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打工人”第一城，誕生

人隨產業走，人往高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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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就業人員最多的城市？

近日，各地陸續發布第五次經濟普查公報，以2023年為時間節點，全方位披露就業人員數據。

先看廣義就業人員，包括單位從業人員與廣大個體戶，為宏觀上的就業人群。

我國共有7城就業人員超過1000萬人：重慶、深圳、上海、北京、廣州、成都、蘇州。

其中，重慶是唯一超過1500萬人的城市，對比3200萬的人口規模，就業人員占比不足50%，更多是“一市堪當一省”的體量優勢。

北上廣深均超1300萬人，與其他城市明顯拉開差距，見證一線的綜合實力。

不同的是，廣州擁有更多個體戶，這與其開放包容的氛圍、來者不拒的環境、更具性價比的生活成本不無關系。

更值得關注的是蘇州，人口規模排在10名開外，但就業人員數量高居前七，明顯高于人口更多的武漢、天津、西安、鄭州。

與蘇州一樣的還有東莞、寧波、佛山、無錫，就業人員總量排名均高于其人口排名。

這些城市都有一個共性，均為制造大市，產業相對發達，就業崗位相對充足。

反觀一些千萬人口大市，廣義就業人員數量占全體人口比重不足50%，就業能級與人口能級不相匹配。

這也說明，城市規模之大，人口規模之多，不等于競爭力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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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打工人”第一城？

與廣義就業人員不同，“打工人”特指機關單位、企業的就業人員，即“二三產業法人單位從業人員”。

“打工人”數量越多，占比越高，意味著就業空間越大，可供選擇的工作機會越多。

從“打工人”的視角來看，城市格局發生巨大變化。

“打工人”第一城，從重慶變成北上深，三地不分伯仲。

北京、上海、深圳，二三產業法人單位從業人員數量均在1300萬以上。

廣州、重慶緊隨其后，均超過1000萬，與北上深存在一定差距，卻也與其他城市拉開明顯距離。

在千萬人口大市中，蘇州、成都“打工人”超過800萬人，杭州超700萬人，東莞、鄭州、武漢超過600萬人，西安、天津則是500萬+。

還有一批千萬人口大市，青島、長沙、石家莊“打工人”不足500萬人，反而不及人口尚未突破千萬的寧波、佛山、南京等地。

如果從“打工人”占全體人口比重來看，深圳則成了毫無疑義的“打工人”第一城。

深圳單位就業人員占比超過70%，“搞錢之城”“奮斗之城”名副其實。

東莞、廈門、蘇州、寧波、北京超過60%，除了北京都是工業城市，再次見證制造大市的就業含金量。

杭州、廣州、南京、無錫、佛山、上海等地超過50%，這些城市均有多元主導產業，能夠提供足夠豐富的就業崗位。

令人意外的是，躋身“雙萬”城市之列的鄭州、青島、武漢、長沙、西安、天津，“打工人”占比不足50%。

GDP總量躋身全國前十的成都、重慶，“打工人”占全體人口比重不足40%。

而沈陽、長春、石家莊、哈爾濱更是不足30%，就業人口在總體人口的占比相對較低。

這背后的原因是多元的，或是因為市域面積過于龐大，農業人口眾多，形成攤薄效應。

或是因為老齡化過于嚴重，退休人口基數龐大，多數不計入就業人員中。

或是產業結構偏向B端，以資源或資本密集型為主，重化工業雖易拉動GDP，但對就業的帶動相對有限。

或者是產業實力與經濟體量不相匹配，缺乏足夠多元且實力強大的支柱產業，無法吸引更多就業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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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真正的就業之城？

一座城市是否適合就業，除了薪資水平、發展前景外，主要取決于就業容量、就業結構。

從五經普就業人員數據，我們可以得出三個重要結論。

其一，常住人口多，不等于就業空間大。許多萬億GDP城市、千萬人口大市，就業容量沒有想象的那么大。

這與我國的廣域型政區有關，許多地市既有城市又有鄉村。

一些千萬人口大市，更多只有規模優勢，借助廣域型市制，可以輕易做大經濟、人口體量，卻無法創造更多就業崗位。

其二，就業人員與人口規模成正比，但更多受產業結構影響，產業才是聚人、留人的根本。

深圳、蘇州、東莞、寧波、無錫、佛山等地，就業人員規模之所以如此龐大，與其制造強市、產業大市的底色不無關系。

改革開放以來的“孔雀東南飛”，尤其是“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正是經濟、產業、就業競爭力的體現。

其三，就業結構至關重要，越能提供更多高薪崗位的就業，就越有吸引力。

在我國，平均工資最高的三大行業分別是互聯網業、金融業、科技服務業。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年三大行業平均工資分別達23.8萬元、20.2萬元、17.5萬元。

總體來看，三大高薪行業就業人員最多的當屬北京、上海、深圳、廣州、成都、杭州，其他城市都在百萬左右或以下。

其中，北京多達368萬人，上海為248萬，深圳、廣州分別為194萬、179萬人，成都、杭州則為140萬、126.8萬人。

總之，擇城而居，本質是擇業而居。就業容量決定城市下限，產業質量決定城市上限。

讀懂就業數據，才能讀懂一座城市的真實競爭力。中國“打工人”第一城，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