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周恩來衛士被懷疑偷盜原子彈部件，總理得知后如何處理？

1966年8月的一個黃昏，云貴川交界的高原深處，906廠的警報突然刺破山谷的寂靜，所有車間大門在一分鐘內落鎖，工人們被要求原地待命，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么事。

緊接著，巡邏卡車開進后山，探照燈掃過廠區上空，連夜的盤查讓人心里發毛。次日清晨，風聲走漏，“G-1107不見了”。這枚由白金鑄殼、價值難以估量的“能量轉換裂變容器”，是當時正待裝配的核心部件，它一旦外泄，國家安全就要裸奔。

消息壓得所有人喘不過氣，廠區圍墻外的松林里連鳥雀都安靜了。幾小時后，臨時專案組拉起了警戒線，先鎖定試壓室的當班人員：值班班長酈福林、操作員何家聲，以及到現場做安全交接的保衛干事鮑遠昌。三人嘴里說的都是一個版本——人手不足，工作間隙各自離崗去吃飯或上廁所，回來時保險箱已空。

規章制度顯示，鑰匙分管、雙人互鎖，按理說沒有破解的縫隙。可監控還沒普及，連值班表都是手填的紙片。調查只能靠口供與防火門上的指紋。偵查員們一夜折騰，排掉了當班兩人：何家聲有食堂窗口的十幾名同事作證，酈福林則被兩位在廁所抽煙的木工認出。

嫌疑列表很快縮到三人：上油工許茂新、女工方艷潤，以及廠里膳食科科長宋魯川。頭兩人面紅耳赤，供詞七扯八歪，調查員覺得他們鬼祟，便加班連夜審訊。最后還是許茂新頂不住壓力，“唉”地一聲，把事情抖了個底掉：兩人案發時躲到空庫房親熱去了，丟件跟他們沒半分關系。

調查轉了一圈，只剩下宋魯川。這個六十歲的獨臂老兵讓不少辦案人心里打鼓——誰不知道他當過紅軍、在延安當過周恩來侍衛？可流程就是流程，連夜叫來，隔離審查。面對提問，他沒多辯解，只沉沉說：“問吧，該說的我都說了。”

讓人犯難的是，宋魯川偏偏沒有牢靠的“不在場”證據。當夜他正悄悄給傻兒子宋小川提親，地點在二食堂后門口的空地，只有一個叫劉翠花的女發貨員見過他。可這位劉翠花被家里叫回了鄉下，專案組一時聯系不上，老漢成了唯一“懸案焦點”。

第三天上午，在北京，參加全國積極分子大會的906廠代表黃松被總理接見。閑談間，周恩來隨口問起老部下宋魯川的近況，黃松支支吾吾，只得把“失竊案”一五一十匯報。周恩來臉色一沉，放下茶杯：“原子彈的命根子丟了？還懷疑到老宋頭？這事大了！”

當晚十點，公安部值班電話驟響。周恩來的聲音壓得很低，卻擲地有聲：“立即派最能干的偵查員去906廠，每日向國務院報告進展，務必盡快破案。”電話那頭，只剩“是”的回聲。

新的專案組抵達后，沒有被先入為主的思路綁架。他們調出全部筆錄，發現一個奇怪之處：那份指向宋魯川的“檢舉信”字跡歪斜，語氣稚氣，顯然出自其智力有障礙的養子宋小川。可一問老宋，他卻一臉茫然：“小川寫過東西？他識不了幾個字。”

調查員意識到有人在操縱。可等他們想去找宋小川核實，年輕人已失蹤兩日。搜山時，警犬在臥虎岡山腳的灌木叢里停下吠叫，掀開草叢，白布蓋著的，正是宋小川的遺體。法醫鑒定窒息死，無其他外傷。字跡稚嫩的檢舉信，成了催命符。

“誰最怕他開口？”這是專案組提出的核心問題。一條舊線索浮出水面：保衛干事鮑遠昌在筆錄中幾乎“隱形”，卻是唯一能自由出入試壓室、掌握鑰匙的人。警方趕赴其宿舍，人去樓空。鐵路公安隨即封鎖車站，一張全國通緝令飛出。

十天后，南京傳回消息：一名自稱“南大旁聽生”的男子舉止可疑，被校衛攔下，指紋比對正是鮑遠昌。他身上搜出一張福建沿海的小漁村船票，以及一張寫著不同暗號的通訊本。

回到906廠，他低頭認罪。原來數年前駐防海島時，他與沿海私商謝某結識，后者暗示若能弄到“關鍵金屬零件”，可用重金加一樁婚事相報。1966年，廠里加班趕制G-1107，他見機可乘，提前配好鑰匙，趁值班空檔開柜得手。

最棘手的，竟是如何轉運。部件足有五公斤重，外面包兩層機油布，再藏進熱水桶運到倉庫，夜里扛出廠門。路過大門崗時，他佯作加夜班巡邏，門崗熟人也未細查。得手后，他又把目光盯向最容易操縱的宋小川，誘導其寫下檢舉信，好把焦點推到宋魯川身上。等風聲緊了，他又拉來邵古濱，把宋小川騙上山，親手捂死。

法院宣判那天，全廠萬人操場站得水泄不通。鮑遠昌聽完死刑判決，腳下一軟，再無往日的趾高氣揚。至此，G-1107重歸倉庫，906廠恢復了生產，周恩來收到專案組終結報告時，只簡短回電：“辦得好，慰問全體同志。”

宋魯川被徹底洗清，卻失去了兒子。組織給了他特殊照顧，但那年初秋的傍晚，他仍會搬出小竹凳，坐在低矮的屋檐下對著山影發呆。老兵紅了眼眶，煙頭閃著暗紅光，誰也不知道他的心里還有多少話沒說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