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懿篡了曹操天下，但曹操生前留一后手，一舉亡了司馬懿的江山

公元311年七月，洛陽城門被匈奴鐵騎撞開，俘晉懷帝西行的人群漫過宮闕殘垣。三十年前，司馬炎在同一座城里稱帝建晉、以為天下定鼎；三十年后，司馬氏宗祀?yún)s在火光與塵埃中分崩離析。許多人驚嘆這般急轉(zhuǎn)直下，卻少有人追問，那枚埋在黃土里的隱雷是誰安放的。答案，得回到一個更早的年代——建安九年。

那一年，曹操北征烏桓告捷，帶著俘虜與牛羊自柳城歸來。論戰(zhàn)功，他已是實至名歸的“魏公”；論謀略，他卻遠未止步。朝臣勸其就地募卒便罷，曹操卻下令：“分徙部眾于三輔、冀豫諸郡，各就耕牧。”一句話，把數(shù)萬匈奴、鮮卑與雜胡送進了中原田畝。很多文士不解，認為后患無窮，曹操只是淡淡地笑：“邊無強胡，比置十萬兵。”這并非虛言，更像一枚留給后人的籌碼。

同一時期，司馬家在河內(nèi)潁川間隱忍觀望。司馬懿三十一歲，正是“興兵據(jù)要”之年，卻一連三次拒絕曹操征辟。史載他“因風痹不得屈伸”，連上門招攬的使者也只見到憔悴病軀。可府門剛閉，司馬懿已拄杖起身，一眼不露地望向西北，“狼顧之相”顯露無遺。友人竊語：“仲達心之所向，未必是輔政。”這話若落進曹操耳里，性命堪憂。

曹操終究找了機會試探。一次閑坐帳中，曹操忽發(fā)一問：“聽聞君頸可自回過肩，果真耶？”司馬懿心底一凜，忙低頭稱病未愈，不敢多言。從那天起，他見曹操便端坐不動，連轉(zhuǎn)頸都刻意放緩。曹操曖昧地看著他，心下卻又添一層提防。自此，司馬懿得以在幕府留身，卻始終像走在薄冰上。

時局新變出現(xiàn)在黃初元年。曹丕繼位，感念司馬懿在奪嫡中的助力，提拔為侍中、尚書。與此同時，丁儀、陳群等也被拉進決策核心，借以牽制。到了曹叡在位，司馬懿已進階太尉，外有對孫吳的軍事指揮權(quán)，內(nèi)與曹爽分政。曹叡臨終托孤，分明希望二人相互鉗制，惜乎算計再周，也敵不過人心變幻。

248年，年屆七旬的司馬懿忽然稱病不起，整日倚枕而坐，嘴角垂涎。曹爽自信無憂，將軍政盡攬。次年正月，太傅府忽然燈火通明，司馬懿披甲而起，拍案一聲：“今日不斬曹爽，魏祚盡矣！”高平陵下刀兵四起，曹氏舊臣束手就擒。洛水橋畔，司馬師一封書信欺哄曹爽投降，轉(zhuǎn)身便密令誅戮三族。自此，魏國的君權(quán)如風中殘燭，只剩名義。

表面看，司馬氏已掃清障礙；暗地里，曹操那枚“后手”正在滋長。游牧部落在平原繁衍，騎射之風漸盛；與世族豪門的莊園相接，摩擦日益激烈。晉武帝統(tǒng)一吳后，為求聲色犬馬，下令放歸部分戍卒，又重稅加身，豪強豪奪，邊地胡人再無束縛。若說曹操當年引狼入室，是為北疆擋箭；那么對司馬氏而言，這批“箭”卻在自家胸口掉頭。

更糟的是“八王之亂”。從290年齊王司馬冏起兵廢太傅楊駿，到306年東海王司馬越兵臨洛陽，司馬宗室無一人愿退一步。十多年兄弟鬩墻，把國庫拖空，把北鎮(zhèn)精兵耗盡。鄴城老兵曾私語：“若丞相在世，豈容家門自殘？”一句話，道盡興亡悲涼。

機會就落在匈奴劉淵手中。按輩分，他是曹操麾下左賢王于夫羅的孫子；按法理，他受曹魏冊封“漢王”。他熟知中原禮制，也擅使草原騎兵。八王相斗，他悄然收編流散戍卒、流民與舊部，建漢趙政權(quán)，終在永嘉年間攻陷洛陽。史書有載，晉室之亡，“實肇自遷胡”。這評語同樣可以視為對曹操早年“挪胡入中原”之舉的注腳。

有人或許要問：曹操是否真有如此深遠的算計？若干史料無從坐實。不過，若將其與他“寧教我負天下，休叫天下負我”的心性并觀，不能說毫無可能。為防日后有豪強篡政，將潛在的外敵引至京畿，以彼制彼，確是他一貫的權(quán)衡手法。更何況，官渡北征得勝后，北境尚需屏障，移民屯田亦可充實戶籍、穩(wěn)定糧道，可謂一石數(shù)鳥。

值得一提的是，同樣的手筆在后世屢見不鮮。唐朝安史之亂，與安祿山燕軍的雜胡底色有關(guān)；遼金南下，也與五代亂世時中原招降、放牧相關(guān)。權(quán)力者的“遠慮”常裹挾“近利”，但真正的后果往往超出時代的想象。

回到司馬懿。當年那位躺在病榻、以靜制動的河內(nèi)書生，最終確實贏下了與曹氏的生死較量，卻在后輩手中將來之不易的天下拱手讓人。八王相殘、胡騎南渡，不啻為兩記重拳；而這兩記重拳所依托的土壤，卻是曹操早早撒下的種子。假設沒有那場大遷徙，北方或仍難保長治，但諸胡要在短短數(shù)十年內(nèi)建立十六國，恐怕不易。司馬氏失之不僅是才略，更有時代布局。

史家評曹操多用“奸雄”二字，評司馬懿則稱“深沉狡猾”。可若將目光放遠，一個人的謀算往往受制于另一個人的布局。三國硝煙散去后，勝負表面塵定；然而在百年后驟然爆裂的危機里，人們才看清，歷史這盤大棋從來不只關(guān)乎一世的成敗。江山易主，興亡循環(huán)，偏偏留名的，總是那些足夠早布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