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vs 4.2%，韓國青少年用藥超過吸煙

如果說吸煙曾經是判斷青少年風險行為的重要指標，那么在今天的韓國，這一標準正在被悄悄改寫。根據韓國青少年政策研究院發布的最新調查，在3384名中學生和高中生中，有5.2%的受訪者表示曾出于非醫療目的使用過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治療藥物、食欲抑制劑、安眠藥或鎮靜劑等相關藥物，這一比例已經超過“曾有吸煙經歷”的4.2%。也就是說，在部分青少年群體中，“用藥”正在取代“吸煙”，成為更常見的風險行為。

如果進一步拆分數據，會發現問題并不只是“是否使用”，而是使用方式已經發生變化。在過去6個月有過相關經歷的群體中，ADHD治療藥物占比達到24.4%，成為最主要的類別，其后是食欲抑制劑（20%）、安眠藥（13.3%）以及鎮靜劑和抗焦慮藥（13.3%）。這些藥物原本具有明確的醫療用途，但在現實中，卻被一部分學生當作“提升專注力”“提高學習效率”的工具使用，這種功能性轉移，本身就說明問題。

更值得關注的是頻率。在有過用藥經歷的青少年中，23.1%的人表示每月服用20次以上，另有7.6%為6至19次，這意味著相當一部分人已經從“嘗試”進入“持續使用”的階段。換句話說，這不再是偶發行為，而正在接近某種程度的依賴。

與此同時，另一個更普遍但容易被忽視的現象，是咖啡因攝入。數據顯示，54.5%的青少年每月至少飲用一次咖啡，19.9%每月6至19次，5.0%超過20次；而高咖啡因飲料的情況更為明顯，61.2%的受訪者每月至少飲用一次，其中10.8%每月超過10次。更關鍵的是動因——57.8%的青少年表示，攝入咖啡因主要是為了備考或完成作業，另有11.2%明確表示，如果不攝入咖啡因，會影響日常狀態。

如果把這些數據放在一起看，會發現一個非常清晰的趨勢：無論是藥物還是咖啡因，本質上都在被當作“學習工具”使用。而這種現象背后的核心，并不是產品本身，而是壓力結構。

在韓國，高中階段的升學競爭強度極高，學習時間長、節奏快、淘汰機制明顯，這種環境會不斷強化“效率優先”的思維。當時間不足、精力有限時，一部分學生開始尋找“額外手段”，從最初的咖啡，到功能飲料，再到藥物，這其實是一條逐漸升級的路徑。

如果對比中國，會發現兩國在表現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底層邏輯相似。中國學生更常見的是依賴咖啡、功能飲料以及延長學習時間來應對壓力，而藥物濫用相對更受監管限制；而在韓國，由于部分藥物獲取路徑相對復雜但并非完全封閉，一旦進入使用路徑，就更容易向“功能性使用”轉變。

從社會角度來看，這種現象并不只是個體問題，而是一種結構性結果。當評價體系高度集中在成績，當競爭壓力持續前移，個體行為就會逐漸向“效率最大化”傾斜，而在這一過程中，風險往往被低估甚至被忽視。

也正因為如此，單純加強藥物監管，可能只能解決一部分問題。如果壓力來源沒有改變，那么行為方式很可能會以其他形式繼續存在。換句話說，如果不解決“為什么需要這些東西”，就很難真正減少“使用這些東西”。

對于普通人來說，這組數據的意義，或許并不只是“有多少人使用了藥物”，而是提醒了一點：當一種行為從“個別現象”變成“普遍選擇”，它背后一定存在更深層的原因。

而這些原因，往往比數據本身更值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