水系網：贛江主流自南昌東北經昌邑城東合繚水主流入鄡陽縣境，余水經余干西北至鄡陽故城附近入贛江，鄱水經鄱陽縣南、武陽鄉北，西注贛江；贛江在鄡陽城附近匯合余水、鄱水合繚水支流后，西北出松門，西合修水，北出嬰子口，注入彭蠡湖。贛江支流（即史前贛江下游主泓道，秦漢時因向西擺動而成支流）自南昌東流經康山至南山，北入贛江主流。張氏雖未專門對唐代湖區水系進行研究，但從他認為唐代鄡陽平原仍然存在及所繪“漢唐鄡陽平原水系圖”可以看出，他顯然也參考了唐宋史籍的記載，并且認為唐代鄡陽平原各河沒有大的變化，仍然延續漢魏以來的分布格局。吳修安則專門對唐宋鄱陽湖入湖三角洲的水系演變進行了探究。據他研究，唐代贛江、余水變化較大（撫河亦有變遷，然非本文研究范圍，姑不論）。贛江，除漢晉主泓道（今贛江北、中支）外，新形成兩條汊道：一條自南昌東流入擔石湖，即今贛江南支；一條由吳城山北流入彭蠡湖，即今贛江主支。余水，除自余干北流入贛江的漢晉故道（主流）外，亦形成兩條新汊道：一條自余干西北入擔石湖，出現于唐中葉；一條在余干縣治附近分汊后北流入樂安江，至遲于晚唐形成。

比較而言，張氏對唐代的研究是比較薄弱的；吳氏的研究則因誤認為唐代鄡陽平原已淪陷為湖，存在較大的缺陷，不過仍有參考價值，如對余水分支等的探究，可補張氏研究之不足。值得注意的是，二人對區域內最重要水系贛江的變遷仍存分歧。首先是關于贛江南支的形成，前者認為此乃史前贛江下游主泓道變遷而來，后者則以為是唐代新形成的汊道。張氏立論的依據來自對黃金采的分析和定位，筆者認為是有道理的，故傾向于贊成張說。其次是關于今日贛江主支的形成。前者根據《寰宇記》“吳城山”這條材料，推斷贛江下游主泓至唐以后才西移至吳城附近。后者則依據開成元年（836）李德裕北歸經彭蠡湖所作的《望匡廬賦并序》，認為序中提到的“滄湖”就是《文獻通考》記載的大中祥符三年（1010）趙敦信奉使所過之“滄湖”，地在吳城山附近，“滄湖口”則在吳城汊道北流入滄湖處，由此推測李德裕舟行水路即吳城汊道，進而推斷此汊道形成于中唐。

筆者認為這兩種觀點均有可商榷。吳氏的問題在于對《望匡廬賦》序言的解讀有誤。李序提到的滄湖口，實即彭蠡湖與長江交匯處的湖口，并不在吳城附近。李序曰：“滄湖口北望匡、廬二山，影入澄潭，峰連清漢，江水無際，煙景相鮮。沿流而東，若在世表。因懷遠公、陸先生，悵然成賦。”所謂“沿流而東”，顯指長江（若在吳城汊道入滄湖處，何來“沿流而東”之說），“滄湖口北望匡、廬二山”當句讀為“滄湖口北，望匡、廬二山”，而非“滄湖口，北望匡、廬二山”。“滄”意為水深綠色，“滄湖”即指水深呈綠色的湖泊，乃形容彭蠡湖水之深險，指的就是彭蠡湖，而非專有“滄湖”這個地方。因此，李德裕賦不能作為唐人走吳城汊道的證明，認為吳城汊道形成于唐中期不能成立。

張說的問題在于引用的“吳城山”這條材料乃后人竄入的“偽文”，非樂史原文，故其說亦難以令人信服。不過筆者在《寰宇記》中找到另一條材料，證明張說是能夠成立的。《寰宇記》洪州南昌縣：“松門山，在縣北，水路二百一十五里。”此二百一十五里究竟是哪條水路？檢《寰宇記》載南康軍南至洪州水路四百五十里，當指松門山水路（今中、北支）至洪州里程。若二百一十五里是走此水路至松門山，則松門山去南康軍二百三十五里。然據黃庭堅載，自都昌至南康軍落星灣舟行不過百里。松門山在都昌西南，去南康軍必無可能有二百三十五里之遙。又據周必大引《江上錄》載南康軍至隆興府三百二十里，當指南康走吳城水道至南昌里程。據此推算，則松門山去南康軍一百零五里，與黃庭堅記載吻合。可知二百一十五里乃洪州經吳城至松門山水路里程，樂史時代吳城汊道已然形成。《寰宇記》這條材料“其山多松”以下與《御覽》引《豫章圖經》所載相同，蓋即出自該書；但《圖經》并無方位里程之記載，疑《寰宇記》所載乃樂史本人所加，非抄自傳世文獻，反映的就是當時的情況。又從目前幾乎不見唐人走此水路的記載分析，吳城汊道的形成當不會早于樂史時代太久，極有可能形成于唐末五代。因此說張氏依據的材料雖然有問題，但其觀點大體是能夠成立的。

由上可知，唐代彭蠡湖區的水系除余水分出兩支外，其他各河變化不大（贛江主泓道至唐末五代始移至吳城山），大體仍延續漢晉以來分布格局；各河在鄡陽平原匯入贛江后，經嬰子口北注于彭蠡湖。

四

唐代彭蠡湖區的水路干線

唐代彭蠡湖區的湖泊、水系演變及分布情況既明，以下再對湖區的水路干線進行探考。

1.由彭蠡湖入贛江主流至洪州水路

這條水路唐以前就是溝通南北的重要通道之一，在江西境內主要起著交通江州、洪州的作用。《宋書》記豫章去江州水路六百里，前引《寰宇記》載南康軍南至洪州水路四百五十里，均指此路。其在湖區的大致行程：由彭蠡湖出左里湖口（即嬰子口），溯贛江南行約四十里至松門澗、松門山。東晉謝靈運謫赴臨川，經彭蠡湖南下，途經松門，有詩云：“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唐李周翰注“松門”曰“澗名”，知謝詩所謂“入松門”，乃指由贛江入松門澗。澗之南側有松門山，東北去都昌縣約二十里，與都昌縣治西南十一里的石壁山相斜對，贛江自兩山之間穿過。在唐末五代贛江主泓移至吳城山以前，無論是南下洪州、鄱陽，抑或取道余干入閩越，皆須于此澗通過，為行旅必經之孔道。如梁侯景之亂，梁將蕭范退保九江，不久薨。其將侯瑱襲得豫章，欲迎喪至郡，途經松門遭遇大風，靈柩沉入江中，用鐵鉤才撈出來。陳朝侯安都鎮壓王琳之亂，乃自宮亭湖出松門，躡王琳將眾愛后而破之。李白寓居江西，往來江、洪、饒之間，多次途經松門，有《入彭蠡經松門觀石鏡》等詩提及。晚唐錢珝貶赴撫州，自長江入彭蠡湖南下，亦走松門，有詩“興閑停桂楫，路好過松門”之句。這些例子證明晉唐時期的松門山水道是極為重要的。

過松門澗而南，約一百四十里至鄡陽故城。自鄡陽城西南行，當經過釣圻邸閣故址，里程不詳。《水經注》謂贛水經釣圻邸閣之后即至鄡陽縣，則其地當在鄡陽故縣之南。唐代釣圻邸閣蓋已無存，但因地處要津，仍為人所知。唐《韋慶本墓志》曰：“君諱慶本······徙授洪州都督府長史······途分邸閣，陶太尉之規模；路拒皋門，灌將軍之校筑。”墓志提到的邸閣當即釣圻邸閣，但此處乃是用典，非唐代仍有邸閣。不過“途分”二字極關鍵，釣圻邸閣即在鄡陽故城之南，此地又是余水匯入贛江附近，則它極可能就在贛江與余水匯合處、南下洪州水路與入余干水路的岔口，如此才有“途分”之說。過邸閣故址以下，據《水經注》載，當依次經過椒丘城、慨口、龍沙等抵達洪州城。這些地方今大多無考，因篇幅所限，姑且從略。

2.由贛江入修水至建昌水路

出左里入贛江，行不久入修水可至建昌，深入贛西北地區。貫休有詩《秋末入匡山船行八首》，其四云“匡阜層層翠，修江疊疊波”，知他乃舟行經修水、贛江前往廬山。其八首之五又曰：“晚泊蒼茫浦，風微浪亦粗。估喧如亥合，檣密似林枯。地峻湖無□,潮寒蚌有珠。”末一句疑用海昏明月珠之典，《輿地紀勝》引舊經曰：“《伏侯古今注》云：‘漢章帝元和三年，明月珠出豫之海昏，大如雞子······’”又嘉慶《大清一統志》載：“珠溪，在建昌縣東十五里。《輿地紀勝》漢章帝時出明月珠······今名青樹灣。”今永修縣艾城鎮東南的九合鄉有青墅村，當即明清時期的青樹灣所在。青樹灣略南有淳湖（今淳湖村），乃修水故道與繚水的匯合處。康熙《建昌縣志》曰：“由西入者（修水），折行百一十里而至淳湖；由南入者（繚水），直行七十里而至淳湖，然后兩水合焉······”貫詩云“地峻湖無□”之湖，蓋即淳湖。他所泊之浦，當在此處。由于地處兩河匯合處，商旅云集，故能見“估喧如亥合，檣密似林枯”之盛況，可見唐代此路之繁忙。

3.由贛江主流入鄱水至鄱陽水路

贛江于鄡陽故城附近匯合鄱水，故溯贛江或順贛江皆可入鄱水至饒州境內。前者如安史之亂時戴叔倫由京口經長江入彭蠡湖至饒州避難，據其回憶當時情景曰：“淮汴初喪亂，蔣山烽火起。與君隨親族，奔迸辭故里。京口附商客，海門正狂風······云開方見日，潮盡爐峰出。石壁轉棠陰，鄱陽寄茅室。淹留三十年，分種越人田。”詩中的石壁即石壁山；棠陰即棠陰山，在鄱陽縣西九十里。《輿地紀勝》曰：“棠陰山，徐諶嘗作《鄱陽記》：‘教化盛行，仁惠周洽，遂餞客于棠陰山。’又云去思，遂名徐山，后改棠陰山，取‘召伯’之義，今有棠陰寨。”又據康熙《鄱陽縣志》載：“（鄱江）在城南······環城而西，折北十余里至雙港分二支：一支自西而北，又折西經棠陰鎮，出饒河口，會于鄱陽湖。”此支當即漢唐時期鄱江入贛江主流，也即戴叔倫入鄱陽走的那條河。可知戴叔倫乃經贛江入松門南下，過石壁，由贛江轉入鄱江，經棠陰而入鄱陽。

自洪州順贛江主流入鄱水至鄱陽，目前未見唐人行走之例，不過《通典》等均載洪州至饒州有一條四百四十里的水路。吳修安結合《通典》“西至章郡擔石湖，中流為界，一百七十里”及《寰宇記》“擔石湖，在州東北水路屈曲二百六十里”之記載，推測四百四十里是由贛江至擔石湖、再由擔石湖經鄱水至鄱陽縣的里程。然據前文分析，贛江主流、鄱水均在鄡陽故城附近南折入余水、贛江南支才抵達擔石湖。既如此，則洪州經贛江主流至鄱陽，不必經過擔石湖，直接在鄡陽故城附近入鄱水即可。此路里程不詳，但必較四百四十里短近。然《通典》等載四百四十里又作何解？筆者以為很可能杜佑等依據的史源有問題。據《宋書》載：“鄱陽······去州水四百四十。”當時的郡治在江州，故此載指去江州水路，但這個里程竟與杜佑等載鄱陽去洪州的水路一致，故疑編者忽略了唐代洪州替代江州為郡治，而把南朝鄱陽去江州水路里程誤做去洪州里程。也就是說，實際上并不存在一條洪州至鄱陽四百四十里的水路，《通典》和《太平寰宇記》記洪州、饒州至擔石湖的里程相加為四百三十里，應該只是巧合。

4.由贛江主流入余水至余干水路

贛江主流于鄡陽城附近匯合余水，故溯贛江或順贛江入余水皆可至余干，通往閩越。吳修安認為唐代沒有舟行此路的記載，不確。溯贛江入余水者，如李白《尋陽送弟昌岠鄱陽司馬作》曰：“桑落洲渚連，滄江無煙云······松門拂中道，石鏡回清光。搖扇及干越，水亭風氣涼。”從桑落洲渡湖，經松門至于干越亭，李岠顯然是溯贛江入余水主流抵達余干的。順贛江入余水至余干，在擔石湖水路出現之前，應是洪州通往余干的主要水路。劉長卿《余干夜宴奉餞前蘇州韋使君新除婺州作》曰：“復拜東陽郡，遙馳北闕心。行春五馬急，向夜一猿深。山過康郎近，星看婺女臨。幸容棲托分，猶戀舊棠陰。”韋使君即蘇州刺史韋之晉，上元二年（761）正月赴豫章參加江南諸鎮集會，商討平定劉展之亂，不久蘇州刺史易人，韋移任婺州，途經余干，故有劉詩之作。詩中的康郎即康郎山，在余干縣西北八十里，余水西側。從洪州經康郎山到達余干，韋之晉很可能走的就是順贛江主流入余水至余干的水路。不過，韋之晉時代擔石湖水路已經形成，他為何不走此近路？結合劉長卿《首夏干越亭奉餞韋卿使君赴婺州序》一詩分析，韋離開洪州當在春末夏初（劉詩曰“行春五馬急”亦可證），其時彭蠡湖概初入汛期，擔石湖水路還不便通航，故不走此路。若此推測無誤，則說明唐代擔石湖水路還受湖水季節性泛漲的影響，多在豐水期通航。上文提到的劉長卿、貫休于秋季和李翱于四月底渡擔石湖，皆是豐水期或已進入較久的汛期，亦可佐證。

5.由余水支流入擔石湖經贛江支流至洪州水路

中唐以后擔石湖的出現，將贛江南支與余水支流連接起來，形成一條新的水路，因大幅縮短了洪、信及洪、饒之間的距離（閩越經余干至洪州水路，可不必繞道余干主支轉贛江主流），逐漸變得重要起來。故唐中葉以后屢見唐人行走之例，如劉長卿、竇叔向、李翱等。竇詩《過檐石湖》曰：“曉發漁門戍，晴看檐石湖。”顯示唐中葉時官府已在擔石湖西側的贛江南支沿岸設立戍口，足見此路之重要性。有關這條水路的具體情況，吳修安已有詳細考證，茲不贅述。需要指出的是，由贛江南支渡擔石湖，亦可經南支、余水入贛江主流、彭蠡湖而北出長江。前文提到貫休自廬山經擔石湖前往洪州，蓋即走此水路。

五

結語

以往研究唐代彭蠡湖交通問題者，或忽略了彭蠡湖的演變，或誤以為鄡陽平原已沒為湖，直接承納江西諸水，形成以鄱陽湖為中心的水路交通網。通過本文的研究可知，唐代鄡陽平原仍然存在，湖區各河大體延續漢魏以來分布格局，在鄡陽平原匯入贛江后北注于湖。表面上看，這與宋以后各河直接入鄱陽湖區別不大，然就實際發揮的作用而言，其中的差別則可能是巨大的。彭蠡湖若局限于嬰子口以北，那不過是江州境內一個較大的湖泊而已，主要發揮連通江西各河與長江的作用。至于聯通洪、饒、撫、信等州水系，出入閩越，深入嶺南、湖湘，更多的可能還要通過鄡陽平原的水路網。誠然，唐代鄡陽平原的水路網也很發達；且中唐以后隨著擔石湖、鄱陽湖的出現，湖區的水路交通逐漸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與宋代此地成為跨越江、洪、饒三州的大型湖泊相比，顯然還是有差距的。實際上唐代江西的交通地位已頗重要，但鮮見官府建設、維護湖區水運方面的舉措，這與唐代彭蠡湖局限于江州境內、湖區水路交通開發條件不足或有一定的關系。建中年間，李希烈作亂，江淮路絕，南方物資多由宣、池、洪、饒等州北上，江西節度使李皋為保證輸送，“嚴郵驛，厚其供億，雖有深溪絕橋，而驛騎不病，四方賴焉”。形勢如此緊迫，李皋似乎也只是注重陸路的維護，而不去改善湖區的水路交通，部分原因概也在此。總之，唐代彭蠡湖的作用還是比較有限的，很難說已成為江西水系交通網的中樞，今人多少夸大了唐代彭蠡湖所發揮的歷史作用。

作者：王紅星

來源：《地方文化研究》2023年第4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耿 曈

校對：鄭雨晴

審訂：楊 琪

責編：宋柄燃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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