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伊朗，如何通過暴力手段，對"美國的伊斯蘭"輸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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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輸出革命政策的具體實施過程中，伊朗又通過哪些手段將革命輸出到其他國家呢?霍梅尼時代10年的事態表明，對這一重要問題難以找到一個肯定而明確的答案。

霍梅尼曾經講到：

“我們要使伊斯蘭傳遍各地，要輸出伊斯蘭。但這并不是說我們打算以刺刀來輸出革命。我們要號召每一個人皈依伊斯蘭，將我們的號召傳遍世界。我們要展示一個伊斯蘭的范例，即使它并不完美。......伊朗要在其他伊斯蘭的土地上展現并傳播它的伊斯蘭......伊斯蘭烏里瑪必須走上舞臺，通過講道或宣傳帶領穆斯林走向戰場。”

這番話似乎顯示霍梅尼反對暴力輸出革命，而強調說教、交流、宣傳之類的和平手段。

但是，就是這次講話，人們也能從中找到一些這樣的話語：“讓那些政府知曉。如果它們順從并同意按伊斯蘭原則行事，就支持它們，如果不是，就無所畏懼地和它們戰斗。”

雖然“和它們戰斗”并不等同于伊朗將拿起武器攻擊他國，但至少它沒有排除使用武力與非和平的手段。因此，霍梅尼本人的言論并未指明伊朗實施輸出革命的準確方式。

可以肯定的是，伊朗已經建立了許多機構、采取了各種方式來輸出自己的革命，從煽動性宣傳鼓動到越過邊界使用武力。實際上，在目前的國際關系理論中，所有這些方法手段都可以包括在一般的干涉或顛覆概念之下。大體而言，伊朗輸出革命的手段可以分為暴力與和平兩種方式，其中又分別包括多種具體措施。

暴力手段(或稱強制手段)包括戰爭、武裝干涉等。

第一，戰爭手段。

在很多場合，伊斯蘭共和國領導人一直宣稱不能用“劍”來輸出革命。

例如，霍梅尼說:“不能用劍來輸出這種意識形態。用武力輸出思想不是輸出。”他還說過:“當我們說我們要輸出我們革命的時候，我們并不是要用劍去做。”

乍一看，這些言論似乎顯示霍梅尼禁止以任何方式使用武力去輸出革命，更別說戰爭。但是，回顧霍梅尼的戰爭觀我們知道，戰爭在霍梅尼眼里是有神圣與謬誤之分的，作為實現真主崇高意志的工具，戰爭是可以接受的。盡管在伊瑪目隱遁時期進攻性的圣戰難以發動，但從事保衛伊斯蘭的防衛性戰爭則是每一個穆斯林的現實義務，也就是說，霍梅尼允許使用武力進行自衛。這種自衛戰爭論調似乎符合通行的國際法準則，但是我們也知道，霍梅尼心中的自衛是不以現實中的國家領土邊界為限的，因為霍梅尼的思想不承認世界上的任何領土邊界，追求以大一統的穆斯林烏瑪顛覆現存領土國家體系，建立伊斯蘭的世界新秩序。

因此，霍梅尼“不能用劍來輸出革命”的主張是非常不明確的。

持續8年的兩伊戰爭證實了這種不確定性。

戰爭伊始，霍梅尼告訴伊朗人：

“你們在為保衛伊斯蘭而戰，他(薩達姆·侯賽因)在為破壞伊斯蘭而戰。現在，伊斯蘭正面臨著褻瀆，你們應該支持并保護伊斯蘭......每一個人都應該根據自己的能力來保衛伊斯蘭......”

雖然霍梅尼以保衛伊斯蘭的名義宣揚伊朗的戰爭努力，但事實的確是伊拉克在1980年9月22日入侵了伊朗領土，因此也可以說伊朗此時是在進行保衛領土主權的自衛性戰爭。1982年上半年，戰爭進程開始出現轉折，在付出慘重代價后，伊朗開始收復失地，轉入反攻。

這時，霍梅尼仍然強調：

“今天伊朗仍然恪守當初所說的話；我們沒有與任何伊斯蘭或非伊斯蘭國家作戰的意圖。至今我們所進行的只是自衛，這是所有人都必須履行的神圣義務和人權。我們從未想過要去侵略其他國家。”

1982年7月13日伊朗開始攻入伊拉克領土，面對薩達姆政權的求和與國際社會的調停，霍梅尼置之不理，毫不妥協，直到1988年7月18日才決定接受停火協議。在這6年里，伊朗的戰爭還是在自衛嗎?

當然，按照霍梅尼的戰爭觀，這一階段伊朗的戰爭努力仍然可以解釋為自衛，但伊朗真的沒有以戰爭來輸出革命的意圖嗎?雖然幾乎所有伊朗領導人都否認繼續進行戰爭是為了堅持旨在輸出革命的“最后勝利”，但1989年2月22日霍梅尼自己卻承認：

“戰爭的每一天我們都在祈禱，我們在所有方面利用了戰爭。我們通過戰爭將革命輸出到世界；通過戰爭我們證明了我們的被壓迫和侵略者的殘暴。通過戰爭我們揭開了侵吞世界者的虛假面目；通過戰爭我們認清了我們的敵人和朋友。正是在戰爭期間我們認識到我們必須獨立自主。通過戰爭我們擊退了東西方超級大國。通過戰爭我們鞏固了碩果累累的伊斯蘭革命。”

可以說，在短暫的對伊拉克防衛作戰之后，從攻人伊拉克領土的那一天起，伊斯蘭共和國實際上已經將戰爭作為輸出革命的工具。

第二，武裝干涉。

對于武裝干涉這種手段，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領導人的立場同樣是曖昧的。例如，1988年10月30日蒙塔澤里說道：“輸出革命決不是武裝干涉”，但“憲法規定了努力使這場革命在國內外長存的基本原則”，為了追求普遍正義的目標，“在干涉其他國家內部事務上完全自我克制的同時，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將在世界任何地方保護弱者反抗剝削者的斗爭。”

不過，相對于戰爭行為而言，伊朗以武裝干涉的方式輸出革命有著更多、更具體的言行例證。

朝覲被視為是輸出革命的最好時機。

蒙塔澤里就曾這樣說過：

“在朝覲紀念期間，伊朗朝覲者應通告被壓迫民族伊朗伊斯蘭革命勝利的秘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沙特官方通常作出防止伊朗朝覲者與其他國家的兄弟姊妹接觸的舉動，因為他們害怕這一點。輸出革命，即把我們的革命經驗和成果任由世界被壓迫和被剝削人民自由處理......伊斯蘭國家的領導應該認識到，不管他們樂意與否，各民族正在覺醒......如果他們希望保持權力并統治他們的國家，他們應依靠伊斯蘭教和他們自己的人民，而不是美國和蘇聯。”

霍梅尼和其他伊朗領導人否認沙特聲稱的圣地托管人身份，堅持朝覲期間的政治活動是一種正當的合法行為，并利用每年的麥加朝覲宣傳自己的革命信息，并走私大量爆炸物品和武器進入沙特。伊朗朝覲者每年在朝覲地都舉行示威，散發反沙特的印刷品，宣揚霍梅尼思想，高呼反對以色列和西方的口號，鼓動反抗各伊斯蘭國家的非正義統治，因而頻頻與沙特安全部隊發生暴力沖突。

這種緊張的氣氛在1987年達到頂點，當時400多人死于伊朗朝覲者和沙特安全部隊之間的沖突。這次事件被伊朗稱為“血腥星期五”，此后伊朗政府中斷本國穆斯林赴麥加朝覲達4年之久。

霍梅尼還抨擊一些伊斯蘭國家政權，尤其是沙特和其他海灣國家政府實行“非伊斯蘭”的君主制政權，與美國保持著密切的軍事、經濟聯系，因而將其輕蔑地稱為“美國的伊斯蘭”。

霍梅尼講話的錄音磁帶、傳單以及德黑蘭每天的阿拉伯語廣播清楚地傳達出霍梅尼的愿望：

“沙特阿拉伯的統治政權披著穆斯林的外衣，但實際上卻代表著一種奢華、輕佻、無恥的生活方式，從人民手中搶奪金錢來揮霍，沉湎于賭博、酒會和狂歡。假如人民追隨革命道路，訴諸暴力去繼續斗爭來恢復權力和資源，這沒什么值得驚奇的。”

1987年麥加事件發生后，拉夫桑賈尼發表講話說，伊朗必須“在這個地區連根拔除沙特阿拉伯統治者，他們的存在玷污了圣地”，“真正的復仇是把埋藏在阿拉伯半島地下屬于伊斯蘭世界的龐大而寶貴的財富......從罪犯的控制中奪回來”。

伊朗領導人除了呼吁各國穆斯林暴力挑戰現政權外，一些海灣國家的政治顛覆行動也顯示與伊朗有關聯。伊朗革命后的第一年，整個海灣地區發生了許多政治顛覆行動，這些陰謀叛變均與伊朗教士有關，都宣稱受到伊朗之鼓舞，其中引起海灣國家極大震撼的是1981年12月發生在巴林的政變。伊朗還被指責從事了其他暴力干涉主義行為，例如1983年12月多次爆炸科威特等等。

在這方面，20世紀80年代伊朗在黎巴嫩的干涉更為突出。在敘利亞的許可下，伊朗于1982年部署了一支約1000人的革命衛隊分遣隊進駐貝卡谷地。這支分遣隊宣稱，“我們的唯一目的是使當地伊斯蘭化。正如伊瑪目霍梅尼所說的，我們不得不輸出伊斯蘭革命到全世界。因此，像其他穆斯林一樣，我們來到這里具有拯救被剝奪者的目的。”

通過這支革命衛隊，伊斯蘭共和國向伊斯蘭阿邁勒、真主黨和吉哈德等黎巴嫩什葉派激進組織提供訓練、物資、金錢支持，他們也參加什葉派與基督教和遜尼派穆斯林民兵組織進行戰斗，并卷入同以色列的武裝沖突，目標是要在黎巴嫩最終建立一個伊斯蘭國家。從很多方面來看，黎巴嫩都提供了伊朗通過暴力手段輸出革命的最好例證，伊朗革命的影響在黎巴嫩也最清晰、最突出。

阿富汗戰爭為伊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提供了又一處施展拳腳的空間。1979年12月蘇聯入侵伊朗的東部鄰國阿富汗，遭到阿富汗圣戰組織的頑強抵抗，也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志愿者前來參戰，據統計，1982-1992年間來自40多個伊斯蘭國家的3.5萬名穆斯林激進分子參加過在阿富汗的戰斗。

阿富汗是個多民族國家，人口最多的是普什圖人，約占總人口的40%以上，塔吉克族次之，占30%，此外，還有烏茲別克、土庫曼，以及西北地區的哈扎拉族等少數民族。從教派歸屬看，約84%為遜尼派，15%屬什葉派，什葉派人口主要以說波斯語的哈扎拉族為主。

到20世紀80年代初，阿富汗的抵抗力量形成了“七黨聯盟”和“八黨聯盟”兩大集團。前者指由7個遜尼派黨派組成的、總部設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的“阿富汗圣戰者伊斯蘭聯盟”，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以及巴基斯坦、沙特、埃及等國家的支持。后者是指總部設在伊朗圣城庫姆的由8個什葉派組織組成的“伊斯蘭革命聯盟”，成立于1986年，共有8個小派別：勝利組織、伊斯蘭圣戰衛士、伊斯蘭運動、伊斯蘭黨、真主黨、伊斯蘭革命聯合陣線、伊斯蘭呼聲和伊斯蘭力量，主要是哈扎拉族武裝，得到伊朗的支持和資助。

伊朗對于哈扎拉族的影響主要基于兩點因素，其一，阿富汗什葉派與伊朗之間的傳統聯系，其二，有大量原先避難伊朗的哈扎拉族難民返回阿富汗。伊朗對阿富汗抵抗組織的援助實際上絕大部分只給予什葉派，而且只是那些原教旨主義的、接受伊朗伊斯蘭原則的組織。

其中有兩個阿富汗什葉派激進組織與伊朗聯系最為緊密，一個是1981年建立的勝利組織，一個是成立于1983年的伊斯蘭圣戰衛士，它們成為伊朗手中的工具，也得到伊朗最多的物質援助。顯然，“伊朗的首要目標是要控制阿富汗的什葉派尤其是哈扎拉族，而非抵抗蘇聯”。

在1986年之前，伊朗對阿富汗政策控制在蒙塔澤里及其親信邁赫迪·哈什米手中，阿富汗親伊朗的抵抗組織一直在伊朗革命衛隊的直接負責下得到一些伊朗的軍事援助，當然在數量和規格上遠遠不及經由巴基斯坦對遜尼派組織的國際援助。

1986年9月哈什米因“伊朗門”事件被清除后，外交部開始插手阿富汗事務，伊朗對阿富汗事務呈現雙軌制。軍事上，由革命衛隊負責向什葉派抵抗組織提供軍需補給和訓練，而外交部則在阿富汗什葉派和遜尼派、什葉派與蘇聯之間操作協商之事，尋求國際社會對什葉派組織的承認。1986年12月和1987年3月伊朗兩次邀請阿富汗遜尼派組織伊斯蘭協會領導人拉巴尼訪問德黑蘭，并于1989年1月在德黑蘭組織召開了第一次阿富汗國際會議。

在1988年中以前，伊朗對阿富汗和談一直持強硬立場,但在兩伊戰爭停火后，伊朗重新審視自己的政策，試圖加入阿富汗和談進程，將什葉派重新納入當地政治，以阻止美國填補蘇聯撤軍后留下的政治真空。這一政策的變化體現在1989年1月的德黑蘭會議。

在會議開幕式講話中，維拉亞提僅僅提到阿富汗人的穆斯林身份，并未談及如何革命，什葉派也僅僅是作為少數派身份參與民族和解進程以維護自己的利益，而非革命的先鋒。

蘇軍撤離阿富汗后，伊朗在其東部地區建立了5個訓練營地，由伊朗革命衛隊教官訓練赫拉特地區軍閥伊斯梅爾·汗的8000名戰士。后來的阿富汗內戰中，形成了普什圖人與其他北方少數民族對立的局面。塔利班崛起后，伊朗將其援助擴展到反塔聯盟中的非普什圖族各派武裝力量，專門開辟了一條從馬什哈德通往阿富汗巴格拉姆機場的空中運輸線，日夜不停地向拉巴尼政權運送軍火，成為拉巴尼政權的主要武器供應者之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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