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更脆弱？中東變局下的能源韌性與通脹分化

羅志恒/文

2026年2月美伊沖突爆發以來，霍爾木茲海峽通行受阻，全球能源供給與價格劇烈波動，能源安全與通脹壓力仍是現階段全球經濟的核心議題。本文進一步聚焦能源問題，重點梳理全球能源結構、對中東能源進口依賴度以及價格傳導效率，綜合評估本次地緣沖突對不同經濟體的差異化影響。

全球能源結構與油氣消費

全球能源消費以化石能源為主。據《世界能源統計年鑒2025》，截至2024年，全球一次能源（也稱天然能源，指自然界中存在、未經加工或轉換即可直接利用的能源）消費仍以化石能源為主，原油（31.6%）、煤炭（26.2%）和天然氣（23.6%）為前三大需求品種，合計占比達到81.3%；其中油氣合計占比55.1%。

不同經濟體能源結構的差異，是評估其對中東能源風險敞口的前提。石油和天然氣是受中東地緣沖突影響最直接的能源品類。一國油氣消費占比越低，意味著其經濟所受中東能源出口斷供及國際油價上漲的影響會相對越小；反之，則越可能受到中東能源供給波動的沖擊。

我們梳理了中國、美國、日本和印度等12個經濟體的能源消費結構，重點觀察油氣消費占比情況。受資源稟賦、工業體系、氣候政策等多重因素影響，全球主要經濟體的一次能源消費結構呈現出顯著差異。具體來看，主要經濟體能源結構可大致分為三類：

第一，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的油氣消費占比較低。中國、印度、印尼等亞洲發展中經濟體在化石能源方面主要依賴煤炭，油氣占比相對較低。其中，中國油氣消費占比最低（27.5%），印度（33.1%）、印尼（45.2%）次之且低于全球平均水平（55.1%）。

第二，發達經濟體的油氣消費占比較高。美國（72.0%）、德國（62.2%）、英國（71.1%）等國的油氣合計占比均超過60%，日本（56.5%）、韓國（60.5%）亦處于高位。

第三，中東和俄羅斯等產油國的油氣消費占比極高。沙特（99.2%）、伊朗（97.6%）和俄羅斯（76.6%）等主要產油國，其能源結構極度依賴油氣，凸顯了資源稟賦對于能源消費結構的關鍵影響。

全球對中東能源的依賴度

中東不僅是重要的產油區，更是重要的石油凈出口國。據《世界能源統計年鑒2025》，截至2024年，中東地區石油（含原油、頁巖油、油砂、凝析油、天然氣液體等）產量在全球的占比為31.0%。對比出口情況，2024年，中東地區原油出占全球的42%。可見，中東地區石油出口份額，要高于石油產量份額約10個百分點，凸顯了中東石油出口對全球能源市場的重要影響。

美伊沖突對中東石油出口有全局性影響，因霍爾木茲海峽涉及絕大部分中東產油國的石油出口。霍爾木茲海峽通行受阻，主要影響伊朗、伊拉克、沙特、科威特、阿聯酋、卡塔爾及巴林七個國家的石油出口。其中，2024年前六個國家石油產量占中東地區95.7%，占全球29.6%。

鑒于海峽對于中東地區石油出口具有全局性影響，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下文主要討論全球對中東地區整體的能源出口依賴度。

（一）亞洲對中東石油進口依賴度較高

從石油出口看，中東石油出口高度集中于亞洲市場，2024年中東出口到亞洲的原油占其出口總量的84.6%，歐洲（8.8%）、美國（2.9%）、非洲（0.3%）和澳新（0.1%）等占比均顯著低于亞洲。從石油進口看，2024年數據顯示，日本對中東原油進口依賴度高達95%，中國內地（56.9%）、印度（47.0%）、新加坡（52.4%）亦處于高位；相比之下，歐洲（17.1%）、美國（8.1%）的直接依賴度較低。

中東原油出口主要面向亞洲，背后原因包括地理因素及產需結構的適配。地理上，霍爾木茲海峽與馬六甲海峽構成的關鍵航道直接連接了中東供應端與亞洲需求端。供需結構上，中國、印度及東盟已取代歐美成為全球原油需求增長的核心引擎，而且亞洲煉油廠大多是專門為加工中東產出的中重質含硫原油而“量身定制”的。相比之下，北美原油已經基本實現自給自足，而歐洲則主要依賴美國和俄羅斯的原油出口。

（二）考慮能源結構后，亞洲各地區的“綜合依賴度”分化

各地區對中東能源的實際依賴，不僅取決于石油進口占比，還取決于能源結構。為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構建中東石油“綜合依賴度”指標（=中東石油進口依賴度×石油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占比），以此反映各地區全部能源消費中，直接依賴中東進口石油的程度。

中國、印度等“低油氣”消費結構，能夠較大程度上弱化中東石油出口受阻的沖擊。指標結果顯示，日本以35.5%的綜合依賴度居首，其高石油消費占比（37.4%）與極高的進口集中度（95%）形成疊加效應；印度（12.6%）次之；中國（10.5%）得益于較低的石油消費占比（18.5%），雖然進口集中度不低，但綜合依賴度反而低于印度；美國（3.0%）與歐洲（5.7%）處于較低水平。

（三）成品油和液化天然氣（LNG）的依賴度與原油有細微差異，但不顯著

除原油外，霍爾木茲海峽還承載著中東成品油與液化天然氣（LNG）出口。2024年，中東成品油出口占全球23.3%，低于原油出口占比的42%，反映中東地區石油精煉加工能力相對薄弱。原油與成品油合并來看，中東出口占比為35.1%。

總體來看，各地區對石油和成品油的依賴度格局差異并不顯著。分地區來看，日本對中東原油和成品油的總依賴度最高，接近80%；第二梯隊為中國內地、印度等多數亞太地區，依賴度達50%左右；美國、歐洲、澳新等地區依賴度仍然較低。

LNG方面，印度、巴基斯坦等對中東依賴度較高，而日本依賴度反而較低。中東LNG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為24.2%。值得關注的是，巴基斯坦（89.1%）、印度（57.8%）等對中東LNG依賴度較高；歐洲整體依賴度僅10.9%，但意大利（45.2%）、土耳其（45.8%）等國暴露度顯著；中國（26.6%）、韓國（30.3%）處于中等水平；日本（11.0%）因進口來源多元化而風險分散；美國則完全不依賴中東LNG。

值得指出的是，中東LNG出口對于亞洲天然氣供給的影響總體有限，因亞洲管道天然氣進口不受影響。全球天然氣貿易分為液化和管道兩大渠道，2024年全球管道天然氣貿易（5933億立方米）與LNG貿易（5441億立方米）大致相當。盡管霍爾木茲海峽影響中東地區的LNG出口，但并不影響管道天然氣，且亞洲地區主要從俄羅斯及其他獨聯體國家進口管道天然氣、而非中東。

國際油價與通脹傳導

美伊沖突引發的霍爾木茲海峽通航風險，對全球能源市場的沖擊主要體現在價格層面，而非單純的數量短缺。即便各國可以通過替代渠道調整進口來源，弱化供給中斷的直接影響，也難以避免油價上漲帶來的成本抬升。

（一）美伊沖突為何顯著抬升國際油價？

本次美伊沖突屬于典型的供給沖擊。核心機制在于，霍爾木茲海峽通行持續受阻，引發中東地區石油庫存累積，儲油上限倒逼中東地區減產，最終影響全球石油供需格局。美國能源信息署（EIA）測算顯示，伊拉克、沙特、科威特、阿聯酋、卡塔爾及巴林六國2026年3月合計減產750萬桶/日，4月關停規模將進一步擴大至910萬桶/日。EIA報告假設沖突于4月后逐步平息、海峽通航漸次恢復，但預計這些國家產量恢復是漸進的，2026年末才能基本恢復至沖突前水平。

全球供需缺口預期階段性擴大，自然引發國際油價上漲。在供給收縮的同時，全球石油消費需求的預期相對平穩，并未因中東戰事的爆發而大幅下修，繼而產生供需缺口。EIA數據顯示，由于供給下滑，2026年二季度，全球液體燃料將出現供不應求、庫存下滑，這是2024年三季度以來首次，且供需缺口達到509萬桶/日，是2020年以來季度最高缺口，比2021年疫情沖擊和2022年俄烏沖突的影響更加顯著。正是這一預期層面的供需格局變化，在較短時間內引發了國際油價的大幅飆升。

（二）不同地區油價表現是否存在差異？

美伊沖突引發的油價上漲是全球性的，盡管漲幅和節奏略有差異。國際油價通常以布倫特原油（反映歐洲市場）、WTI原油（反映美洲市場）和迪拜原油（反映亞洲市場）三大基準報價呈現。據IEA報告，本次美伊沖突以來，三大基準油價走勢出現了一定的節奏差異：3月迪拜原油漲幅最為劇烈，率先沖破130美元/桶、最高曾突破170美元/桶；而4月上旬布倫特原油大幅追漲，迪拜油價有所回落。但從整體態勢看，美伊沖突所導致的油價上漲具有全局性和同步性。截至4月20日，三大基準油價相對2026年1月均價的漲幅均達到49%-59%，量級相當。

主要原因在于，原油是一種全球統一定價的大宗商品，原油現貨具有較高的流動性與跨區域連通性，加上石油市場的金融化程度較高，全球資金往往將地緣沖突視為系統風險，風險溢價的注入也加大了各大基準油價走勢的同步性。此外，中東產油國的石油出口和產量，足以牽動全球石油總供給，自然會對全球各地區油價產生同步影響。

（三）油價上漲對各國通脹的影響有何不同？

發達經濟體CPI通脹率與油價有很強的相關性，亞洲發展中經濟體CPI與油價相關性較弱。我們測算了2015-2025年主要經濟體通脹指標與油價（月度同比、月度均價）的相關系數，可以發現，美國、歐元區、英國、日本、韓國等發達經濟體CPI通脹率，與油價月度均價有很強的相關性，相關系數普遍高達0.6-0.8，而中國、印度、越南和俄羅斯的CPI通脹率與油價漲幅或絕對水平的相關性較弱，相關系數普遍低于0.3。

值得指出的是，發達經濟體消費者物價漲幅與油價絕對水平更相關、而不是油價漲幅。這或說明，油價水平對于企業定價策略、消費者需求及市場通脹預期等，有更強的指示意義。

多數經濟體PPI對油價的敏感度高于CPI。從PPI與油價的相關性看，大多數國家或地區的PPI同比與油價同比或絕對水平都有較強的相關性，相關系數多數在0.6-0.9之間；其中，中國（相關系數0.88）、韓國（0.81）的PPI對油價同比漲幅最為敏感。

總之，從價格傳導效率來看，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物價水平更容易受到油價上漲的沖擊。我們認為，能源結構是解釋這一現象的核心原因。可以觀察到，不同地區對于油氣消費的占比，與CPI敏感度存在較強的正相關性。同時，居民消費結構、供應鏈調整能力和政策調控能力等因素，也會影響不同國家的物價敏感度。發達經濟體能源消費在居民消費籃子中占比較高，疊加企業向消費者轉嫁成本的能力較強，而政府普遍缺乏有效的價格管理手段。而中國不僅對油氣的依賴度較低，且政府保供穩價能力較強，擁有完善的成品油價格調控機制、充足的石油戰略儲備等，能夠有效阻隔油價上漲與成本壓力對居民消費價格的傳導。此外，在特定階段，國際油價與中國國內物價周期有所錯位，最終導致2015-2025年中國CPI與油價水平在統計意義上負相關（相關系數-0.22）。

結論

總結而言，判斷不同經濟體面臨中東能源供給沖擊的脆弱程度，不能單看其對中東油氣出口體量的直接依賴，更需要綜合考慮能源結構及價格傳導效率。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勾勒出本次美伊沖突對不同經濟體的差異化沖擊圖景：

第一，日韓等亞洲發達經濟體面臨“量”與“價”的雙重夾擊。日本對中東石油綜合依賴度高達35.5%，且CPI與油價相關性達0.62，缺乏供給緩沖與價格緩沖；韓國亦面臨類似困境。這類經濟體既面臨物理供給風險，又將承受顯著的通脹壓力。

第二，美歐等西方經濟體面臨“價”的沖擊而非“量”的短缺。盡管美國、歐洲的石油消費和進口并不主要依賴中東，但由于CPI和PPI對油價敏感，油價上漲將通過通脹渠道抑制消費、擠壓企業利潤，并可能迫使貨幣政策維持緊縮。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美國作為石油凈出口國，雖可能受益于出口收入增加，但國內消費的負面沖擊與通脹壓力不容忽視，油價上漲對美國經濟的最終影響很可能“弊大于利”。

第三，印度、東盟等亞洲新興經濟體處于中間地帶。以印度為例，其油氣消費占比適中（33.1%），中東進口依賴度較高（47.0%），PPI對油價敏感但CPI傳導相對有限。此外，印度對中東LNG的較高依賴度（57.8%）構成了額外風險，可能同時面臨油氣供給短缺、成本上升的壓力。

第四，中國面對能源沖擊展現出較強的韌性。盡管中國對中東石油進口依賴度達56.9%，但得益于“低油氣、高煤炭”的能源結構（油氣占比27.5%），綜合依賴度僅10.5%；加之CPI與油價相關性較弱，能源價格向消費價格的傳導壓力不大。因此，中國有望成為主要經濟體中對本次沖擊最不敏感、韌性最強的國家。

（作者為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

責任編輯：劉錦平 主編：程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