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鄧穎超從延安來到北平，在平民療養院認了個干女兒

1937年5月12日，北平西山的云層極低，像是要落到屋檐上。清華外語系女生胡杏芬被抬進福壽嶺平民療養院，臉色蠟黃，胸口咳得發悶。就在同一天，一位自稱“李太太”的南方女子也安靜住進了她的病房——這一天，距離盧溝橋事變只剩下不到兩個月。

病房臨窗，一張空床安靜地支著。午后，醫生帶著“李太太”進門。她的眼神清澈，聲音柔和，卻帶著幾分軍人特有的干練：“胡小姐，多多指教。”胡杏芬點點頭，沒來得及多想。外面槐花香正濃，她卻因肺病而味同嚼蠟。

半個上午過去，胡杏芬忽聽對床傳來輕輕的哼唱：“貓咪咪，貓咪咪，我愛你……”調子悠揚，像春水拂柳。她心里一動，湊過去小聲嘀咕：“歌詞記不住，只會這一句。”對面的“李太太”笑著說：“沒關系，歌就是讓人高興的，哪怕只剩半句。”一句隨和的安慰，讓兩位病友的距離瞬間縮短。此后，“小貓”“太太”便成了療養院最常見的組合。

鄧穎超隱姓埋名，原因不難猜。她在延安的病歷上寫著“復發性肺病，需靜養”。陜北的黃土高原風沙大，缺醫少藥；而北平、天津一帶的老友與相對完備的醫療條件，是組織勸她北上療養的重要理由。可一進協和醫院就有人認出了那雙笑起來彎彎的眼，她只得轉入這家收費低廉、平民云集的山間療養院。化名“李太太”，是給行動安全也給療養平靜。

不到十天，病房氣氛變了。胡杏芬原先閉目嘆氣，如今笑得像初夏的石榴花。她學著“太太”下床活動，從病房走到院子，再到山腰的小亭子。盧大夫本有顧慮，見兩人氣色漸轉，也就由她們去了。大家暗暗稱奇：這位“李太太”手中并無良方，卻能讓整屋人精神一振。有人悄悄打趣：“這人不是大夫，勝似大夫。”

西山深處有處禮王墳，距療養院兩里多路。鄧穎超每日清晨必去，沿途青松覆頂，遠處能眺見灰瓦金脊的城樓。她常帶回些小石子、落葉，給“小貓”講：石子里有云母，陽光一照就亮；松針捻碎能聞到清香。胡杏芬聽得入迷，常感慨：“同樣的山路，你能說出這么多門道，可真行。”

天氣轉熱時，果園里的李老漢趕著毛驢來賣杏子，鄧穎超常去搭話。一次，她幫忙收蜂箱，手上被蜜蜂蜇了，還笑著說：“這點小痛，比咱咳血輕多了。”老李痛快地送她一瓶槐花蜜，她接過來，徑直分給了病房里的人。甜味剛入口，窗外忽傳炮聲，遠遠傳來急促的槍響，空氣里多了股火藥味。

7月7日夜半，盧溝橋槍聲撕破北平的悶熱。療養院的收音機被挪到走廊，病人、護工擠成一團，聽電波那頭的零散消息。鄧穎超攥著短波耳機，眉頭緊鎖，輕聲說：“十幾里外打起來了，估摸著不妙。”她轉身告訴眾人：“能走的先走，晚一步就難說了。”

停火消息傳來又被炮聲打破，惶惑在山谷里回蕩。男病房住著幾名從南口撤下來的十九路軍傷兵，血跡未干便被推了進來。療養院人手捉襟見肘，有人嘆氣，有人掉淚。鄧穎超站在門口對眾人說：“慰問他們，總得做點什么。”她和郝威張羅捐款，七拼八湊湊了一百多塊大洋，連夜托山下車夫進城買毛巾、紗布、葡萄糖餅干。第二天一早，她帶著胡杏芬和幾個病友將東西送進傷兵病房，簡單鞠了一個躬。一個小兵拉著她的袖口，啞聲說：“多謝姐姐！”鄧穎超拍拍他肩膀：“好好養傷，前線還等你們。”

7月25日晚，日軍飛機轟炸豐臺，滿城風聲鶴唳。療養院只剩半袋面，盧大夫準備轉移。病友們擁到門口，誰也舍不得丟下誰。就在這時，老李抱著一歲多的女兒爬上山路，氣喘吁吁地對鄧穎超說：“太太，北平要亂，我想把閨女托您帶走。”孩子扎著兩只小辮，眼睛烏黑，沖她咧嘴直樂。鄧穎超眼眶一熱，卻故作輕松：“小美德，叫聲干媽。”奶聲奶氣的一句“干媽”，把大人們惹得都笑了。

第二天拂曉，鄧穎超換上灰布短褂，腳穿草鞋，背一只舊帆布包，包里除藥片和衣物，還有一卷立德牌餅干——那是給小美德帶的。她站在碎石山路口同病友告別，叮囑胡杏芬：“多吃，多睡，活下來，比什么都重要。”一句簡單的囑托，說得極輕，卻像磐石壓在眾人心頭。

山谷里晨霧未散，前方傳來驢鈴聲。鄧穎超跳上木板車，回頭揮了揮手。塵土揚起，遮住了她的身影，也遮住了病友們悄悄滑落的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