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日談 | 60.70.80，三代人的風險投資史

中國風險投資走過20年，從美元基金集體入華到本土創投崛起，從互聯網狂歡到硬科技崛起，三代投資人親歷了行業從神秘走向大眾、從高光步入調整的全過程。60后奠基、70后深耕、80后破局，他們對風險投資的理解、對項目的審美、對未來的判斷，既有著代際差異，也藏著不變的底層邏輯。

4月22日，在“第20屆中國投資年會·年度峰會”上，投中信息CEO楊曉磊特邀北極光創投創始管理合伙人鄧鋒、中科創星創始合伙人米磊、Monolith礪思資本創始合伙人曹曦三位嘉賓，共話創投20年變遷，探尋穿越周期的定力與長期價值，一場關于代際、認知與未來的深度對話就此展開。

關于年齡和代際，鄧鋒認為，60后趕上中國全面上升時代，是比80后更幸運的一代人。在他看來，自己和年輕一代沒有隔閡，比起生理年齡，更重要的是認知同頻。米磊的看法是，生在中國，60、70、80和90后，都是時代的幸運兒。60后筑基、70后深耕硬科技，每一代都有自己的時代戰場。曹曦則認為，時代變化這么快，物理年齡已經不重要了，大家都有共同的時代年齡，這個時代年齡就是AI變革時代。

“無論是行業老兵，還是新生代投資人，持續學習都是最大底氣。心懷望向遠方的遠見，奔赴太空探索、可控核聚變等人類未來，同時堅守穩定價值觀，持續迭代升級投資審美。”楊曉磊總結道。

以下為現場實錄，由投中網進行整理。

“VC不是資本家”

楊曉磊：今天這場對話，嘉賓橫跨60、70、80后三代投資人。去年我們出版了《中國風險投資史》一書，發售半年成績不俗。除了我們投入大量素材、人力、物力，各位行業前輩用心支持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這本書記錄了一個極具價值的領域，中國風險投資二十年發展歷程。這個行業兼具資本屬性與造富效應，同時又和當下大家看得見、摸得著的科技創新緊密相關，因此也獲得了大眾層面的廣泛認可。

這本書把過去相對神秘的創投行業帶到了大眾面前。書中始終強調一個關鍵時間節點：2005年。這一年是美元基金集體來華設立的元年，也是中國本土創投萌芽起步的一年；巧合的是，2005年同樣是投中信息成立的年份。時至今日，中國風險投資恰好走過完整20年，如同人生一般，正值風華正茂、精力充沛的壯年。回望這二十年，行業有高光、有低谷，有人起高樓，有人宴賓客，有人樓塌了，也有人二十年始終堅守在牌桌上。

今年年初我走訪調研了50多位行業從業者，深刻感受到當下行業正處在范式轉換的關鍵時期，從業者普遍充滿困惑。今天特意邀請三位嘉賓同臺交流，希望達成三個目的：第一，梳理三代投資人的代際差異，沉淀可傳承的行業經驗，探究三個年代對項目審美、項目定義的認知變化；第二，跨越近20年年齡差距，尋找風險投資求變與不變的底層共通邏輯；第三，為當下投資人厘清方向，探討風險投資穿越周期、眺望未來的價值，聊聊創投該做什么、能做什么、應當扛起怎樣的責任、長期追求怎樣的價值。我們暢所欲言，聊到哪兒算哪兒。

三位投資人各用一句話簡單介紹即可，不再重復完整自我介紹。

第一位是我心中的華人之光，北極光創投鄧鋒先生；第二位是持續深耕硬科技、踐行硬科技投資理念的中科創星米磊先生；第三位是當下行業當紅、深受GP和LP、創業者與企業家喜愛的Monolith曹曦先生。

我們正式開始討論。首先聊兩個共性問題：各位如何理解風險投資與個人的關系？結合自身經歷，外界對創投行業存在哪些誤解？這些誤解是否會給各位帶來困惑？

鄧鋒：你剛才提到2005年創投起步的時候，不知道老鄺（鄺子平）還記不記得，我們當時是有過交流的，當年還一起合過影。2005年我擔任華源協會會長時舉辦過一場活動，叫中美IT CEO論壇，今天很多中國投資界、互聯網行業的大咖，當年都參加了。會上我還給熊曉鴿頒了一個獎，他后來跟我說那是他人生第一個風險投資獎項，盡管他入行比我還早。現在想起2005年，很多往事歷歷在目。

美元風險投資正式進入中國大概是2004年夏天，那一年華登、硅谷銀行聯合組織了一次中國之行，把紅杉、KPCB等一眾美國頂級風投機構都帶到了中國。我當時也參加了。從那次行程之后，美國各大機構才真正開始布局中國市場。

回到你剛才的問題，其實外界對我們有很多誤解。我也反復在講：不要把風險投資人當成資本家，更進一步說，不要把VC歸為金融行業。PE更偏金融，但早期VC本質上是和創業者站在一起的，我們日常思考的問題，很多時候和企業家是高度一致的，比如產品思維、PMF（產品市場匹配）等，做早期投資尤其如此。

我們和企業家是同一陣線的，不靠金融工程賺錢，而是依靠創新本身帶來的價值創造。外界最大的誤解，就是認為我們是資本家、靠錢生錢。PE在某些情況下會使用杠桿，可能更接近這種理解，但VC真正依賴的，是認知和創新。這是我最想澄清的一點。

楊曉磊：謝謝鄧總。核心就是：不要把VC當成資本家，尤其不要把VC等同于金融行業。

米磊總，你在行業里遇到過哪些誤解？

米磊：鄧總說的我非常認同。我打一個比方：中美科技競爭日益加劇，風險投資在其中扮演著關鍵性的支撐角色。因為企業家是站在技術創新和產業突破一線的，但他們也需要“糧草和彈藥補給”，這就需要創投機構持續為前沿探索提供資本、資源與耐心。受跨境貿易波動影響，美元和人民幣投資收縮，風險投資行業面臨顯著壓力，募資、退出和估值都面臨較大壓力。作為連接資本與技術創新的重要橋梁，創投行業正經歷深度調整。創投是推動國家科技創新的一線力量，因此，近些年來，國家也高度重視風險投資，明確認識到創投是科技創新體系中至關重要的支撐環節，并將其與傳統金融業務加以區分，完善更符合創新規律的支持政策。

美元資本受限、美國CFIUS審查趨嚴，直接導致國內創投行業大幅收縮。創投本就是推動國家科技創新的一線力量。就像抗美援朝結束后后勤部隊升格為總后勤部，國家近些年也高度重視風險投資，明確認識到創投是科技創新體系中至關重要的支撐環節，必須把創投和傳統金融區分開來。

楊曉磊：感謝米總，格局一下就上來了。曹曦總，你怎么看？

曹曦：我同樣認為VC不屬于金融行業。還有一個很普遍的誤解：不管是媒體報道還是行業會議，經常要求風險投資人去講解該如何創業，這本身就是一種角色錯配。投資人的核心能力是判斷和篩選，而不是替創業者做運營決策——這是兩種不同的專業能力。

VC投資就像投資英超、歐冠球隊，我們的核心是判斷哪支隊伍有機會奪冠，通過組合下注布局。但外界卻要求投資人精通球隊戰術，分析該用532陣型還是442陣型、球員該左腳射門還是右腳射門，這完全是錯位。我們不是咨詢公司，咨詢公司能給出具體落地執行方案，而我們的核心是篩選優秀創業者，創業者本身一定比投資人更懂自己的業務。

楊曉磊：你提出這個觀點，不擔心創業者對投資人有看法嗎？我觀察下來，創業者反而很喜歡懂他們的投資人。

曹曦：懂創業者，和比創業者更懂他的業務，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理解創業者、共情創業者是必須的，但我從不擔心創業者比我專業，反而最好創業者比我懂業務。如果創業者覺得自己還不如投資人懂公司，那這家企業就出問題了。

鄧鋒：我和曹曦的觀點略有不同。他講的選賽道、選創業者是對的，但投資也不能簡單理解成賭博。首先，要對賽道、團隊有深刻的認知；同時大家也都認同，投中優秀企業確實有運氣成分，能遇到好公司本身就是一種幸運，并不完全是自身能力的體現，但前期充足的認知積累是必要前提，這是第一點。

美國風投對我們這一代人的影響，和現在新生代不太一樣。我剛做風投時，一直認為投后服務非常重要。就像你剛才提到的，通過投后管理、用產品經理思維幫助企業發展，企業家認可你，未來也會帶來更多合作機會，包括資源的引薦。

中國的風投環境和美國還是存在差異的。國內很多投資人并不是產業出身，但要真正理解一個行業，往往需要長期的產業經驗。我自己有過實業創業經歷，這一點在和企業家溝通時更容易形成共識，企業主動選擇我們，某種程度上也是出于這種認同。

但同時，有過企業運營經驗的投資人，更要有邊界感。不能事事介入，也不能期待企業全盤采納你的意見。企業的經營者是創始人，我們不是駕駛員，而是提供建議的人，最終決策權在創始人手里。否則企業就變成替VC打工了，這完全本末倒置。所以分寸感非常重要。

關于企業如何看待投資人，企業在不同發展階段的需求完全不一樣，有的更偏向資源和支持，有的更關注獨立空間。從業二十年我的感受是，如何把握邊界、結合中國本土特點調整投資方式，以及如何與80后、90后創業者溝通、提供價值，是非常有技巧、也非常有挑戰的事。既要幫助企業成長，又不過度干預，同時還要有前瞻性的判斷，才能真正幫到企業，這些都是相輔相成的。

楊曉磊：米總怎么看？你更認同哪一方的觀點？

米磊：風險投資本身既有專業判斷也有概率屬性。鄧總說得很對，對行業、產業、技術研究得越透徹，投資成功概率就越高。風險投資的核心收益來源是認知變現。通過對行業、產業、技術的持續深耕，不斷提升判斷勝率，是實現長期穩定回報的根本路徑。資金投入本身確實伴隨不確定性，但認知積累越深厚，應對不確定性的能力就越強。

楊曉磊：你很好地中和了兩方觀點。曹曦提到投資是組合下注、篩選標的，邏輯也成立。

“我們就是做投資的，沒那么多宏大的想法”

楊曉磊：我們進入下一個話題。先從鄧總聊起，每個人聊兩個問題時間就差不多了。《中國風險投資史》里記錄了你的創業經歷，我很早就了解，這也是我稱你為華人之光的原因。你在那個年代成為硅谷最成功的華人企業家，剛才你也提到，企業被Juniper收購后，你進入公司負責并購與投資業務。

鄧鋒：是擔任首席戰略官，負責并購業務以及中國區戰略布局。

楊曉磊：也就是說，從Netscreen融資開始，風投介入、后續并購投資，整個過程深刻影響了你的創業路徑，也改變了你后續的職業選擇。甚至因為風投介入，你在創業階段就做出了離職轉型的決定。90年代到2000年初，國內創投還處在啟蒙階段，如今回看那段經歷很有時代畫面感。改革開放初期，海外資本仿佛擁有點石成金的能力，手握巨額資金。當年你如何看待合作的這些美元VC？當時內心是什么感受？

鄧鋒：我當年以留學生身份去美國，也算比較幸運，博士讀到一半選擇退學，也就是PHD drop out，之后進入硅谷。硅谷當時是非常理想的創業土壤，年輕人有理想、敢冒險、懂技術，就可以自己出來創業，這在當時的中國是不可想象的。這是我最直觀的感受。

我們幾位清華背景的留學生，在海外沒有任何家庭背景，是第一支拿到美國頂級風投投資的華人創業團隊，而且投資方是當時巔峰時期、如今依然頂尖的紅杉美國。拿到投資時我們自己都難以置信——三個人都是純技術出身，沒有家世資源，沒有背景，對方為什么愿意投資我們？

紅杉當時給出的答案很直接：你們是第一代移民，有很強的饑餓感。他們過往投資成功的項目里，很大一部分都是有闖勁、敢拼、有破釜沉舟決心的年輕人，他們認可這種特質。

現在我們做投資，會更強調團隊能力互補，但當年紅杉并不看重這點。紅杉投資我們的時間，和投資Google基本同期，甚至更早。在他們看來，三個人都是技術人才也沒關系，可以后續引入職業CEO。我們當時完全沒有市場和銷售經驗，全員技術出身。

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逐漸意識到，風投對企業的價值遠不止于資金。在企業不同階段，風投能夠提供的支持完全不同。我對風投行業的整體印象一直非常正面，紅杉當年也給予了我們極大幫助。

它讓我們這些年輕創業者明白，企業不只是技術，也不只是產品。后來又逐漸理解，企業要搭建完整的創新體系和組織體系。很多年輕人創業時會覺得有技術就能成事，但現實并不是這樣，技術要轉化為用戶認可的產品，用戶愿意付費，甚至愿意高價付費；再從單一產品，擴展成完整的產品矩陣。創新從來不是單一事件，而是一套完整體系。

而體系和組織的搭建，僅靠年輕人自己慢慢摸索難度極大。風投因為見過大量企業的成長路徑，它的價值也遠不只是對接資源。現在很多企業家會讓我幫忙介紹客戶，這當然可以，但更重要的是陪伴企業完成從0到1、再從1到10的整個過程。

所以我對風險投資一直心懷感激，這也是為什么我在企業被收購后，會選擇回國做投資。我們始終相信，投資可以靠認知、靠科技創新來賺錢和創造價值。與此同時，我覺得這個行業最大的快樂，是幫助年輕的企業家成長、實現他們的價值。當你真正幫到他們，他們也發自內心地認可你。

我現在最大的一個心愿是：等到項目退出、企業也上市多年后，那時候我們都老了，依然能和這些創業者坐在一起把酒言歡，成為一輩子的朋友。這也是我始終熱愛這個行業的原因——既能幫助企業成功，也能實現收益，對國家、產業、社會都有價值。很難找到另一個同時具備這些意義的行業。能身處這個行業，我一直覺得自己十分幸運，這也是我對風險投資的核心理解。

楊曉磊：咱們已經調研和交流四年了，你是一個特別敢于提出建議、也敢于發表見解的人。我想問問，中國本土到底需要專屬的本土VC形態嗎？中國的創投模式，是不是本就該和美國有所不同？當年你在硅谷接觸到的風險投資模式，放到今天的中國，還是可靠的樣本嗎？或者說，我們需要結合中國實際做一些調整？

鄧鋒：這個問題其實不用糾結“是否需要”某種形態，因為風險投資行業的發展，本質上是市場自然發展的結果。

中國風投行業起步之初，確實是以美國VC為參照來發展的，包括投資方式、退出路徑，很多都沿用美國的模式，核心原因也很簡單，當時的資金主要來自海外。2004年至2005年，美國VC開始大規模進入中國，尤其是2004年底到2005年這一階段，Sequoia（紅杉）、KPCB、北極光、Lightspeed（光速）等機構陸續布局，同時像啟明、金沙江等機構的背后，也都有美國風投的身影，中國風投行業也正是在這個時期逐步興起的。

因為資金來源是外資，這些基金的LP（有限合伙人）自然希望我們能復制美國風投的成功路徑。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風投都處于“兩頭在外”的階段——募資在海外，退出也在海外，很多創業者是海歸，企業也傾向于去海外上市。

直到創業板推出之后，本土基金才逐步發展起來，本土企業家也越來越多，行業模式也逐漸轉變為“in China for China”（在中國，服務中國市場）。而到了今天，行業又進入了新的階段，“in China for global”（在中國，布局全球市場），出海也逐漸成了一個核心主題。

所以每個時代的風投行業和創業企業，都有各自的特點，這是市場自然選擇的結果，而不是人為決定“需要”或“不需要”某種形態。放到今天來看，完全照搬美國模式，肯定是行不通的。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能發現一些核心不變的東西。中國之所以一直學習硅谷的風投模式，并不是一時興起，而是其中確實有長期有效的部分，再過很多年，依然有借鑒的價值。反過來，美國風投也在學習中國的實踐經驗，所以兩種模式并不是漸行漸遠，而是在各自發展的同時，相互學習，彼此影響。

直到今天，我們依然有很多地方需要向硅谷學習。我個人認為，隨著行業競爭越來越激烈，風投機構要實現差異化，投后價值的提升會越來越重要。比如現在北極光在團隊招聘上，也更傾向于有產業背景的人。而我們剛回國做投資的時候，招的更多是MBA背景的人。這種變化，本質上也是為了更好地為企業提供貼合產業的價值，這一點其實和美國風投的理念是相通的。

當然，中國也有自身的特點，本土化是必然選擇，這一點我就不展開細說了。我的整體感受是，中美風投模式都在不斷演進，各有優勢，同時也在不斷相互借鑒，共同進步。

楊曉磊：你說得還挺沉穩保守的。米總，剛才你來的時候我們聊到，你當年在中國科學院讀研究生的時候，曾嘗試過創業。我想問問，當年那次創業，和你今天從事的創投工作有關聯嗎？還是說，那只是一次單純的試水，和現在的工作毫無關聯？

米磊：讀研期間，我便對創業與投資領域保持著持續的關注與興趣。當時主要是利用業余時間進行探索，算不上全職投入。這段探索經歷是我一次重要的社會實踐。從尋找合伙人、組建團隊，到推動項目初步落地，我完整走過了創業從零到一的全過程。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我逐步認清了自己的能力邊界與真正熱愛所在——結合多年的理工科積累，深耕科技成果轉化方向。博士畢業之后進入中國科學院工作，我終于找到了自己的事業錨點。中國科學院擁有大量前沿技術成果，而企業界對其了解有限，我恰好可以扮演連接者角色，把技術成果引向產業應用，這是我的核心價值所在。

與此同時，我也看到了一個重要的時代窗口。2008年金融危機后，社會各界曾廣泛討論產業升級路徑，但隨著四萬億政策出臺，這一議題很快被擱置。我始終認為，應對經濟挑戰的根本之策，在于推動科研院所技術成果向產業轉化，賦能中國企業實現技術躍遷。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這條路少有人走，但我始終選擇堅守。

二十幾歲的年紀，多做嘗試、多做探索，是認清自我的必經之路。只有在反復實踐中，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長處與局限，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人生方向。

楊曉磊：我研究你的經歷和特質時，覺得你是一個特別獨特、很有代表性的樣本。有三個特點很突出：第一，你是70后，而今天，無論是臺上、臺下，還是未到場的行業前輩，60后依然普遍掌握著行業話語權。我相信你剛入行的時候，也會像我去年說的那樣，“學大人講話”——跟著60后的前輩們學習，模仿他們的思路和表達。

第二，你的機構扎根西安，這在行業里其實很少見，很少有扎根西安的創投機構，能成長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機構，而你今年還走出西安，去香港發行了相關產品。

第三，你出身科研院所，是研究員出身，原本是純搞技術的。所以我想問問，轉型做創投之后，你是如何給自己定位的？就像今天開場時我們聊到的，選擇硬科技投資這個方向，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還是當年就明確錨定了這個方向？你當時是怎么思考這個問題的？

米磊：我最近也一直在回想，自己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這條路上的。仔細思索后發現，核心還是源于自己內心深處真正熱愛的事情。我本科就讀于西北工業大學，學的是機械專業——當時年紀小、不懂專業差異，考上之后才發現自己并不喜歡這個專業。那時候計算機專業非常熱門，但我嘗試著接觸后，發現自己也并不擅長編程。這么一來，機械專業不想學，編程也不擅長。

當時我就下定決心要轉行，所以后來選擇去了光機所，轉成了光學專業。因為那時候大家都說“21世紀是光學的世紀”，我去光機所的時候，我的導師就跟我說，要專注做一件事——自焦透鏡。自焦透鏡作為光纖入戶的核心元件，能高效聚焦光信號、降低傳輸損耗，讓高速寬帶真正走進千家萬戶，打破信息壁壘、推動社會普惠連接。正是看到這一技術的深遠價值，我毅然留在光機所，深耕光學領域。

后來在這個領域干了很多年，我慢慢意識到，光通信其實是信息產業和互聯網的基礎設施。但在當時，光通信產業并不為大多數人所知。即便如此，我們團隊最終還是做到了全球第一。我親身經歷了這一過程，也深刻體會到：中國過去有那么多“卡脖子”技術，并不是我們不擅長，而是過去在技術研發上積累不夠、投入不足。

所以我當時就想，從這個案例就可以考慮把中國科學院的技術轉化落地并做到全球領先，那中國科學院、清華、北大等高校和科研院所里那么多優秀的科學家，如果能得到投資支持，一定能做出更出色的成果。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行業機會。

但那時候，科學家創業并不被看好，因為當時PE/VC行業有更多高速成長的商業機會，大家更傾向于布局快速看到回報的領域。而我們當時只能從中國科學院的科技成果轉化做起。一來我們只會做這個，二來我們也擅長做這個。再加上當時早期硬科技投資的機構特別少，從賽道競爭的角度來看，互聯網賽道已經被頭部機構占據，我們也沒有優勢，所以綜合多方面考慮后，我們就堅定地選擇了早期硬科技投資這條賽道。

楊曉磊：這么看，這也算是一種避險選擇。

米磊：對，確實有這方面的考慮。

楊曉磊：我記得有一段時間，硬科技企業的生存狀況并不好，而這兩年，硬科技確實走到了行業舞臺的中央。在中間那段艱難的時期，你有沒有動搖過？有沒有想過放棄硬科技投資這條路線？

米磊：硬科技投資，確實需要足夠的耐心去“熬”。硬科技真正火起來，也就是最近幾年的事，2019年科創板推出后，包括半導體在內的部分硬科技賽道才逐漸被市場關注。當然，也不是所有硬科技賽道都火，比如量子科技，很多早期項目至今也沒有迎來爆發期。

所以我覺得，做硬科技投資，必須對技術有情懷、有信仰，否則很容易堅持不下去。在外界短期不看好、行業處于低谷的時候，沒有這份情懷和信仰，大概率是扛不住的。

楊曉磊：謝謝米總。

我也是80后，我們這一代人從小就經常聽到一句話：“80后是垮掉的一代”。其實我覺得，這句話的背后，藏著上兩代人對我們的巨大期待。他們覺得我們生長在經濟騰飛的時代，生活環境好，什么都見過、什么都吃過、什么都看過，理應扛起時代的責任。而今天回頭看，80后在各個行業里，幾乎都是承擔主要責任的中堅力量。

我想問問各位，在風險投資行業里，80后到底處在什么位置？他們為這個行業貢獻了什么？如果80后投資人取得了成功，是不是因為有60后、70后的前輩在前面托舉，他們才能走到今天？

曹曦：這個話題有點宏大，我之前還真沒認真想過。你是想問80后在整個時代里代表什么，還是單純說在創投行業里的定位？

楊曉磊：我補充一句。比如鄧總這一代人，是把風險投資引入中國、奠定行業基礎的一代人，從結果來看，他們身上帶著一種使命感。那80后投資人，需要有這種使命感嗎？如果需要，80后背負的使命感又是什么？

曹曦：我之前沒思考過這個問題，因為我覺得沒必要給自己加戲——我們就是做投資的，沒那么多宏大的想法。能把投資做好，肯定是時代給了我們機會，每一代人都有屬于自己的時代機遇，至于使命感之類的，我沒怎么想過。

說到年齡，你剛才說80后什么都見過，但其實我還挺羨慕現在的90后、95后、00后的。我印象很深，去年上半年，我統計了一下自己接觸的創業者，大部分都是1995年到1997年出生的；而從去年四季度到今年上半年，接觸的創業者大多是2000年到2002年出生的——這個年齡變化特別快、特別劇烈。所以有時候我甚至會想，從做AI投資的角度來說，要是自己不是80后就好了。

前陣子我見到一個還在讀書的年輕人，算是潛在創業者，年紀特別小。他目前在在一家頭部AI公司擔任重要角色。我問他，身邊的同事平均比他大七八歲，在公司里會不會有年齡差帶來的隔閡？

他的回答我特別認同。

他說，首先，他所在公司的組織模式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公司組織，所以他完全沒有年齡差帶來的距離感；其次，他對年齡有一個很深刻的表述——現在時代變化太快，物理年齡已經不重要了，大家都有共同的“時代年齡”，而我們當下的時代年齡，就是AI變革時代。我猜，我們現在可能正處在費米說的“大過濾器”來臨的前夕，未來或許會有“前AI時代”和“后AI時代”的劃分，所以從時代年齡來看，我們所有人其實都是一代人。

鄧鋒：其實我今天看到“60后、70后、80后”這個話題，也在想，這是在說我們老了，還是說我們這一代人更幸運？

一方面，站在我們60后的角度，確實會覺得我們比80后幸運。我是1963年出生的，剛好在三年自然災害之后，算是趕上了好時候——我們經歷了中國社會的重大變革，而且人生中遇到的上升期也更多。相比之下，80后一代在很多現實層面要承擔很多壓力，比如上大學要自己交學費，畢業之后不包分配，買房子也要自己攢錢，壓力比我們當年大得多。

另一方面，我覺得現在更應該強調“無齡感”。剛才曹曦提到“時代年齡”很有道理，互聯網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拉平了信息和認知的差距，不同年齡層之間在認知上的鴻溝其實沒有那么大。我們和00后交流也沒有本質障礙。

唯一的區別就是圈子和興趣不同——我要是想硬去融入他們的圈子，人家也不帶我玩（笑）。所以年輕人有他們的優勢，但整體來看，今天各年齡段之間的認知差別已經沒有過去那么明顯了。甚至現在連80后都已經被調侃成“老登”了。

楊曉磊：是中堅。

鄧鋒：現在80后都被叫老登了，論認知你們還不一定比得上我；70后是上古神獸，那我們這輩人，簡直該埋進土里了。但我真沒感覺到代際隔閡，反而特別羨慕90后、00后，他們的認知能力和成長環境都比我們好。而且當下正是創業大潮，時代非常好。我當年創業也是33歲，和現在的90后一樣年輕。80后覺得自己老，我們其實更老。但幸運的是，我們都身處同一個好時代，心態年輕，就永遠年輕。

米磊：我非常認同。某種意義上說，60后、70后、80后，乃至今天的90后、00后，都是幸運的一代。60后成長于改革開放與工業化加速推進的年代，70、80后經歷了市場化深化和互聯網快速崛起的階段，而如今90、00后，則正處在人工智能、半導體、新能源、高端制造等硬科技加快突破的重要時期。

換句話說，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長期處在一個機遇持續涌現的上升周期之中，幾乎每隔十年，社都會出現一輪新的產業浪潮和發展窗口。正如巴菲特曾感慨自己出生在上世紀的美國，仿佛中了時代的彩票；而身處當下中國的我們，同樣是時代的受益者。

“投資可控核聚變早已做好資金打水漂的準備”

楊曉磊：兩位真是一點都不服老。那我們接著下一個問題。四年前和你聊天時，你提過一個很有意思的人生規劃：前20年讀書，第二個20年創業，第三個20年深耕創造，下一個20年打算教書育人。你剛才也提到，時代年齡遠比生理年齡重要。四年前做這份規劃時，你也考慮過行業現狀：創投行業發展極快、工作強度極高、壓力巨大，有沒有過一瞬間精力不濟、不想再做創投的念頭？

鄧鋒：完全沒有，從來沒有。一方面是因為足夠幸運，另一方面也是發自內心熱愛這個行業。真正長期做創投的人，都是熱愛這件事的。在我看來，投資這件事完全可以做到80歲，我也從來沒想過要離開這個行業。

我這幾年也開始教書了，在清華，從最開始每年一門學分課，到現在每年兩門，已經教了七年。剛才曹曦說的一點我很認同，不必刻意背負宏大的使命感，遵從內心喜好就好。

我們這一代人對幸福的理解，其實不一定是要成就多大事業，而是享受做事過程本身的快樂。做VC很快樂，教書也很快樂，幸福在于過程，而不是最終結果。

所以我一直覺得，不需要可以給自己設定一個特別宏大的目標，人生的意義，更多還是向內去尋找，讓自己過得幸福，就是有意義的人生。遵從本心，找到自己真正熱愛、有能力做好、還能獲得回報的事，就是最幸福的人生。

楊曉磊：米磊博士，我接著問你。當年有一位做可控核聚變的創業者，項目曾經幾乎邊緣化、瀕臨絕境，硬生生堅持走到了現在。不管外部助力如何，能走到今天都是恰逢其時，受益于地緣、市場、政策等多重因素。我想問，當年投資的時候你還有選擇嗎？還是已經投入大量資金，只能硬著頭皮堅持下去？你怎么看待這件事？

米磊：我們當年投資星環聚能、布局可控核聚變，早在七八年前就下定決心了。當時我就知道，核聚變投資資金需求量極大，所以打算深耕投資十幾年、積累足夠資金后再重倉布局。2022年相關項目集中創業，核心原因是技術進步降低了創業門檻，超導磁體技術成熟后成本大幅下降，海外已有十幾家相關企業，國內也開始起步。我們當初內部決策投資時，就已經做好了這筆錢全部打水漂的心理準備。我們清楚這項技術難度極高、風險極大，抱著最壞的心態投資，所以即便中途融資困難、行業遇冷，我們也能平穩度過。從人類文明發展來看，只有可控核聚變實現突破，人類文明才能邁入一級文明。作為投資人，能有幸參與推動人類文明進步，是這一代人的幸運，值得我們甘愿承擔這份巨大風險。

楊曉磊：說得特別動人，很有浪漫情懷。之前幾次見面交流，再結合你科研院所的背景，我一直以為你是嚴謹克制、規訓感很強、不夠有趣的人，沒想到內心這么浪漫。你覺得創投行業，到底需要浪漫感性、有想象力的人，還是嚴謹理性、擅長邏輯推理的人？

米磊：做早期投資，太過理性是做不好的。早期投資反而需要想象力與感性判斷。行業變化瞬息萬變，當下的預測根本無法匹配未來發展，極度理性的人更適合做PE投資。

鄧鋒：聽他這么一說，我都該辭職了，我明顯不符合。（笑）

楊曉磊：我一直很好奇，你當初為什么選擇創業？是什么底氣讓你堅信自己一定能做成？曹曦是30來歲創業……

曹曦：是，36歲。

楊曉磊：你當時為什么一定要出來創業？背后是什么底氣？你身上有紅杉、美元基金、年輕合伙人等諸多光環，是什么樣的初心和召喚，促使你獨立創辦機構？

曹曦：你問我當年是不是很有底氣、篤定能成，其實直到現在我都不這么認為。創投行業高度依賴技術變革，技術迭代極快、不確定性極強，我們能做的只有努力活下去，沒有絕對底氣，也不敢篤定成功，只是持續盡力把每一步做好。

至于為什么出來創業，原因很簡單：創投行業產業鏈不長，也不需要復雜的生產制造。我在上一家機構深耕了八年，學到了足夠多東西，也做出了一些貢獻；自己實業創業又不知道做啥產品，剩下唯一的選擇，就是創辦屬于自己的投資機構。

楊曉磊：聽完60后、70后的分享，包括他們的人生閱歷、行業思考與過往經歷，對年輕投資人而言有價值嗎？我一直想為行業沉淀一些東西，在你看來，前輩們的分享，對行業年輕人有觸動和啟發嗎？

曹曦：當然有價值。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雖然我說不出具體哪一點，但前輩走過的路、講過的故事永遠有價值。我本身很喜歡讀歷史。做VC核心是篩選頂級創業者，這些創業者的特質，和歷史上那些王侯將相并沒有本質區別——千年前的領袖征戰沙場，如今的創業者征戰商業戰場，只是一個是有硝煙的戰爭、一個是商業競爭而已，底層邏輯沒有本質區別，這些歷史與經驗都極具價值。

楊曉磊：我最后做一段總結。感謝三位嘉賓的真誠分享，時間有限，很多話題沒能深入聊透。今天有幾個觀點我特別喜歡：時代年齡、饑餓感，以及最重要的，VC不是資本家。

三位投資人恰好代表三代創投力量：60后為行業打下根基，在國人還不了解VC的時候，把風險投資帶回中國、從零搭建行業體系；在全球化時代，VC也成為中國企業家走向全球化最好的橋梁。70后深耕專業、精細深耕，在前輩打下的基礎上細分賽道、垂直深耕，硬科技就是他們找到的全新突破口。在互聯網賽道被頭部壟斷的環境下，能開辟新賽道非常不易。我之前和另一位70后投資人聊天，他說國內內卷太激烈，索性奔赴東南亞開辟自己的陣地，如今做得非常出色。當下行業話語權仍掌握在60后手中，但70后依然擁有舉足輕重的行業地位。而80后、90后，我一直想挖掘你們獨有的投資審美與行業思考。你們不必刻意宏大敘事，敢于放下包袱、遵從內心表達、堅守自我執念，這本身就非常難得。

回望2005到2025，中國創投整整走過20年。有人進場，有人離場，只要還留在牌桌上，就說明能贏、終將找到屬于自己的勝利之路。大家懂得堅守、懂得熬周期，最終也熬出了屬于自己的成績。如今行業正處在范式轉換期，過往很多經驗已經不再適用，所有人都難免焦慮。我第一次和鄧鋒總見面時，他說過一句話：投資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永遠可以持續學習。無論行業老兵還是年輕投資人，最大的底氣，就是持續學習的能力。擁有望向遠方未來的眼光，心懷探索太空、可控核聚變的長遠格局，堅守穩定價值觀，持續迭代升級自己的投資審美。

最后我想說：無論哪個年代，能和最聰明的人一起定義未來，從90年代、00年代、10年代到20年代，這件事本身，就足夠迷人。

感謝三位嘉賓，也感謝每一位在場、不曾離場、仍在堅持前行的投資人。中國創投下一個20年，我們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