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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吸煙曾經是判斷青少年風險行為的重要指標,那么在今天的韓國,這一標準正在被悄悄改寫。根據韓國青少年政策研究院發布的最新調查,在3384名中學生和高中生中,有5.2%的受訪者表示曾出于非醫療目的使用過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治療藥物、食欲抑制劑、安眠藥或鎮靜劑等相關藥物,這一比例已經超過“曾有吸煙經歷”的4.2%。也就是說,在部分青少年群體中,“用藥”正在取代“吸煙”,成為更常見的風險行為。
如果進一步拆分數據,會發現問題并不只是“是否使用”,而是使用方式已經發生變化。在過去6個月有過相關經歷的群體中,ADHD治療藥物占比達到24.4%,成為最主要的類別,其后是食欲抑制劑(20%)、安眠藥(13.3%)以及鎮靜劑和抗焦慮藥(13.3%)。這些藥物原本具有明確的醫療用途,但在現實中,卻被一部分學生當作“提升專注力”“提高學習效率”的工具使用,這種功能性轉移,本身就說明問題。
更值得關注的是頻率。在有過用藥經歷的青少年中,23.1%的人表示每月服用20次以上,另有7.6%為6至19次,這意味著相當一部分人已經從“嘗試”進入“持續使用”的階段。換句話說,這不再是偶發行為,而正在接近某種程度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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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另一個更普遍但容易被忽視的現象,是咖啡因攝入。數據顯示,54.5%的青少年每月至少飲用一次咖啡,19.9%每月6至19次,5.0%超過20次;而高咖啡因飲料的情況更為明顯,61.2%的受訪者每月至少飲用一次,其中10.8%每月超過10次。更關鍵的是動因——57.8%的青少年表示,攝入咖啡因主要是為了備考或完成作業,另有11.2%明確表示,如果不攝入咖啡因,會影響日常狀態。
如果把這些數據放在一起看,會發現一個非常清晰的趨勢:無論是藥物還是咖啡因,本質上都在被當作“學習工具”使用。而這種現象背后的核心,并不是產品本身,而是壓力結構。
在韓國,高中階段的升學競爭強度極高,學習時間長、節奏快、淘汰機制明顯,這種環境會不斷強化“效率優先”的思維。當時間不足、精力有限時,一部分學生開始尋找“額外手段”,從最初的咖啡,到功能飲料,再到藥物,這其實是一條逐漸升級的路徑。
如果對比中國,會發現兩國在表現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底層邏輯相似。中國學生更常見的是依賴咖啡、功能飲料以及延長學習時間來應對壓力,而藥物濫用相對更受監管限制;而在韓國,由于部分藥物獲取路徑相對復雜但并非完全封閉,一旦進入使用路徑,就更容易向“功能性使用”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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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角度來看,這種現象并不只是個體問題,而是一種結構性結果。當評價體系高度集中在成績,當競爭壓力持續前移,個體行為就會逐漸向“效率最大化”傾斜,而在這一過程中,風險往往被低估甚至被忽視。
也正因為如此,單純加強藥物監管,可能只能解決一部分問題。如果壓力來源沒有改變,那么行為方式很可能會以其他形式繼續存在。換句話說,如果不解決“為什么需要這些東西”,就很難真正減少“使用這些東西”。
對于普通人來說,這組數據的意義,或許并不只是“有多少人使用了藥物”,而是提醒了一點:當一種行為從“個別現象”變成“普遍選擇”,它背后一定存在更深層的原因。
而這些原因,往往比數據本身更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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