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的越南，“極度不安”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羅儀馥】

近日，越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蘇林結束了對中國的訪問。在其為期四天的行程中，搭乘中國高鐵一事，引發國內外輿論廣泛關注。這件事的特殊性，新加坡《聯合早報》的一句話概括得很到位：

“外國政要長時間乘高鐵、跨越中國南北數千公里，實屬罕見；總時長達12小時，也在訪華外國領導人中創紀錄。”

4月16日上午，越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蘇林乘高鐵離開北京，啟程前往廣西，繼續在中國的訪問行程。 圖源：新華社

蘇林此行高度聚焦高新技術和基礎設施兩大主題。這其實不是偶然，而是與近幾年越南高層面向世界主要國家或地區開展經濟外交的思路一脈相承，藏著希望通過產業升級（主要是半導體等高新技術產業崛起）和產業生態改善（重點在于加強基建）實現越南經濟轉型的迫切心理。而且，這場轉型不只是“上一個臺階”那么簡單，更是一次從依附走向自主的模式躍遷。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2025年越南GDP增長率高達8.02%，是同期全球經濟增長表現最好的國家之一。此外，鑒于2024年該國人均GNI已達4490美元，非常接近世界銀行劃定的中等偏高收入國家最低基線（4496美元），2025年基本可以視為越南邁入中等偏高收入國家行列的轉折點。在經濟欣欣向榮的樂觀氛圍下，蘇林甚至定下了2026-2030年GDP增速超過10%的超高目標。

然而，伴隨2026年第一季度越南經濟增長的“低開”（7.83%），國際社會對其未來能否繼續“高走”日益抱有疑慮。這種樂觀與疑慮的交錯，也直接映射到近期越南半導體產業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所展現的矛盾狀態。

越南半導體：游走在產業自主和技術依附之間

自2024年9月越南政府發布“半導體產業至2030年發展策略和2050年愿景”以來，本土半導體產業確實交出了不少亮眼成績單：

2025年12月，越南IT龍頭企業FPT向一家日本頂級電子公司交付了首批電源芯片，這是越企首次將商業化芯片產品推向對質量和可靠性要求極高的日本市場。 2026年1月，越南電信集團Viettel在河內啟動了越南首家芯片制造廠的建設，預計2027年底試生產，標志著越南在半導體產業鏈封裝測試環節嶄露頭角之后，開始向更前端的晶圓制造環節邁進。 與此同時，作為越南首家完全由本土企業擁有和運營的半導體封測工廠，FPT位于北部北寧省的工廠正式投產；FPT與Viettel聯合開發的28nm~32nm工藝節點系統級芯片，在初步設計上取得突破，主要面向AI邊緣計算應用場景，如攝像頭、無人機、智能設備等。這些成績被越南內外解讀為半導體產業自主性日益上升的重要表現，以及該國在擴大開放的同時捍衛國家經濟主權的成功實踐。

然而，產業自主性的有限上升，并不意味著越南可以完全擺脫技術依附。

2025年，越南半導體出口額在其商品出口總額中占比約為5%-6%，雖較此前年份有所增長，但橫向對比看，馬來西亞的半導體出口占其總出口比例常年維持在20%-25%，說明越南面對競爭對手仍存在巨大追趕空間。

不僅如此，根據越南統計總局及工貿部2025年數據分析，越南半導體及其相關電子零部件出口額中，外資企業的貢獻率仍高居95%以上。這種高度外資嵌入型的增長，使越南半導體產業呈現出明顯的“產業飛地”特征。雖然越南本土企業在封測和晶圓制造等下游環節已略有所成，但核心的EDA軟件、關鍵光刻設備以及高純度化學材料，依然完全依賴于美、日、歐的供應。

技術依附還體現在對外來人才的依賴上。盡管越南政府聲稱到2030年培養5萬名半導體工程師，但現階段本土教育系統產出的畢業生大多集中在低端運維和測試環節，能夠進入核心設計和工藝研發的高端人才寥寥無幾，因此只能高度依靠外來科研人員和工程師的支撐。這種人才結構的錯配，使得越南在與馬來西亞等對手競爭高端封裝與設計回流時更顯底氣不足。

基于此，越南正將技術自強提升到鞏固國家獨立基礎的戰略高度。蘇林近兩年在其關于“新紀元”（K? nguyên m?i）的戰略論述中反復強調，數字化轉型與科技自強不僅是經濟命題，更是政治命題，技術主權的缺失將導致國家在參與全球價值鏈重構時喪失戰略自主權。

截圖出自央視《今日亞洲》2023年報道

越南鐵路基建：在經濟績效與地緣戰略之間艱難取舍

如果說越南將半導體產業視作未來數年經濟增長的關鍵驅動力，那么基礎設施則成為經濟增長的必要保障，其中尤以鐵路設施為優先。

蘇林就任越共中央總書記以來，加大力度推進的北南高鐵項目和連接中越的三條標準軌鐵路項目，在曲折中取得標志性進展：

2025年12月，全長約390.9公里、總投資超過83.7億美元的老街—河內—海防標準軌鐵路項目啟動一期工程，同登—河內、芒街—下龍—海防兩條標準軌鐵路的規劃研究也在兩國合作框架下同步推進。

這一突破主要源于半導體及電子等產業部門對供應鏈響應速度的極端要求——鑒于現階段越南制造業生產所需的中間品、關鍵化學品和生產設備絕大部分仍需從中國華南地區調運，如果無法實現鐵路軌道的“一軌化”對接，越南在供應鏈時效上的優勢可能顯著弱化。

與越南加速推進中越跨境鐵路更多基于經濟績效考量不同，其在北南高鐵項目上存在更大的地緣戰略顧慮。

長期以來，越南傾向于采用日本新干線技術，核心邏輯在于通過高昂對價換取戰略上的“非中國化”空間，并利用日本ODA的長期性對沖財務風險。

然而，日本援建的胡志明市地鐵1號線項目一再延期，投入運營后又出現日本承包商的索賠糾紛及技術整改矛盾，使越南政府及社會對日本基建模式的信任度明顯下降。日本方案建設周期過長（動輒20年以上）的弊端，在越南急需產業升級的當前階段更顯得不可接受。

與之相對，由中國企業承包建設、采用中國全產業鏈技術標準建造的越南首條城市輕軌（河內輕軌吉靈—河東線）高效建成并投入運營，再加上中國高鐵在東南亞（如中老鐵路、雅萬高鐵）的示范效應，使越方對中國基建實力與成效產生了更加直觀深切的體會。可以說，從經濟績效角度看，中國無疑是越南建設北南高鐵的最佳合作伙伴。

然而，中越之間復雜的南海地緣爭端，以及越南國內對所謂“陷入中國債務陷阱”和“過度依賴中國基礎設施”的擔憂，使得越南在核心干線建設上對中國方案一直持有審慎態度。

作為中企和日企之外的替代選項，德國西門子最終成為北南高鐵的技術提供方，越南Vingroup集團旗下子公司VinSpeed則成為承建者。

越南轉向西門子，是技術本地化需求、地緣政治安全感與外交平衡戰略三者合力的結果。

一方面，西門子的開放姿態比日本相對保守的技術輸出更具吸引力。2024年5月，西門子交通首席執行官與時任越南總理范明政會面時明確表示，西門子不僅愿意提供列車和技術，還愿意在越南建立研發中心和制造工廠，并進行深度技術轉讓。

另一方面，對于越南而言，德國不涉及地緣政治沖突和大國競爭，引入歐洲技術可以作為中日之外的有力制衡，符合其“不選邊站隊”的外交原則。

但當前北南高鐵的建設模式也意味著更高昂的造價、更長的施工周期（相對于中國方案而言）、更不穩定的技術水平以及在越南境內更難以形成協調統一的鐵路運輸網。簡言之，越南正在以犧牲部分經濟績效為代價，換取所謂的“地緣安全感”。

4月12日，越南首條跨區域高鐵河內—廣寧高鐵正式動工。當天，越南新任總理黎明興（中）出席了開工儀式。 圖源：越南新聞網

通過有針對性的經濟外交破解結構性困境

上述困境，是當前越南所處發展階段和地緣位置的固有癥結。

從發展階段看，作為中等收入國家，越南正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步步緊逼，人口紅利邊際遞減，勞動力成本上升速度超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如果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不能迅速并持續產生溢出效應，經濟不能持續高增長，越南可能重蹈某些東南亞國家的覆轍——在進入高收入階段前，就已因成本上升而失去制造業優勢。

從地緣位置看，越南身處中美戰略競爭的前沿地帶，為趨利避害，不能在相關戰略舉措上表現出明顯偏向任何一方的傾向。

為緩解上述困境，越南自開啟蘇林時代以來頻繁開展經濟外交，為爭取發展時間和搶占發展空間而努力。

2025年以來，蘇林密集訪問了中國、美國、俄羅斯、韓國及英國、芬蘭等歐洲國家。縱觀蘇林本人及越南其他高層的出訪足跡，可以發現以下三個特征。

一是每次出訪都帶有極強的經濟目的性，即緊緊圍繞半導體和基建合作等議題，并安排大批越南技術官僚和企業高管同行。

二是開展危機驅動型斡旋與大國對沖。

面對全球供應鏈“去風險化”的壓力，蘇林的數次關鍵出訪旨在消除大國對越南立場的不信任感。正如他在訪華時強調“中國是越南外交的頭等優先”，在訪美時又強調“越南是透明的市場伙伴”，分別回應了中美對越南的核心關切。

值得一提的是，蘇林于2026年2月和4月分別訪美和訪華過程中，在美簽署的《美越科技合作諒解備忘錄》與在華簽署的《中越關于加強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的聯合聲明》之間的差異，成為越南竹子外交的真實寫照：

前者旨在換取“溢價”——蘇林試圖利用越南的地緣稀缺性，向美國索要技術紅利和市場特權，希望通過這份文件實現產業的跨越式升級，避免淪為低端的永久代工廠； 后者旨在對沖“焦慮”——蘇林在獲得美方承諾后，回過頭來尋求成本對沖與風險平衡。

對越南而言，沒有中國的基建速度、低成本電力和全品類原材料，其與美國達成的科技愿景將只是空中樓閣。

當地時間2026年2月20日，特朗普在美國白宮會見來訪的蘇林。 圖源：越媒

三是強調技術主權優先。

蘇林在訪問中多次提出技術轉移要求，反映出他試圖利用越南的地理優勢，從單純的代工廠向共同研發者轉變的強烈渴望。

尤其具有代表性的是2025年8月蘇林訪韓之行。在此訪中，他說服韓國同意將三星在河內的研發中心職能從目前的移動終端軟件擴展到半導體電路設計和先進封裝工藝，并在三年內向越南轉移部分成熟制程的設計流程技術（EDA工具使用及驗證）；還推動三星電子與越南河內國家大學簽署合作協議，通過“訂單式培養”，由韓方提供教材、實驗設備和資深工程師，直接在越南本土培養能夠參與中高端設計的工程師。這些合作計劃一一回應了越南在半導體產業發展方面的迫切需求。

結語

2026年，越南站在了國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十字路口。隨著半導體產業本土化的初步突破、北南高鐵方案的艱難塵埃落定，以及蘇林時代竹子外交的深度實踐，越南作為全球產供鏈新興樞紐的潛力日益凸顯。

然而，在宏觀數據繁榮的背后，越南正深陷結構性的轉型和趕超焦慮：一方面是“中等收入陷阱”與技術主權缺失的內在鉗制，另一方面是大國競爭加劇背景下戰略自主空間被擠壓的外在困境。這種趕超焦慮注定了越南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仍將處于極度不安的“戰略突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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