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大樓的祈禱：戰爭部長與神圣暴力

「我們請求以耶穌基督大能之名，使邪惡敗退，使惡人的靈魂墮入為其預備的永罰。」——當美國國防部長在五角大樓說出這句話時，他不是在布道，而是在為一場正在進行的戰爭祈求神佑的暴力。

一場被重新定義的宗教儀式

上個月末，五角大樓舉行了伊朗戰爭開始以來的首次基督教禮拜。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選擇在這個場合，將沖突定性為本質上具有宗教和精神性質的戰爭。

他的講道重點不在于我方事業的正義性，而在于對敵方無情施加復仇與痛苦的必要性。

赫格塞斯援引《詩篇》第18篇，其中大衛王說他直到敵人「被消滅」才轉回。敵人「呼求幫助，卻無人拯救」。他誦讀了大衛夸耀「將他們打得粉碎如風吹的塵灰」「像街上的淤泥般丟棄」的段落。

他還宣讀了一位隨軍牧師撰寫的祈禱文——該文依賴詛咒詩（imprecatory psalms），包括第35、58和144篇——請求上帝「對那些不配得憐憫的人施以壓倒性的暴力行動」。赫格塞斯祈禱「每一發子彈都擊中公義敵人的要害」，請求上帝「打碎不敬虔者的牙齒」。

他說，藉著「你怒氣的 blast（ blast 此處指猛烈沖擊）」，上帝將使「惡人滅亡」。全能者應當「向圖謀虛妄的人傾倒你的憤怒，將他們像糠秕吹散在風前」。赫格塞斯懇求上帝行動，使「邪惡敗退，惡人的靈魂墮入為其預備的永罰」。

這位自稱「戰爭部長」的人以這樣的禱詞結束：「我們懷著大膽的信心，以萬王之王耶穌基督的大能之名祈求這些事，阿門。阿門。」

明確地說：國防部長赫格塞斯正以「耶穌基督大能之名」，為「壓倒性暴力」和「毫不憐憫」祈禱——而這位耶穌，正是和平之君。

正方：這是信仰與使命的正當結合

從赫格塞斯支持者的視角看，這場禱告并無不妥，反而是軍人信仰真誠的體現。

美國軍隊長期允許隨軍牧師制度，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宗教自由表達。國防部長作為公民，有權在宗教場合表達個人信仰。詛咒詩（imprecatory psalms）是《圣經》正典的一部分，猶太-基督教傳統兩千年來一直誦讀這些經文。

支持者會指出，赫格塞斯并非在作戰命令中引用經文，而是在禮拜場合對信徒講話。語境至關重要：這是私人宗教表達，而非政策宣言。將大衛王的戰爭詩歌理解為對神圣正義的呼求，在釋經學上有充分依據。

更深層地看，這種禱告反映了一種「正義戰爭」傳統的變體——當面對被認定為邪惡的敵人時，使用暴力不僅是允許的，在特定條件下甚至是義務。赫格塞斯將伊朗政權視為威脅美國與以色列安全的邪惡力量，在這種框架下，祈求神佑的勝利是信仰與政治責任的統一。

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任期已展現這種邏輯：赫格塞斯曾為三名面臨戰爭罪指控或被定罪的軍人游說總統赦免，為殺害伊拉克平民的黑水公司承包商辯護。這些行為在他支持者眼中，是保護戰士免受官僚體系與「政治正確」束縛的正當之舉。

反方：這是制度化的神圣暴力，危險且違法

軍事隨軍牧師史專家羅尼特·斯塔爾（Ronit Stahl）對《新共和》的格雷格·薩金特表示：「高級軍官或文職軍事領袖以上帝之名將殺戮和暴力視為宗教責任來 relish（ relish 此處指享受、沉溺），這是極不尋常的。」

關鍵不在赫格塞斯個人信仰，而在其身份與場合的疊加效應。國防部長是文職官員，統轄全球最強大的軍事力量。當這一職位的人以「戰爭部長」自稱，在五角大樓——美國軍事決策的神經中樞——祈求「壓倒性暴力」「不配得憐憫」「打碎牙齒」「惡人墮入永罰」，這已遠超個人虔誠的范疇。

國際法與美國軍法均禁止「不給 quarter（ quarter 指寬恕、饒命）」——即拒絕接受敵方投降、承諾殺死所有戰斗人員。赫格塞斯上月宣稱美國將對敵人「不給 quarter，毫不憐憫」，這已構成戰爭罪的公開宣示。他禱告中的「不配得憐憫」與此形成呼應，將法律禁止的行為神圣化。

更具體的危險信號：五角大樓負責防止作戰中平民傷亡的辦公室正在被 dismantle（ dismantle 此處指撤銷、拆解）。這與赫格塞斯的神學修辭形成結構性配合——如果敵人是「不敬虔者」「惡人」，其死亡是「永罰」的預演，那么區分戰斗人員與平民的倫理約束便失去了根基。

歷史參照令人不安。神圣暴力（sacred violence）的話語模式曾出現在十字軍東征、宗教改革時期的教派沖突、以及當代圣戰主義敘事中。其共同結構是：將敵方非人化（「糠秕」「淤泥」「塵土」），將暴力神圣化（「上帝怒氣的 blast」「萬王之王之名」），將殺戮終極化（「永罰」）。赫格塞斯的禱告完整復現了這一結構。

特朗普本人的威脅提供了政策語境：轟炸伊朗電廠、海水淡化站、油井、道路、橋梁——這些是典型的民用基礎設施。當「戰爭部長」祈求「每一發子彈擊中公義敵人的要害」時，「公義敵人」的定義權在誰手中？

判斷：這不是信仰問題，是權力修辭的轉型

赫格塞斯的禱告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它揭示了某種個人狂熱，而在于它標志著美國安全話語的一種結構性轉變。

傳統上，美國戰爭修辭依賴兩種正當化框架：自由民主價值（「捍衛自由」）或國家安全理性（「阻止威脅」）。這兩種框架都預設了暴力的工具性——暴力是手段，服務于可公開辯護的政治目的。即使批評者質疑其實際運作，框架本身仍要求回應普世倫理標準。

赫格塞斯的禱告引入了第三種框架：宇宙論戰爭（cosmic war）。敵人不僅是戰略對手或意識形態競爭者，而是「不敬虔者」「惡人」；暴力不僅是政策工具，而是「上帝怒氣的 blast」；死亡不僅是戰斗結果，而是「永罰」的預演。這一框架的核心特征是不可妥協性——與邪惡不存在談判空間，「憐憫」本身成為道德缺陷。

這種轉型有明確的制度配套。撤銷平民保護辦公室、赦免戰爭罪被告、威脅攻擊民用基礎設施——這些不是孤立決策，而是與神學修辭形成互文。當暴力被神圣化，對其的法律與倫理約束便被重新定義為「軟弱」或「政治正確」。

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中的警示需要被完整理解：魔鬼不僅能引用經文，更能使經文服務于其目的。赫格塞斯引用的詛咒詩在《圣經》語境中有其特定歷史處境（古代以色列的生存沖突），將其直接映射到21世紀的國家間戰爭，本身就是一種釋經暴力——既扭曲文本，也為當下的暴力開脫。

對科技從業者而言，這一案例的價值在于觀察「敘事基礎設施」如何被重構。赫格塞斯不是在發明新神學，而是在激活一種現成的符號資源（詛咒詩傳統、「戰爭部長」自稱、基督教民族主義話語），將其嵌入制度性場合（五角大樓禮拜），從而改變暴力的認知框架。這種操作的技術性——對符號的選擇、場合的利用、身份的表演——值得與算法推薦、平臺治理等技術性權力形式并置分析。

最終判斷：這不是關于宗教自由的邊界爭議，而是關于暴力正當化機制的范式轉移。當美國國防部長以「萬王之王」之名祈求「壓倒性暴力」時，他不是在表達個人信仰，而是在為一套正在成形的政策邏輯提供神學包裝。識別這種包裝的結構——神圣化、非人化、終極化——是理解當代權力運作的必要技能。

行動指向：關注五角大樓平民保護辦公室的后續人事變動；追蹤「詛咒詩」修辭在軍方話語中的擴散；在分析技術政策時，保持對「基礎設施」一詞的敏感——它既指算法系統，也指海水淡化站與電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