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明清易代：上層爭權奪利，底層拼死抵抗

江陰等地百姓的自發抗清

清軍占領南京，活捉弘光帝以后，派出使者招撫南直隸各府縣。江南各地的紳民迫于剃發令，群情激奮，紛紛自發舉兵抗清。首先高舉義旗的是常州府屬的一個小小縣城——江陰縣。

江陰百姓抗清的消息傳開以后，清常州知府宗灝派兵丁三百人趕來鎮壓，閏六月初五日被江陰義民殲滅于秦望山下。劉良佐部兵數萬自閏六月下旬包圍江陰縣城，屢攻不利堅持到八月二十一日，清軍集中大炮轟擊城東北角，城墻崩塌，清軍蜂擁而上，江陰失守。陳明遇巷戰而死，閻應元負傷后投湖，被清軍從水中拖出，不屈遇害。清軍屠城至二十三日午后才“出榜安民”，城內百姓僅剩“大小五十三人”而已。

當時人士寫了一副對聯贊揚江陰百姓的英勇犧牲精神：“八十日戴發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萬人同心死義，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江陰士民的奮勇抗戰，在兩個多月里頂住了數萬清軍的圍攻；城破以后，還拼死巷戰， “竟無一人降者”。

《江陰城守后紀》的作者總結道：

“有明之季，士林無羞惡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為得意；而封疆大帥，無不反戈內向。獨陳、閻二典史乃于一城見義。向使守京口如是，則江南不至拱手獻人矣。”

隆武政權的建立 朱聿鍵以明朝疏藩即位稱帝，盡管他頗想有一番作為，重建明朝江山，可是他一年以前還是高墻中的罪宗，既缺乏自己的班底，又沒有足夠的名分，這一先天弱點使他不能不依賴倡先擁立的福建實權人物鄭芝龍、鄭鴻逵兄弟。

魯王朱以海監國浙東

浙東的反清起義，和福建的隆武政權有一個重大區別：浙東是在本地當權官紳已經投降清朝以后，一批有志之士激于剃頭改制，揭竿而起，不顧殺身亡家的危險而展開的反清復明運動。它的骨干成員大多數是些社會地位比較低的明朝生員和中下級官員。

魯王朱以海出任監國是在潞王朱常淓投降后，浙東士大夫迫于清廷強制推行剃發令而自發組織的抗清政權，帶有很大的地區性特色。參與擁立魯藩的官紳開初并不知道唐王朱聿鍵已經在福州繼統，他們在擁立朱以海之后立即處于進退兩難之勢。

在國難當頭的時候，朱明王朝的宗室有的屈膝降敵，輕信清廷給予“恩養”的空言；有的利用國無常主，妄圖黃袍加身，哪怕過上一天皇帝癮也好。而相當一批文官武將也以擁立定策作為自己飛黃騰達的機會，演出了一幕幕兄弟鬩墻、鉤心斗角的鬧劇。

瞿式耜在一封信中寫道：“以我觀之，分明戲場上捉住某為元帥，某為都督，亦一時要裝成局面，無可奈何而逼迫成事者也。其實自崇禎而后，成甚朝廷？成何天下？以一隅之正統而亦位置多官，其宰相不過抵一庶僚，其部堂不過抵一雜職耳。”又說：“其見在朝廷者，干濟則平常，爭官則犀銳，部曹則想科道，科道則想督撫，畢智盡能，朝營暮度，無非為一身功名之計。其意蓋謂世界不過此一刻，一刻錯過便不可復得矣！彼其胸中，何嘗想世界尚有清寧之日，中原尚有恢復之期也哉！”

這段文字是在永歷元年寫的，但所指出的南明殘余勢力醉生夢死，熱衷于亂中竊權卻是概括了弘光以來的普遍現象。從宗藩到官僚大抵都是利令智昏，為眼前的名利爭得不可開交。

又說：“那些現在在朝為官的人，處理事務的能力平庸，但爭搶官位卻非常犀利；部曹（各部的低級官員）想成為科道（監察機構的官員），科道則想成為總督或巡撫，他們竭盡智慧和能力，日夜謀劃，無非是為了個人功名利祿。他們心里大概認為這個世界不過就是這一刻，一旦錯過這一刻便不可復得！他們心中何曾想過世界還有清平安寧的一天，中原還有恢復往日繁榮的機會呢！”）

盡管唐、魯政權都以反清復明為宗旨，很大一部分精力卻消耗在內部矛盾上。與此相應的是，文官武將的升遷不是以抗清功績為據，而是被作為拉攏的一種手段。

大致可以這樣說，崇禎朝時雖已出現少數武將擁兵自重的跡象，朝廷的威令基本上還能暢通無阻；弘光時武將跋扈，封疆大臣仍不敢違反朝廷旨意；隆武以后督撫大臣也效法武將，一味盤踞地方，爭權奪利，朝廷威令不行，幾乎談不上統一部署、統一指揮。清廷雖有內部傾軋，但掌權者基本上能威福自操，令行禁止。相形之下，清勝明敗主要決定于內部凝聚力。

黃道周的出征和被俘殺

施郎（后改名施瑯）當時充當偏裨，隨同道周出征，他自稱“十七歲作賊” ，憑軍事眼光看出依靠這樣一支隊伍同清朝正規軍作戰必敗無疑。因此，他向黃道周建議，遣散隊伍，只帶少數經過挑選的人由小路直接進入贛州，以首席大學士督師的名義節制和調遣南贛、湖廣、廣東、廣西等地總督、巡撫、總兵，會師進取。

黃道周為人迂執，不達權變，以為自己有這么一支松松垮垮的軍隊總比沒有好，又把自己的聲望估計過高，認為所到之處必將群起響應；何況在他心目中施郎不過一介卑微末將，哪能有什么奇謀良策。施郎見黃道周不采納自己的意見，不愿陪著他送死，徑自返回福建。

黃道周到達徽州府境之后，蒙頭轉向，直到金聲兵敗被俘，他才弄清楚原來自己的軍隊同金聲部義軍只隔一座山。他的兵力能不能解救金聲固然是個問題，但至少說明他情報不明，缺乏軍事才能。金聲部既已覆敗，黃道周帶領的少數軍隊又不是清軍對手，出兵援徽的目的落了空。

順治三年（1646）二月初二日，黃道周等被押送到南京，洪承疇勸降不成，奏報清廷后于三月初五日將他殺害。

人們往往不相信“忠臣”誤國，南明史上卻是屢見不鮮。

明末黨爭劇烈，官僚士大夫往往結黨營私，爭權奪利，置國家利益于不顧，多次給民族帶來重大災難。如果說在弘光以前的東林、魏黨之爭表面上還以“君子”“小人”為分野，到永歷時期就完全變成了爭奪朝廷權力的內部傾軋。

朝廷以高爵餌此輩，百姓以膏血養此輩

他不懂舞臺上的主角并不一定是劇情中地位最高的人。對于孫可望的秉政，我們應該有個全面的認識。一方面，他在明清之際的政治風云中確實是出類拔萃的人物，治理軍國大政表現了非凡的才能；另一方面，他對權力和地位的欲壑難填使他利令智昏，無法做到高瞻遠矚，正確地駕馭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