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蘆官差“亂造”葫蘆案

我有個習慣，每次寫文章前會先找懂行的朋友聊兩句，問問這事兒靠不靠譜。

這次看到南京的新聞，我第一時間給當律師的朋友發微信：馬副所長判了五年，刑法這個量刑合理嗎？

他隔了半小時回我：哥，你把整件事情仔細看完了嗎？這操作也太離譜了，編劇都不敢這么一直往下寫的……

我說怎么了。

他說：一個派出所副所長，緝毒任務沒完成，急了。社會混混徐某給他出主意，沒有吸毒人員？那“創造”一批不就有了？

馬副所長居然覺得這方案可行，把自己手里的含有依托咪酯的電子煙交給了徐某，徐某負責召集6個14到17歲的孩子到賓館，騙他們說是普通電子煙，抽著玩的。

孩子們吸完，馬副所長帶人“準時”趕到，尿檢陽性，一網打盡。2026年4月，六合區法院一審以欺騙他人吸毒罪判處馬某有期徒刑五年，另外三個社會人員也一起判了刑。

我聽完沉默了好一會兒。

其實馬副所長的焦慮，我特別能理解。

2024年1月，眼看考核期限越來越近，涉毒案件查處任務還沒完成。常規巡查吧，轄區里那些“老油條”都學精了，不好抓；蹲點守候吧，又費時費力還不一定有收獲。這時候有人遞來一個“天才方案”，換你你會不會動心？

問題是，他把含有依托咪酯的電子煙遞給了6個14到17歲的孩子。2023年10月1日起，這東西就被國家藥監局、公安部和國家衛健委聯合公告列入第二類精神藥品目錄了，吸它就是吸毒。

吸食依托咪酯的后果是什么？會頭暈嘔吐、精神恍惚、產生幻覺，長期濫用會導致生理和心理成癮，對未成年人還在發育的身體傷害更是加倍。

很多人覺得判五年太輕了。但只要翻開《刑法》第353條看看，欺騙他人吸毒罪情節嚴重的量刑就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考慮到馬某沒有經濟牟利目的，法院沒適用濫用職權罪，五年其實在法定幅度范圍內，雖然涉及了未成年人，依法要從重處罰。

法律的事交給法律人，我更想聊聊這背后的荒誕邏輯。

我第一次聽說執法部門也有KPI時，有點懵。違法犯罪活動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怎么能用指標來考核呢？假設考核期內轄區治安特別好，沒那么多案子，難道還要警察去“創造”案件？

但從另一個角度想，我也能理解。基層工作人員拿固定工資，如果沒有考核，有人報警了不去處理，或者干脆躺平，怎么辦？

于是，考核制就在這場博弈中誕生了。初衷是好的，但執行起來就容易走樣。

馬副所長不是一個人在工作中處于困境。2025年，黑龍江綏化市公安局以“戰況統計”為名，面向基層公安機關變相開展考核，制定了數十個考核細則，每月還要排名通報。基層為了完成指標，得準備大量臺賬、會議照片、宣傳稿件、手機截圖。

某公安分局更絕，硬性規定各派出所月度辦理涉犬警情案件的數量，沒完成就在考核里扣分。我猜，要是轄區里狗都特別乖，不打架不擾民，警察叔叔是不是得去挑撥離間，讓狗們打起來？

這種“唯數據論”的考核，逼得基層要么造假，要么“制造”案件。馬副所長選了后者，而且走火入魔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把毒品遞給了6個孩子。

但，我那位律師朋友說得對——

整件事情看下來，除了讓人憤怒，還有些東西值得注意。

比如，這個案子能被公開報道出來，本身就是一種進步。澎湃新聞4月26日報道了，新京報核實了，各大媒體都在轉發。法院依法審理并宣判了，輿論可以公開討論了。放在以前，這種丑聞可能就被按下去了。現在能大白于天下，說明我們的社會在一點點變得透明。

更讓人欣慰的是，改革已經在路上了。

今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里明確提出要“完善差異化考核評價體系，持續深化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讓廣大干部心無旁騖抓落實、辦實事”。4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也發文，強調要持續深化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緊盯加重基層負擔的問題。

早在2012年，公安部就已經下發文件，明確禁止將“罰沒款數額”、“刑事拘留數”、“發案數”和“破案率”等，作為績效考評指標。禁止了這么多年，問題還在冒頭，這說明什么？說明好的制度需要好的執行來護航，需要時間來慢慢落地。

地方上的動作也在加快。福建龍巖2025年度各縣市區共取消了對鄉鎮、街道的績效考核指標38項，選取永定區等地開展了差異化試點，建立依單考核等配套機制10項。

陜西銅川王益區推行“多考合一”改革，組建一支隊伍、統一時間一次完成考核，做到“進一次門、查多項事”，引導基層干部把精力從建臺賬、補記錄轉向落實工作、改善民生。

考核的重心，正在從“破案數”、“打擊率”慢慢轉向“案件質量”、“群眾滿意度”和“執法安全”。

看看這些信號，從中央到地方，從公安部到基層區縣，鏈條在一點點連接起來。

雖然步子邁得不算快，但方向是對的。

以前考核GDP，地方官就拼命修路蓋樓；現在考核空氣質量，地方官就開始關停工廠。考核什么，就得到什么，如果考核的是“破案數”，那就可能逼出“制造”案件的荒唐；如果考核的是“群眾滿意度”，那就會鼓勵大家努力讓群眾滿意。

所以關鍵不是取消考核，而是考什么、怎么考。

馬副所長被判了五年，他的上級呢？那些制定不切實際考核指標的人呢？那些只看數據不看實效的官僚呢？這些問題，隨著案子的暴露，正在被越來越多人追問。

追問本身就是一種力量。

六個被坑的孩子，他們的身心健康需要長期關注。但更值得慶幸的是，這個案子以最極端的方式把“唯數據論”的荒謬推到了聚光燈下，推動了制度反思。就像我那位律師朋友說的，壞事發生了，好事是有機會讓它不再發生。

改革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就像一個正在減肥的人，今天少吃了一頓，明天可能還看不出來效果，但堅持三個月，一定能看到變化。

這個荒誕的故事說明了一個樸素的道理：當執法權異化為個人政績工具時，法治的基石就會被腐蝕。但故事也同時告訴我們：問題能被公開討論的時候，就是解決的開始。那些精簡掉的指標、整合起來的考核、強調“群眾滿意度”的轉向、中央層層推進的減負部署，這些東西湊在一起，就是希望的樣子。

明天會不會更好？我相信會的。因為我們已經不只是憤怒了，我們開始追問、開始改變、開始從制度上防止下一個馬副所長的出現。

公開資料顯示，《葫蘆僧亂判葫蘆案》?已不在現行主流中學語文教科書中作為必讀課文?了……很多事情都解釋得通了，就這樣吧。

來源/新京報《誘騙未成年人吸毒，“陷阱執法”背后的罪與罰》、極目新聞《南京一派出所副所長為完成查處任務，“設計”讓6名未成年人吸毒再查獲，犯欺騙他人吸毒罪一審被判5年》、經視直播《為完成查處任務，“設計”讓6名未成年人吸毒再查獲，南京一派出所副所長馬某犯欺騙他人吸毒罪一審被判刑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