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危險動作，日本挑戰和平底線

4月21日，日本政府通過內閣決議，完成對“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及其運用指南的修改，原則上將允許殺傷性武器對外出口。同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內閣總理大臣”之名，向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供奉名為“真榊”祭品。中方對日本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表示嚴重關切，同時堅決反對、嚴厲譴責日方有關靖國神社的消極動向，已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強烈抗議。 日方的兩個危險動作看似獨立，實則互為表里，再度揭示了日本“再軍事化”狂飆的危險性，其背后是右翼思想內核與戰略擴張野心的共振合流。在對軍國主義歷史頂禮膜拜的政治生態中，日本這種以“國家正常化”為名的戰略轉型，將對地區和平穩定構成直接威脅。 防衛裝備出口規則的修改，是對“和平憲法”第九條核心精神的實質性掏空，已然成為日本戰后安保政策具有顛覆性的轉折點。過去，日本的軍事裝備出口嚴格受限于非戰斗用途。此次修改取消了這一限制，意味著日本制造的殺傷性武器不僅可以流向國際軍貿市場，甚至在特定條件下可能介入處于沖突狀態的國家。日本從戰后恪守“不助長國際沖突”原則的和平國家角色，搖身變為全球軍火供應鏈的“主要玩家”和地緣沖突的利益相關方。 日本國內有輿論辯稱，這一政策松綁意在盤活國內萎靡的軍工產業，通過規模化出口降低研發成本，進而反哺自衛隊的高精尖武器裝備更新。但其并未提及的是，日本企圖通過“軍火外交”強化與美、英、澳等防務伙伴的同盟關系，將其自身更深地嵌入西方軍事體系中，以換取所謂的“大國地位”。當出口殺傷性武器的禁忌被打破，日本軍事安全政策的“專守防衛”原則已經淪為遮羞布。這種法理上的“切香腸”戰術的最終目標，直指徹底修改“和平憲法”。 高市早苗向靖國神社獻祭的性質則更加嚴重。靖國神社不僅是一個宗教場所，更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精神圖騰。在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這一特殊時間節點，高市早苗公然以日本首相身份向供奉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獻祭，不僅是對二戰受害國人民情感的公然踐踏，更是對東京審判歷史定論的隱性否認和對戰后國際秩序的直接挑釁。高市政府此舉，意在向日本國內右翼保守勢力兌現政治承諾，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洗白侵略歷史，并試圖進一步抹除日本社會對戰爭悲劇的負罪感與反思。 日方的兩個危險動作，共同構成了日本軍國主義基因死灰復燃的邏輯閉環。隨著安全政策漸進式地層層突破戰后禁區，日本正在愈發逼近戰爭風險。為了從思想上消除民眾對戰爭的天然抵觸情緒，日本執政當局長期以來打著“自主防衛”和“應對周邊安全威脅”的旗號，不斷制造安全焦慮，以此作為修憲擴軍的合理化借口。此外，單純的危機敘事并不足以支撐長期的軍事化轉型，必須輔以內部價值觀的重塑。為靖國神社正名，恰恰就是日本右翼試圖在社會層面重塑的扭曲國家認同，將軍國主義思潮包裝成當代的“愛國主義”。 物理武裝與精神洗腦的同步推進，意味著日本正在主動背離戰后和平發展軌道，其所標榜的“正常國家”，實質上是一個擺脫戰敗國身份、不受“和平憲法”約束的“能戰國家”。作為一個至今沒有完成與侵略歷史切割，并且有著深厚技術積累的工業大國，日本的“再軍事化”轉型將對亞太乃至全球戰略穩定產生嚴重負面影響。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可能直接刺激亞太地區的軍備競賽；而日本作為美國的“印太副警長”積極介入地區熱點問題，也將極大增加地區對抗沖突的風險。 遺憾的是，當前尚有不少國家未認清或未能足夠重視日本轉型帶來的危害。作為受日本軍國主義傷害最為深重的國家，中方發出的警告絕非危言聳聽。日本的“靖國史觀”和軍事狂飆已經出現共振，國際社會應當從中嗅到危險氣息。國際社會需要認識到，日本越是試圖通過篡改歷史記憶來實現國家“正常化”，越是暴露出“不正常”的危險躁動；越是試圖修憲擴軍，越是暴露出其狼子野心。日本社會也需要更多人的覺醒，因為建立在虛假歷史敘事和激進軍備擴張之上的所謂“正常國家”，帶給日本絕不會是真正的安全與自立，而是再次滑入深淵的危險后果。（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