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層理論 | 國際關系中層理論的中國探索

開欄語

為推動國際關系理論創新與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構建，本版特設“中層理論” 專欄，旨在聚焦中層理論的概念建構、范式創新與議題發展，邀約學界同仁以更務實的中國視角，推進國際關系中層理論的持續發展。

近二十年間，國際關系理論經歷了從宏大理論論戰向中層理論構建的深刻轉型。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在引入和吸收國外理論成果的基礎上，也經歷了從理論借鑒向理論創新的轉變。宏觀層次的理論創新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果，尤其體現在關系主義、道義現實主義和國際政治社會演化理論等由中國本土的國際關系學者所提出的原創性理論上。這些理論成果以國際發表的方式呈現出來，因而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關注和討論，成為中國國際關系學界知識貢獻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這些宏觀理論創新是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者最引人注目的理論成果，與此同時，中國學者在中層理論方面的探索，也構成了更廣泛的知識生產的組成部分。

國際關系中層理論構建的四大議題方向

與宏觀理論相比，中層理論聚焦特定議題、特定領域，通過明確的變量關系和經驗檢驗來提升理論的解釋力。對于中國學者而言，構建中層理論是為了準確理解中國崛起過程中的現實難題。梳理中國學者的理論探索，我們可以將中層理論的構建分為四大議題。

第一類研究探討東亞地區秩序轉型背景下的國家戰略行為。中國崛起給東亞地區結構和秩序帶來了巨大改變，也影響到地區國家的行為選擇。在討論東亞秩序轉型背景下的國家行為模式時，中國學者將宏觀的權力轉移邏輯細化為具有解釋力的中層模型。比如，孫學峰提出了局部等級理論，為理解地區中小國家的行為提供了新路徑。在局部等級體系下，制衡和追隨都不是最優的戰略選擇，地區國家普遍采取了戰略對沖的模式。這種模式表現為有上限的競爭與有底線的合作，崛起國通過這種平衡策略緩解“崛起困境”，地區國家則通過容納中國而享受發展紅利。東亞國家的行為超越了追隨或制衡的簡單二分法，表明東亞安全秩序在沖突壓力下展現出的延續性，考察地區國家的行為選擇可以在結構與能動性之間建立關聯。

第二類研究針對東亞地區主義和地區合作的特性，中國學者致力于打破歐洲中心的一體化路徑。魏玲對發展地區主義和比較地區主義作了論述。她指出，傳統的一體化理論往往以歐洲經驗為藍本，而東亞的地區主義實踐是基于完全不同的背景知識。發展地區主義理論認為，東亞國家在冷戰后形成了以發展為導向的共識，這種共識驅動了地區合作的非正式性、漸進性和包容性特征。這種中層理論探索強調了社會實踐在制度構建中的基礎性作用。

第三類研究聚焦國際制度從合作到競爭的顯著變化。在過去十幾年間，霸權國本身不再是維持國際制度的主要力量，而新興國家也越來越多地傾向于開展制度供給和改革。田野、李巍、張發林等學者對制度性權力與制度競爭問題都作了比較深入的挖掘。田野通過引入經濟學中的報酬遞增機制，構建了一個整合性的國際競爭理論。在這一框架下，大國之所以展開制度競爭，是因為制度具有路徑依賴和網絡效應，一旦占據主導地位，將產生顯著的收益。李巍提出現實制度主義的理論，探討霸權國為何從維持制度走向制度競爭。張發林進一步探討了制度性權力的微觀運作機制，分析了國家如何通過重塑規則、排他性機制等手段獲取競爭優勢。這些中層理論研究深化了對競爭性多邊主義的理解。

第四類研究試圖從理論角度理解規范、話語與敘事競爭，體現了建構主義從宏觀理論向中層理論的延伸。袁正清提出，國際規范研究經歷了從結構層次的擴散、行為體層次的本地化到過程層次的話語爭論的變化軌跡，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不再是規范的接受者，而是規范的創新者。陳拯則提出了“話語勢能”這一創新性概念，用以解釋國際規范塑造中的策略性互動。他認為，國際話語的勝出不僅取決于邏輯的嚴密性，更取決于行為體如何構建“勢能”，即通過戰略性的論辯、修辭以及對國際規范時機的精準把握，來改變他國的預期與偏好。這一類研究將宏觀的文化轉向落實為具體的話語構建路徑和戰略手段。

中層理論展現出“創造性轉化”特征

綜合上述四個議題領域的探索，中國國際關系學界的中層理論構建展現出以下顯著特點。一是鮮明的問題導向和現實關懷。許多研究始于對中國崛起現實困境的觀察，無論是戰略對沖、發展地區主義還是話語勢能，都直接或間接地回應了中國應對安全壓力、參與國際制度和提升國際話語權等方面的核心關切。二是跨學科的邏輯整合。研究者試圖從社會學、經濟學和語言學等其他學科借鑒概念，提煉出比傳統路徑更細膩的因果鏈條。三是對地方性知識的理論提煉和升華。對于大多數研究者而言，中國的案例不只是具有特殊性的案例，而是可以歸納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經驗。例如，將東亞的特殊性轉化為局部等級或發展地區主義等概念，實現了從特殊性向普遍性的過渡。這些經驗在一定程度上是高度情境導向的，但同時又體現出了不同地區間的對照或對比。

總體上，中國學者在中層理論構建中展現出一種顯著的“創造性轉化”特征。這種取向并不是對西方成熟理論的簡單解構或批判，而是在深度對話、吸收和借鑒的基礎上，根據東亞地區的經驗和中國的外交實踐進行針對性的修正與重塑。這種轉化體現了中國學者的學術自覺：既尊重已有學術共同體的理論概念和分析工具，又從現實情境出發，通過修正原有理論中缺失的維度，實現從地方性知識向一般性理論的提升。這種基于對話的創新，使得中國學者的中層理論探索展現出了很強的包容性。

中層理論亟須深化

中國國際關系中層理論的探索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但仍需要進一步深化。首先，理論整合的必要性。目前各個議題領域的研究相對獨立，呈現出某種程度的碎片化。但是，考慮到所研究對象之間的關聯性，未來應關注不同中層理論間的銜接。其次，從理論邏輯到經驗有效性之間的統一。中層理論的核心在于其可證偽性，未來研究需更多地利用系統的數據和案例，對已有的中層假說進行大范圍、跨時空的實證檢驗，以增強理論的穩健性。最后，提升中國中層理論探索的國際交流與對話能力，是未來學術發展的重中之重。關系主義、道義現實主義和國際政治社會演化理論等宏觀理論的核心成果都在國際學術界得到了廣泛討論。相比之下，除了少數中青年學者直接參與國際發表外，大量扎根于東亞實踐的代表性論著仍主要局限于國內學術圈。未來，應加強中國學者理論成果的國際交流和傳播，通過持續的探索，中國國際關系學界應該能夠在全球知識生產中提升能見度和話語權。

作者系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國際關系學系教授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汪書丞

新媒體編輯：常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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