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訪華誠意存疑，反華鷹派成談判關鍵變數

特朗普動身訪華前，得讓中國看到足夠的誠意，千萬不能讓美國的反華鷹派，壞了中美要談的大事。

正值特朗普政府籌備訪華之際，美國前常務副國務卿比根日前在一場中美關系的論壇上表示，盡管特朗普本人希望與中國達成協議，但其執政團隊的對華立場更為強硬，并希望在中美交鋒的過程中進一步遏制中國。

在比根看來，特朗普2.0時期的對華戰略，與1.0時期的對華戰略存在本質區別，并且總統本人想要的和他的執政團隊想要的，也并不相同。

在中美經貿議題上，特朗普多次公開表示歡迎中國企業赴美投資，為美國創造就業崗位，而這一愿景在落地時面臨來自政府內部以及國會對華鷹派的巨大阻力。

比根的說法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他點出了一個長期被忽視的現實：美國的對華政策是總統、內閣團隊、國會、地方政府、企業、軍方多股力量綜合博弈的結果，如果光盯著特朗普本人的表態，那么往往會以偏概全。

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本人確實偏向一種“交易式思維”，他關心的核心問題很簡單，那就是貿易是否對美國有利、投資是否能創造就業、對外關系是否能直接轉化為國內政治收益。

這種思路決定了他在對華問題上，并不天然傾向于全面對抗，反而更愿意通過談判去換取階段性成果。

但問題在于，這種“交易式思維”在華盛頓政治圈內并不是主流。

過去十年，美國兩黨在對華問題上逐漸形成了一種共識——把中國視為長期戰略競爭對手。在這種大背景下，任何試圖緩和關系的舉動，都會被解讀為“讓步”甚至“軟弱”。這也是為什么比根會強調，特朗普想做的事，往往會在執行層面遇到巨大阻力。

這種阻力主要來自兩個層面。

首先是來自行政體系內部。無論是五角大樓、美國國務院，還是商務部以及情報機構，這些部門在過去幾年已經形成了一整套以“競爭、對抗”為核心的對華政策慣性。

這些官員們可以改變語氣，但很難在短時間內改變整個系統的運轉邏輯。即便特朗普本人希望降溫，這些機構仍然會基于既有判斷推動更強硬的對華政策選項。

其次是國會層面。相比行政部門，美國國會的對華態度往往更為激進、強硬。

一方面這是出于選舉政治的需要，因為對華強硬在美國國內幾乎沒有政治風險。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國會議員更少承擔外交后果，因此更容易推動象征性甚至情緒化的措施，比如限制投資、擴大制裁范圍、強化科技封鎖等。

這就導致一個很現實的局面：特朗普會在公開講話中釋放一些緩和信號，但具體政策卻可能朝著相反方向發展。

就拿“特朗普希望中國企業進入美國投資”這一點來說吧，今年2月，《金融時報》就援引四名知情人士的話稱，與特朗普關系密切的美國車企，已經與中國某企業進行了初步接觸，探討了在美國本土建立合資企業生產電動汽車的可能性。

結果報道剛發出去的當天，美國國會多名對華鷹派議員就跳出來批評該公司，公司也趕緊澄清絕無此事，沒有這樣的計劃，生怕被這群反華鷹派繼續扣帽子。

該車企此前與中國企業在密歇根州的電池工廠項目，也一直處于曠日持久的政治審查，這種審查既來自聯邦層面，也來自地方政府。

一句話總結：特朗普想“做生意”，但他的執政團隊，還有政府、國會中的那些反華鷹派，則是在“做戰略”。

這兩套邏輯之間的矛盾，不僅會影響中美關系的走向，也會影響具體政策的穩定性。今天可以放松審查、歡迎投資，明天就可能會口風突變，政策收緊。

一邊與中國談判，另一邊卻加碼限制，這種情況很可能會成為常態。

特朗普在對華政策上的不確定性，很大程度上也來源于此。有時他會先根據自己的意思，釋放對華合作的信號，然后再跟執政團隊里的人、比如國務卿魯比奧討論后，他的口風就突然變了。

對于中美兩國而言，接下來的特朗普訪華之行，毫無疑問會成為中美關系接下來的風向變事件。而接下來雙方能否談成怎么樣的成果，也要看特朗普本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壓服那些反華鷹派——這是他向中國展現誠意的最好方式。

站在中國的角度上，我們當然期待這次中美能談成的成功越多越好，但也不能對此抱有過多的幻想。

2.0時期的特朗普政府，在表面上可能會降低對抗的調門，但其底層邏輯并沒有改變，美國依然會把中國視為主要競爭對象，只是方式更加靈活，比如在經貿上尋求階段性合作，同時在科技、安全等領域繼續維持壓力。

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只要美國國內對華認知沒有發生根本改變，只要政府與國會內部存在大量對華鷹派，那么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執政，換哪個總統上臺，美國的對華戰略都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

可以說，中美關系的復雜性，已經不只是兩國之間的合作與競爭，還包括美國內部不同力量之間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