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沖突之后,一個被反復討論的問題是:海灣國家是否正在“去美國化”?
表面上看,這些國家在外交上更加主動,在經濟上更趨多元,在安全上也試圖引入更多合作方;但如果從結構層面審視,一個更接近現實的結論是——海灣國家并未擺脫對美國的依賴,而是正在從單極依附轉向一種更復雜的“美國+”模式。在這一模式下,美國仍是海灣國家安全與秩序的核心提供者,“+”則代表了多元化補充與策略性平衡。
這一轉變的本質,不是替代,而是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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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全不可替代:美國仍是“底座”
在所有領域中,安全與防務是最難被替代的。這也是“美國+”模式中“美國”之所以依舊穩居核心C位的根本原因。
美國在海灣地區的安全存在并非簡單的軍事部署,而是一整套高度體系化的安全供給能力,包括了前沿基地網絡、實時情報體系、導彈防御系統、遠程打擊能力以及與海灣國家軍隊之間深度嵌入的協同機制。這種能力不僅成本高昂,而且高度依賴長期積累與制度化運作。無論是歐洲國家、俄羅斯還是中國,在短期乃至中期內都無法復制和取代這一體系。
因此,即便此次沖突暴露出美國在某些情境下的“選擇性介入”問題以及美式裝備在不對稱戰爭中的短板,海灣國家也很難找到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替代者。它們可以表達不滿擔憂、推動多元合作,但在關鍵時刻仍須依賴美國提供的“最后擔保”。
這樣的現實情況意味著,在安全領域,“美國+”中的“+”更多是一種錦上添花的補充,而非替代性的競爭。未來,海灣國家在防務采購和軍事合作上的多元化趨勢將持續,但主要補充來源仍將集中在美國的盟友體系之內,例如歐洲國家、韓國、土耳其乃至烏克蘭等。這些國家在裝備供應、技術支持和訓練合作方面可以填補部分空白,卻不會動搖美國的主導地位。
但需要強調的是,海灣國家并非完全被動地接受這一結構現實,而是也在嘗試構建“美國之下的第二層安全網絡”。其中最典型的是沙特,一方面不斷強化與巴基斯坦的防務合作關系,另一方面近期推動與土耳其、埃及、巴基斯坦的多邊會晤與安全協調機制。這些安排的核心邏輯,并不是替代美國,而是在美國之外增加一個由地區國家主導的安全協調層,從而在極端情況下獲得更多自主空間。
換言之,安全領域的再平衡,并不是“去美國化”,而是“以美國為底座的結構性補強”。
二、外交多極化:在大國之間尋找杠桿
如果說安全領域是“鎖定”的,那么政治外交則是最具彈性的部分。
沖突之后,海灣國家愈發清晰地認識到,單一依附不僅意味著安全上的依賴,也意味著戰略自主空間的壓縮。因此,這些國家開始更主動地在大國之間進行平衡:一方面維持與美國的同盟關系,另一方面加強與中國、俄羅斯乃至區域性力量的互動,以擴大自身的政策回旋余地。
這種“多極博弈”并不意味著選邊站隊,而是一種典型的“對沖策略”。通過在不同大國之間建立交叉聯系,海灣國家既可以降低單一依賴的風險,也可以在關鍵議題上獲得更多談判籌碼。
例如,在地區沖突調解、能源合作、基礎設施建設等議題上,中國所扮演的角色正在上升;而在能源協調與地緣政治議題上,俄羅斯仍具不容忽視的影響力。海灣國家并不期待這些力量取代美國,而是將其作為“+”的一部分,用來重塑自身的戰略位置。
這種外交邏輯的變化,本質上是從“依附型安全”向“杠桿型安全”的過渡。
三、經濟與產業:“美國+”的分層結構
真正的結構性變化,發生在經濟與產業領域。
與安全領域不同,經濟合作具有更強的可替代性與選擇空間。因此,海灣國家在這一領域的多元化步伐明顯加快,但這種多元化并非均勻展開,而是呈現出明顯的分層結構。
在科技與金融領域,美國依然占據主導地位。尤其是在人工智能(AI)、半導體、云計算以及全球資本市場等關鍵環節,美國的制度優勢與技術優勢難以撼動。海灣國家在推進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必須依賴這些高端要素,因此“美國+”中的“美國”在這一層面依然是當仁不讓的核心。
而在更廣泛的實體經濟領域,合作格局正在發生肉眼可見的變化。基礎設施建設、制造業、能源下游、數字經濟應用等領域,海灣國家越來越傾向于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元伙伴展開合作。這種選擇并非出于政治考量,而是基于效率、成本與產業匹配度的現實邏輯。
上周阿布扎比王儲的訪華之旅,被外界普遍視為這一趨勢的重要信號。近期圍繞阿聯酋主權財富基金的結構調整,也側面反映出一種更精細化的分工設想:一類主權基金側重高科技與前沿領域,將繼續與美國深度綁定(由國家安全顧問Tahnoun bin Zayed主導);另一類主權基金則更聚焦實體經濟與產業投資,與中國等伙伴展開合作(由阿布扎比王儲Khaled bin Mohammed主導)。
這種“內部分工+外部多元”的模式,本質上是將“美國+”的理念內嵌進國家經濟治理結構之中,即在最關鍵的技術與資本領域維持對美國的依賴,同時在更廣闊的經濟空間中實現多元合作。
正因如此,我們不能過于想當然地做出海灣國家“去美國化”的結論。現實恰恰相反,在若干關鍵領域,海灣國家不僅沒有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反而在加深雙方之間的綁定聯系。
一個典型例子是能源投資。近年來,卡塔爾、阿聯酋和沙特都在持續加大對美國液化天然氣(LNG)產業的布局(),將其作為本國全球天然氣戰略投資的重要一環。這種對美國能源體系的“反向嵌入”,意味著海灣國家不僅是能源出口方,也在成為美國能源產業結構中的利益攸關方。
金融層面的動向同樣說明問題。2025年,全球主權財富基金投資中約47%流向美國市場,海灣國家的主權基金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參與者之一。以阿布扎比的穆巴達拉投資(Mubadala)為例,其全球投資組合中約44%配置在美國。盡管近期美國國債市場出現階段性資金流出,但美股市場卻持續吸引資金流入。從公開披露的信息來看,海灣主權財富基金并未出現系統性撤離美國資產的趨勢,反而仍在加碼配置優質美股與長期投資項目。同時,其在美國的資產配置占比依然處于全球最高水平之一。
這意味著,所謂“去美國化”在資本流動層面并不成立。更準確的描述是,海灣國家正在“去風險而非去美國”。在去年的多哈經濟論壇上,科威特投資局(KIA)主席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既擁抱新技術,又擁有流動性,這樣的金融市場除了美國再無別家,不投美國又投哪里呢?”
在這一背景下,“美國+”模式在經濟領域呈現出一種更清晰的結構:美國主導高端技術與金融體系,而中國等伙伴在更廣泛的產業層面發揮作用,兩者并非替代關系,而是功能分工。
四、分國別路徑:同一框架下的差異化演繹
盡管整體趨勢趨同,不同海灣國家在“美國+”框架下的路徑卻呈現出明顯差異。
阿聯酋是最典型的“美國+”實踐者。一方面,它在安全與高科技領域與美國保持深度綁定;另一方面,又在貿易、投資與產業合作上積極拓展與中國等國家的關系。這種“雙軌制”使其在多極環境中具備較強的靈活性。
科威特與巴林則更接近傳統的依附模式。受限于自身體量、資源與戰略能力,兩國在安全上高度依賴美國,缺乏進行大規模多元化布局的能力。因此,其“美國+”中的“+”部分相對有限,更多體現在象征性或補充性合作上。
阿曼則是一個例外。長期以來,該國外交以獨立性和斡旋調解能力著稱。在“美國+”框架下,阿曼雖然是最早與美國建交的海灣國家,但依然更傾向于強化自身的中立角色,通過與各方保持均衡關系來提升本國戰略價值,而非單純依附某一大國。
沙特與卡塔爾的情況則更為復雜,也最具代表性。兩國都在主動推動戰略自主,但路徑不同。沙特一方面仍依賴美國安全體系,另一方面正主動拓展戰略自主空間——不僅通過區域外交增強影響力,也通過與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國的安全互動,嘗試塑造以自身為中心的地區次級安全結構。
卡塔爾則延續其一貫的“多線操作”風格,在安全上維持與美國的深度關系,在外交上積極介入地區事務,在經濟上則通過能源與投資網絡與多方建立聯系。這種結構使其能夠在多極體系中保持較高靈活性。
這兩種路徑都說明,“美國+”并不是一個固定模式,而是一種可以根據國家能力與戰略目標進行調整的框架。
五、結語:從替代幻想到結構現實
圍繞海灣國家是否“去美國化”的討論往往陷入一種替代邏輯,仿佛這些國家只要引入新的合作伙伴,就可以逐步擺脫對美國的依賴。
但現實更接近另一種結構邏輯,在安全體系高度集中、技術與金融資源高度壟斷的背景下,美國的地位在短期內難以被撼動。至少從過往20余年的情況來看,海灣國家的選擇從來就不是“去美國化”,而是在承認上述結構現實的前提下,盡可能拓展自身的戰略自主空間。
“美國+”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形成的折中方案:以美國為安全與高端要素的核心提供者,同時通過多元合作來降低風險、提升自主性、滿足自身經濟發展需求。
因此,沖突之后的海灣國家依舊不會走向“去美國化”,而是會進入一個更加復雜的階段——在依賴與自主之間、單極與多極之間,持續進行更為精細化的再平衡。
這才是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海灣國家政治經濟格局的真實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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