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南京法院要重判一名大特務(wù)，他抗議：陳賡可證明我的貢獻

鎮(zhèn)壓反革命的號角在1950年10月就已吹響。上海、北京、武漢……全國各地的公安機關(guān)晝夜緝捕潛藏的特務(wù)和頑固分子。南京作為舊都，更是魚龍混雜。市公安局開出登記寬大政策，短短五天就有四千多人排隊自首，但仍有漏網(wǎng)之魚。那位在小西門擺攤、口音帶著粵腔的“廣東佬”正是其中一條大魚。被帶走那天，周圍百姓議論紛紛：賣茶的怎么成了反革命？可在公安內(nèi)部的檔案里，這人卻大名鼎鼎——中央黨部調(diào)查科上海辦主任，骨灰級的中統(tǒng)要員。

法庭很快決定對鮑君甫從重懲處。就在法官宣讀指控時，他突然站起身：“我1926年經(jīng)陳養(yǎng)山介紹加入共產(chǎn)黨，1930年受陳賡同志直接領(lǐng)導。在中統(tǒng)那些年，我泄露的情報救過無數(shù)同志。請允許我請陳賡出庭作證。”他神情平靜，仿佛確信這位久居前線的將軍一定會為他發(fā)聲。

常人哪敢輕信？可細對時間，1927年至1931年正是陳賡主持中央特科情報工作的階段，邏輯上倒說得通。南京法院仍謹慎，信函飛往西南，隨后轉(zhuǎn)到志愿軍總部。三個月無回信，辦案人員暗暗叫苦：要是軍中忙得分不開身，這案子可如何收場？

直到11月24日，前線終于回電。陳賡在回信里寫道：“鮑確自1927年與我黨建立關(guān)系，曾屢次立功。”短短數(shù)語，卻為案件帶來急轉(zhuǎn)彎。外人好奇，這位看似平凡的老人，究竟干過什么？

再將時間撥回1928年暮春的黃浦江。夜色中一艘小汽艇輕輕搖晃，船艙里燈火昏黃，陳賡與鮑君甫對坐。陳賡開門見山：“中央同意你雙線工作，但有三條：一、情報務(wù)必及時；二、互不暴露；三、危險來臨可先退。”鮑君甫沉思片刻，答：“請轉(zhuǎn)告周先生，性命無妨事。”

鮑君甫原籍廣東香山，早年留學日本，日語說得溜，回國后在上海闖蕩，白道黑道都喊他“楊老板”。社交圈子帶來機會——既能走進青幫，也能叩開租界巡捕房的門。1927年“四一二”后，國民黨急需懂日文又熟悉上海灘的干才，陳立夫拉他進中統(tǒng)；共產(chǎn)黨則抓住這個罕見的突破口，讓他化身“紅色眼睛”。

錢、車、房子，甚至豪華舞會的出入證，中央特科都一一配齊，條件只有一個：把敵特機關(guān)的機密源源不斷送出來。鮑君甫果然沒讓人失望。顧順章被捕前，上海的反共大案幾乎沒有一次能瞞過中央；白鑫賣友求榮時，他先一步把情報遞給了陳賡；任弼時、關(guān)向應(yīng)等多位領(lǐng)導人落入租界巡捕房，他三番五次疏通英美探長，救人、調(diào)包文件，力挽狂瀾。久而久之，連中統(tǒng)大佬也要看這位“楊登瀛”的臉色行事，巡捕房更把他當座上賓。臺前是叱咤風云的特派員，幕后卻是中共的暗線——上海灘的“龍?zhí)痘⒀ā保贡贿@條暗河串了起來。

然而棋局再妙，也難抵一次叛徒的出賣。1931年4月，顧順章變節(jié)，鮑君甫的真實身份隨時可能暴露。陳賡勸他盡快撤離，他卻固執(zhí)留下。結(jié)果當年秋天，鮑君甫被捕，押往南京憲兵司令部。關(guān)了六年，國民黨內(nèi)部的老上司四處疏通，終以“證據(jù)不足”將他保釋。再想東山再起已無可能，他索性收斂鋒芒，跑到秦淮河邊擺起茶攤，從此靠賣茶和香煙度日。

1949年4月，解放軍渡江，南京城易幟。昔日同僚倉皇南逃，鮑君甫卻留了下來。對新政權(quán)，他并不陌生，卻始終沒有主動表白身份。有人說他是在等一封來自“老上級”的只言片語，也有人認為他終究難抹對舊黨的顧慮。歷史往往把人推到十字路口，猶豫一瞬，命運就拐了彎。

直到被捕，他才亮出底牌。陳賡的回函抵達后，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重新審閱案卷，認定其間歇性與國民黨合作，雖有過，但功尤巨，遂判以管制一年。當年冬天，鮑君甫獲釋回家。

日子清苦，老朋友不忘舊交。1955年，在陳賡與李克農(nóng)的倡議下，南京公安部門每月為鮑君甫發(fā)放津貼，又在協(xié)和醫(yī)院為他配了假牙。有人勸他北上安居，他搖頭：“南京是福地，葑門口的茶客還等著聽我擺龍門陣。”晚年時間，便是在舊友與街坊的寒暄里悄然流逝。

1969年深冬，鮑君甫病逝北京，享年76歲。彌留之際，他握住子女的手，輕聲道：“我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內(nèi)奸，歷史自有公論。”靈柩送返南京安葬時，幾位身著便裝的軍人默默獻上花圈，致敬詞只有八個字——“危難扶黨，功在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