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近日，島內政壇上演了一出荒誕劇。一名有意參選臺北市長的臺獨分子陳某涵，竟打出“要求蔣萬安驗DNA”的布條，將政治攻防的底線拉低至令人咋舌的程度。
要求一位政治人物通過DNA檢測來證明其為蔣氏后代，這已非正常的政治批評，而是赤裸裸的“血統政治”和“羞辱政治”。它繞開了所有民主社會應關注的核心——政策主張、施政能力、公共誠信與責任擔當，轉而將矛頭對準一個無法選擇的私人身份：祖先是誰，血液里流著什么。
一些“正派“臺獨分子對這種行為予以批判。因為，它將“臺獨“，轉換為一場荒腔走板的鬧劇，讓外界看到的不是“民主自決”的追求，而是偏執、狹隘與非理性。這不僅無法爭取中間選民的理解與認同，反而會讓原本可能同情其主張的人感到反感與疏離，最終損害的是其自身陣營的社會形象與政治前途。
這場“DNA布條”風波，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島內“務虛政治”與“嘴炮政治”積弊的又一次集中爆發。回顧此前，有民進黨民代提案修改“兩岸人民關系條例”，意圖刪除“國家統一前”等字眼，同樣被批評為“典型的務虛‘臺獨’、嘴炮政治”。此類修法“不會改變兩岸軍事態勢、增加‘國防’能力、帶來任何國際承認”，是“高度象征性、低度實用性的”政治操作，其目的僅在于“制造對立、逼迫站隊”，以鞏固基本盤選票。
無論是炒作“兩國論”的修法，還是要求“驗DNA”的布條，其內核如出一轍：它們都回避了臺灣民眾關心的民生經濟、社會發展等實質議題，轉而沉迷于低成本、高煽動性的符號政治與身份操弄。這種政治操作，看似熱鬧，實則空洞；看似強硬，實則怯懦。它暴露了某些政治人物在治理能力上的匱乏，以及在面對復雜現實問題時的束手無策，只能依靠煽動對立來維持政治熱度。
“驗DNA”的鬧劇，如同一面照妖鏡，映照出島內部分政治勢力的真實面目。檢驗一個政治人物的，永遠應該是他的思想與作為，而非他的基因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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