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兩輪稀土反制后，日本高端制造業上游原材料徹底斷供了？

最近，日本放風稱，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會長將率領經濟代表團，于6月訪華，還要和中方高層舉行會談。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是日本對華經濟合作最重要的“窗口組織”之一，過去7、8年間，多次組織大型經濟代表團訪華。

很明顯，在中方大幅收緊對日關鍵材料出口管制的背景下，日本產業界已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不得不主動“進京面談”，并且知道中日民間關系很難改善，所以尋求和中方高層接觸，希望通過從上到下的方式，試圖緩和兩國關系，改變中方對日出口管制現狀。

2025年底，高市發表涉臺錯誤言論，引發中方強烈反對與反制，今年1月，中國商務部以公告形式宣布強化對日稀土出口管制，直接觸及日本高端制造業命脈。

日本并非沒有嘗試尋找替代方案，2026年2月，高市早苗政府高調宣布在南鳥島海域成功采集稀土泥，并將其渲染為是“國產稀土產業化邁出的最初一步”。

但這不過是在自欺欺人，深海采礦面臨技術、成本與環境影響等多重制約，商業化前景并不明朗，這只能騙騙不知真相的民眾，讓高市內閣的支持率不掉那么快，日本距離實現稀土自給自足仍十分遙遠。

中方的反制遠未止步于出口管制，2026年2月，中國商務部再次出手，將三菱造船、川崎重工等40家日本實體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單和關注名單，列入名單后，它們將無法從正軌渠道獲得中國原產的兩用物項，這相當于形成了一道全鏈條封鎖。

在中方進行兩輪稀土反制后，現在日本已經買不到中國的鎵和鍺了，日本陷入了稀土危機。

但其實，日本今天的處境，在歷史中并不陌生。

明治維新后，日本國內資本主義工業迅速發展，但國內礦產資源遠不能滿足工業化需求。據1930年統計數據，日本原材料和能源的對外依賴度為84%，其中鋁、鎳、磷、鋁土礦完全依賴進口，石油、天然氣、鐵礦石的對外依賴度更分別高達99.7%、94.5%和99.6%。

面對這種資源短板，明治政府沒有選擇通過平等貿易解決問題，而是走上了“通過對外擴張攫取資源”的軍國主義道路。明治政客們認為日本只有把朝鮮和中國變成殖民地，才能確保崛起所需的原材料來源地和工業品銷售市場。從1874年首次侵略中國臺灣到1945年戰敗，日本軍國主義主導的統治集團在近80年間，幾乎從未停止對外侵略暴行。

侵略擴張的邏輯最終必然走向自身崩潰，二戰期間，日本在軍國主義統治下不斷增加軍費、大力發展軍事工業，形成了“軍事技術先進、民生技術落后”的“兩張皮”狀態，技術人才和資源高度集中于軍事部門，整個科技發展呈現出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局面。

這種畸形的發展模式，使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面對全面動員的美國時迅速暴露短板，日本片面發展軍事工業，其以汽車、家電等耐用消費品制造業為代表的民生工業體系，遠不如美國發達，這意味的是戰時民用工廠完全承接不了軍事訂單，戰爭潛力很小。

日本長期不安本分，不愿立足自身資源發展經濟、搞好國計民生，反而在以“神權”和“皇權”的意識形態引導下，滋生出通過對外擴張稱霸世界的野心。資源困境不是靠侵略能解決的，靠侵略攫取的資源更不是無代價的，日本最終為此付出了高額代價。

中日經濟關系與政治關系的背離，正在進入前所未有的階段。從經濟數據看，中日兩國深度捆綁，中國是日本第一大貿易伙伴，日本是中國第二大貿易對象國，但這種依存關系并非對等，日本對中國的依賴，在關鍵戰略材料上高度不對稱。

具體來說，日本軍工與高端制造業對中國戰略材料的依賴已深入產業鏈的“骨髓”。鎵、鍺的對華依賴度分別超過85%和接近100%；用于電動汽車驅動電機及軍工永磁體的鏑、鋱等重稀土，近乎100%依靠中國供應。這意味著，日本雖然在半導體材料、精密加工等領域擁有部分技術優勢，但這些技術的上游原材料卻高度受制于中國。一旦供應鏈中斷，再先進的技術也無法轉化為產品。這種結構性失衡本身已經構成嚴峻風險，而更令日本焦慮的是，它過去十年間為分散風險所做的多元化努力，在關鍵領域幾乎全部落空。

過去十年間，其總體對華稀土依賴度已從約90%降至約60%，但這一降幅主要集中在輕稀土領域，而在軍工、高科技產業不可或缺的重稀土上，日本至今未能找到任何替代來源，這意味著，中國對日實施重稀土出口管制的殺傷力很大。

當年的日本選擇了“以武力打開資源通道”的軍國主義道路，今天的日本站在一個類似的歷史岔路口：是繼續在政治上挑釁中國、同時在軍事上加速擴軍，還是調整對華政策、回歸經濟務實主義的軌道？

日本的資源焦慮，是近代日本國家發展中一個從未真正解決的問題。明治時期選擇“富國強兵”的日本，最終付出了慘重代價；戰后選擇“和平發展”的日本，創造了經濟奇跡，如今，高市早苗政府試圖走回“軍事大國化”的老路，而這條路的資源保障，卻掌握在中國手中，歷史已經給出過答案：依靠武力解決資源問題的道路，是一條不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