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酷真相：中國成人臨床肥胖率27%！60歲以上女性近四成“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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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臨床肥胖，柳葉刀新標準重新定義肥胖疾病，超1/4中國成人已達臨床肥胖標準。

撰文：MSHK

點評：張鵬教授

肥胖已成為我國重大公共衛生問題，傳統評估僅依靠體重指數（BMI）判斷肥胖，難以精準反映脂肪過剩帶來的臨床健康損害。近期，《Lancet Diabetes & Endocrinology》期刊發表了一項基于中國營養與健康監測2015年數據的重要研究，首次在全國代表性樣本中解析我國成人臨床肥胖的患病率、并發癥負擔及與體力活動的關聯，為肥胖精準防控提供關鍵本土證據。

圖1 文獻截圖

怎樣定義“臨床肥胖”？更嚴格、更貼近臨床的標準

這項研究采用了比傳統BMI更嚴格的“過量脂肪”判定標準。研究者不僅看BMI，還結合了腰圍（反映中心性肥胖）和腰高比。具體來說，只要滿足以下任一條件即視為“過量脂肪”：（1）BMI≥28kg/m2且腰圍超標（男≥90cm/女≥85cm）或腰高比≥0.5；（2）BMI<28kg/m2但腰圍超標且腰高比≥0.5；（3）BMI≥40kg/m2。

在此基礎上，如果過量脂肪的個體還至少合并一項肥胖相關疾病（如血脂異常、高血壓、糖尿病、冠心病、腦卒中、慢阻肺、哮喘、惡性腫瘤等），則被定義為“臨床肥胖”；若沒有合并任何疾病，則為“臨床前肥胖”。這一分類框架更直接地反映了肥胖對健康的實際損害。

數字背后的真相：超1/4成人處于臨床肥胖狀態

研究納入180480名18-79歲中國成人，結果顯示：33.9%的成年人存在過量脂肪，而臨床肥胖的總體患病率高達26.9%（95% CI：26.7%-27.1%），臨床前肥胖僅占7.0%。這意味著，在有過量脂肪的人群中，近八成（約79%）已經出現了至少一種肥胖相關疾病。按性別看，女性臨床肥胖患病率略高于男性（27.4% vs. 26.4%），但臨床前肥胖女性更高（8.4% vs. 5.2%），提示男性一旦發胖似乎更容易進展為臨床肥胖。

圖2 2015年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中按性別和人口亞組劃分的臨床肥胖患病率

年齡差異非常顯著：18-39歲年輕人中臨床肥胖患病率為15.3%，40-59歲中年人升至27.9%，而60歲以上老年人高達33.3%。值得注意的是，出現了明顯的“年齡-性別交叉”：18-39歲組男性患病率是女性的兩倍多（21.6% vs. 10.2%）；而60歲以上組女性反超男性（39.4% vs. 27.1%）。這提示絕經后女性的心血管代謝風險急劇上升，需要特別關注。此外，城市居民臨床肥胖率高于農村（30.3% vs. 24.6%），東部地區最高（29.8%），西部地區最低（24.1%）。

共病負擔：心血管代謝疾病是主角，老年人多病共存突出

在臨床肥胖人群中，最常見的合并癥是血脂異常（男性82.1%，女性75.6%）、高血壓（男性74.9%，女性77.2%）和糖尿病。隨著增齡，共病數量急劇增加：18-39歲臨床肥胖者中，68.1%只有1種合并癥，僅4.6%有≥3種；而到了60歲以上，僅有1種合并癥的比例降至34.1%，有≥3種合并癥的比例猛增至29.1%。也就是說，每3-4個老年臨床肥胖者中，就有1人同時患有至少3種慢性病。這些疾病相互疊加，極大地增加了治療難度和醫療負擔。

體力活動與肥胖嚴重程度：動得越多，狀態越好

研究以“無肥胖→臨床前肥胖→臨床肥胖”作為有序的肥胖嚴重程度結局，采用比例優勢模型分析體力活動水平與這一順序的關系。體力活動以每周代謝當量分鐘（MET-min/周）表示，按WHO推薦最低量（600 MET-min/周）等分為五組。

結果發現：與體力活動極低組（0-300 MET-min/周）相比，高活動組（1200-3000 MET-min/周）和極高活動組（≥3000 MET-min/周）達到更嚴重肥胖狀態的累積優勢比（cOR）分別為0.88和0.70，即更高體力活動水平與更低的肥胖嚴重程度顯著相關。

值得注意的是，低活動組（300-600）和中等活動組（600-1200）與參考組無顯著差異，提示可能存在“閾值效應”——只有達到一定強度以上的體力活動才顯現出保護作用。當然，由于該分析為橫斷面設計，不能排除反向因果可能（即因為已經患病而活動減少），但這一關聯仍具有重要的公共衛生提示意義。

總結：新定義篩出高風險人群，體力活動是“良藥”

這項全國性調查首次揭示：按照《柳葉刀》委員會提出的臨床肥胖新標準，中國成人臨床肥胖患病率高達26.9%，超過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已處于“脂肪過量+至少一種并發癥”的狀態。這一數字遠高于傳統BMI定義的肥胖率（14.6%），說明新定義能更精準地識別出真正需要臨床干預的高風險人群。

臨床肥胖者普遍存在血脂、血壓、血糖異常，且老年階段多病共存現象極為突出，提示臨床醫生應重視肥胖患者的合并癥篩查和綜合管理。此外，較高水平的體力活動與較低的肥胖嚴重程度獨立相關，為生活方式干預提供了有力證據。

這項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橫斷面設計無法推斷因果，且部分疾病依賴自報，但基于大樣本、全國代表性的數據，其結論仍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未來需要前瞻性隊列研究進一步驗證，并探索針對臨床肥胖人群的個體化防治策略。

專家點評

張鵬教授

體質指數（BMI）是慣用的篩查肥胖的簡單指標，甚至被作為肥胖臨床診斷的標準，之前發布的肥胖流行病學調查結果，也是以BMI來定義肥胖。世界衛生組織（WHO）以及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所發布的《肥胖癥診療指南（2024年版）》對肥胖癥的定義均為“對健康造成影響的過度或異位脂肪蓄積”，而BMI作為體型測量學指標之一，既未反映脂肪蓄積，更不能反映對健康是否造成影響，因而作為肥胖的診斷標準，并不適合。2025年1月，《柳葉刀糖尿病和內分泌》發布了臨床肥胖癥定義與診斷標準，對于臨床肥胖前期（Pre-Clinical Obesity）和臨床肥胖癥（Clinical Obesity）進行了界定，其中臨床肥胖前期僅有體型測量學的異常，包括BMI、腰圍、腰臀比、腰圍身高比，以及由DEXA直接測量的體脂比過高；而臨床肥胖癥除了有體型測量學異常，同時合并因體脂過多而導致的疾病或者日常活動能力受限。該診斷標準首次以疾病思維來定義肥胖癥，對將臨床肥胖癥真正納為一種疾病具有重要意義。

按照臨床肥胖癥診斷標準，對2015年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資料進行事后重新分析，顯示我國18-79歲人群臨床肥胖癥患病率高達26.9%，另有7.0%人口為臨床肥胖前期。且隨著年齡增長，臨床肥胖癥患病率也相應增加，意味著隨著體脂過多狀態持續時間的延長，將導致肥胖相關疾病、尤其是心血管代謝疾病的種類和嚴重程度也相應增加，提示在人群中、尤其在臨床肥胖前期人群中通過適當增加運動和體力活動進行干預，對于肥胖防控以及減少從臨床肥胖前期進展為臨床肥胖癥的重要性。然而，不容忽視的一點是，臨床肥胖癥作為一種疾病，僅依賴運動干預難以達到治療該疾病的目標，需積極接受專業評估，進行醫學治療。

專家簡介

張鵬 教授

• 主任醫師、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 減重與代謝外科 主任

• 《國家衛健委肥胖癥診療指南（2024版）》編委會執行主任委員

• 十四五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精準分型在極端肥胖治療中的推廣應用”課題負責人

• 北京市減重與代謝外科質量控制和改進中心主任

• 北京醫師協會減重與代謝專科醫師分會會長

• 美國舊金山加利福尼亞大學（UCSF）外科學博士后

• 國家衛健委能力建設和繼續教育專家委員會減重與代謝外科專委會秘書長

• 中國肥胖大會執行主席

• 中國研究型醫院學會糖尿病與肥胖外科專委會副主任委員

• 中國康復醫學會減重與代謝康復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 中國康復醫學會糖尿病預防與康復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 北京市圍手術期醫學研究會減重與代謝專委會副主任委員

• 中國醫促會代謝外科學分會常委美國外科醫師學院成員（FACS）

• 美國代謝與減重外科學會（ASMBS）常委

參考文獻：

[1]Wang Z, Du W, Wang X, et al. Clinical Obesity Among Chinese Adults: Prevalence, Comorbidity Burden, and Association with Physical Activity—Findings from the China Nutrition and Health Surveillance 2015. 2025.

責任編輯丨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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