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光伏到豬肉，去產能為何那樣難？

作者|深水財經社 劉川風

豬價跌穿七年地板、部委三令五申“必須減產”，可龍頭企業去產能進展依然緩慢。

據多家媒體報道，從3月初到3月19日，農業農村部、發改委連開兩場“緊箍咒”會議，要求頭部豬企上報2026出欄計劃、承諾調減能繁母豬與出欄量，甚至祭出“年度生產備案制、信貸硬約束”，可直到4月中旬，行業產能依舊“雷聲大、雨點小”，去化進度遠不及預期。

這場“政策苦口婆心、企業陽奉陰違”的拉鋸戰，到底藏著多少門道？

一、囚徒困境死循環，產能為何易增不易減？

放在十年前，生豬去產能根本不用政府反復喊話，豬價一跌、散戶一虧，立馬殺母豬、清豬場，產能三個月就能快速出清。

可如今，行業集中度大幅提升之后，去產能的反而變得更難了。

農業農村部數據顯示，2025年全國生豬規模化養殖率已突破73%，TOP10頭部企業出欄占比飆升至29.7%，較2018年的8.1%翻了近4倍。

牧原、溫氏、雙胞胎等巨頭，單家年出欄動輒千萬頭級別，資金實力、抗風險能力、成本控制能力，跟當年的散戶完全是“云泥之別”。

正是因為養殖龍頭擁有巨大的成本優勢和資本優勢，所以散戶更容易被擠出市場，而留出的產能卻又被養殖龍頭迅速填滿。

實際上關于去產能的會議不止開過一兩次，早在2025年9月，發改委和農業農村部畜牧獸醫局就召開過生豬產能調控企業座談會，牧原股份、溫氏股份、雙胞胎等多家龍頭生豬養殖企業參會，就產能調控的落實情況進行分析和討論。

但是從這些企業年報上可以看到，去年他們的出欄量仍然沒有減少，甚至多數企業還有增長。

當然我們也客觀看，去產能不是說開完會馬上就回去把豬殺了埋掉，一旦產能上來，不可能立刻就踩剎車，這一定是一個緩慢的過程。

但是從商業的邏輯，每一家豬企都沒有去產能的動力和意愿，把產能建起來，是需要投入很大資本的，那么多養殖場建起來了，還有那么多配套設施、人工隊伍，甚至豬都已經長那么大了，誰會愿意去產能？

規模化養殖企業，去產能成本價極高，從商業競爭的角度，也存在一個“囚徒困境”。

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減產能，豬價上來了，占便宜的是那些沒減產能的競爭對手，等于犧牲了自己給競爭對手抬轎子，這就是一個博弈死局，會上表態積極、會下集體觀望，成了公開的秘密。

假設A企業主動大幅減產，能繁母豬砍10%、出欄量降15%：短期豬價可能小幅上漲，但對手B、C企業不減產，反而趁機擴大出欄、搶占A退出的市場份額。

等豬價回暖時，A企業產能已縮、份額丟失，徹底淪為行業“小弟”。

假設A企業不減產，跟大家一起硬扛：雖然短期持續虧損，但能保住市場份額、攤薄固定成本，等熬到中小產能出清、行業供需逆轉，就能憑借規模優勢賺得盆滿缽滿。

用行業大佬的玩笑話說，現在去產能，就是比誰“命長”，誰先忍不住減產，誰就是行業的“冤大頭”。

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豬企明減暗增玩套路

3月19日發改委會議上，牧原、溫氏、雙胞胎等25家龍頭齊刷刷表態“堅決響應政策、帶頭調減產能”。

可看各家企業2026年出欄計劃，牧原2026年出欄計劃7500-8100萬頭，跟2025年的7800萬頭基本持平；溫氏2600-2800萬頭，與2025年2702萬頭相差無幾；就連表態“主動調減”的新希望，也只是從1600萬頭降至1300-1400萬。

還有企業為了對沖減產，紛紛搞起“壓欄增重、二次育肥”。

比如政策要求出欄體重控制在120公斤左右，可行業實際普遍在124-140公斤，散戶甚至達到144公斤。體重每增加5公斤，就相當于多出欄4%的生豬，直接抵消了部分母豬調減的效果。

政府部門專門強調“嚴禁壓欄、控重120公斤”，可在“多賣一斤多賺一點、緩解現金流壓力”的誘惑下，企業依舊有操作的空間。

上報淘汰母豬數據時，專挑高齡、低產母豬做樣子，核心高產母豬一頭不動。甚至還有把母豬轉后備、異地調運，規避產能統計。

這個時候，各家養殖龍頭都在暗中較勁，成本有優勢虧得少也能熬得起，正好借寒冬熬死高成本對手，這就是本輪周期最詭異的地方。

這種心態下，所有企業都在“等風來”——等對手先減產、等豬價先反彈、等政策再加碼，唯獨不等自己主動“割肉”。

三、政策再急，也繞不開生物周期

當然除了養殖龍頭的積極性因素外，本身生物周期也是一個制約去產能的重要因素。

生豬不是工業品生產，它是有生長周期的，能繁母豬懷孕4個月、仔豬育肥6個月，從調整母豬到出欄量變化，至少滯后10個月。

這就導致政策調控永遠“慢半拍”，再緊急的會議、再嚴厲的要求，也沒法讓已經懷孕的母豬、已經出生的仔豬“憑空消失”。

2025年全年，全國能繁母豬存欄長期超3900萬頭，遠超3950萬頭預警線，更是比3650萬頭目標多出300萬頭以上。

這部分“超額產能”，在2025年9月-2026年3月轉化為連續10個月的天量仔豬，直接鎖定了2026年上半年的生豬出欄量，哪怕3月份所有企業立刻停止補欄、大規模淘汰母豬，2026年Q1-Q2的出欄量也不可能降下來。

這就解釋了一個怪象，2026年以來，部委多次開會要求減產，頭部企業也象征性淘汰了部分母豬，可市場上生豬供應依舊過剩、豬價持續下跌。

生豬產能有一個“堰塞湖效應”，過去兩年的擴張存量，決定了未來一年的供給，政策調控效果至少要半年到一年才能顯現。

有專家就支出，現在看能繁母豬存欄已經沒意義了，PSY、MSY（每頭母豬年出欄肥豬數）才是核心。行業技術進步太快，隱性產能完全對沖了顯性減產，這是政策調控最頭疼的地方。”

四、只有引導沒有硬罰，調控成“空談”

最后，政策調控的“軟約束”，也是去產能進展緩慢的重要原因。

歷次會議都是“座談會、引導、號召”，沒有強制手段、沒有懲戒措施、沒有考核問責，企業自然“左耳進右耳出”。

2026年3月19日會議，部委提出“年度生產備案制、頭部企業動態監管、信貸約束”，看似是“從軟指導轉向硬約束”，可實際執行依舊“雷聲大、雨點小”。

首先是沒有法律強制企業去產能，調控依舊靠“約談、通報、批評”。

其次是信貸約束也缺位。銀保監會雖要求“對不達標企業暫停信貸”，但地方政府為保就業、保稅收，往往干預執行，銀行也不愿輕易抽貸，導致“硬約束”變“軟要求”。

第三是統計監管漏洞。企業虛報母豬存欄、瞞報出欄量、母豬轉育肥規避統計，監管部門難以逐一核查，數據真實性存疑。

更致命的是，政策存在“搖擺性”。豬價漲時，鼓勵擴產保供給；豬價跌時，要求減產控產能。企業早已摸透規律，現在要求減產，等豬價漲了又會鼓勵擴產，政策堅持不了多久。

（全球市值研究機構深水財經社獨家發布，轉載引用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