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虛構作家張小滿：在大廠的系統“縫隙”中，做具體的人

張小滿 　　陜西商洛人，現居深圳，非虛構寫作者。曾任記者，先后供職于《深圳晚報》《新周刊》。后進入互聯網行業，成為大廠員工。著有《我的母親做保潔》《大廠小民》。

當工作占據了我們人生最黃金的年華，當我們在龐大的系統中投入情感、時間與身體，我們該如何理解這段關系？在系統中是否只能做一個“零件”？我們該如何定義自身的價值？

日前，非虛構寫作者張小滿攜新作《大廠小民：我在互聯網公司的1480天》做客方所廣州店，與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方可成展開深度對談。《大廠小民》是張小滿繼《我的母親做保潔》后的又一部紀實作品。她在書中以第一人稱的視角，寫下自己在互聯網大廠的四年，探討個體在龐大系統中的生存、異化與自我堅守。

被裁員的瞬間：當“人”被物化為“東西”　　

張小滿寫大廠，始于一個本能反應。2023年夏天，領導喊她進辦公室的那一刻，她預感到自己要被裁員了。

“我感受到了強烈的被物質性。”張小滿回憶道。“我覺得自己像一個東西一樣被大廠否定掉、被扔出去。它賠我錢，那個錢可能夠我在深圳花一年，但我覺得不能就這樣輕飄飄地把這一頁翻過去。”

這種“被物質性”不是抽象的概念。她的身體做出了更直接的反應：胃痙攣，痛到直不起腰。而當她得知要被裁的那一刻，“不爭氣地流了眼淚”。

“我當時覺得，我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反應？這些事情為什么要發生在我身上？”寫作成為她理解這一切的路徑。她讀韓炳哲、讀齊格蒙特·鮑曼，試圖用理論為自己的困惑尋找坐標。她把自己也當作一個“社會現象”去解剖：“我沒有把它當作一件很私人的事件去分析。發生在我身上的事，一定也發生在其他人身上。”

真正離開大廠后，她用半年時間寫完初稿，完成對這段職場經歷的回望與復盤。這種將個體經驗問題化的意識，使《大廠小民》超越了一般的職場回憶錄，成為一份關于當代工作倫理的社會觀察。

作為中臺部門員工，張小滿擁有橫向觀察大廠的獨特視角。她提到，大廠的中心與邊緣并非固定，而是隨業務、評價動態流動，即便程序員等核心崗位從業者，也普遍存在“小民”心態。在《大廠小民》中，張小滿提出了一個敏銳的觀察：在大廠，工資拿得越高的人，失重感往往越強。“他們拿很高的薪水，同時有比較強的道德負罪感，覺得自己的獲得與創造的價值不對等。”她說。“他們越想做創造性的工作、真正能改變人的工作，就越痛苦。”

這種失重感，源于大廠對人的要求——永遠進步。“大廠永遠要求你進步，永遠要求你證明新的成果。”張小滿說。“但人不可能永遠進步，而在那個體系里，它要求你永遠回饋，因為‘它給得夠多’。”正是這種誘惑力，讓無數人被困在大廠里，既舍不得離開，又無法真正安心留下。“這種失重感，我在每一個大廠人身上都看到了。”

正如方可成在對話中指出，大廠之所以讓人感到無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它的“大”。大了，工作鏈條就變長了，你無法直接看到自己的勞動產生了什么即刻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大廠在由小變大的過程中，經歷了一次意義系統的斷裂。方可成分析道：“初創企業往往帶有理想主義色彩，創始人想改變世界。但一旦企業變大了，它的目的就變成了維持自己的運轉。大廠存在的意義，就是讓大廠可以繼續存在。”　　

　　系統不是鐵板一塊：人的能動性在哪里？　　

然而，《大廠小民》并不是一部“控訴之書”。張小滿反復強調一個觀點：系統不是鐵板一塊，它是有縫隙、有肌理的。

《大廠小民》分為三個部分：“工作”“水晶宮殿”和“系統”。如果說第一、三部分是對職場遭遇的直白敘述，那么第二部分則更像一場緩慢的凝視——凝視那座她工作了四年的“水晶宮殿”。

“我被裁員后有兩個月緩沖期，那段時間我才真正去細細觀察那座光鮮的大樓。”張小滿說。“以前每天像土撥鼠一樣過著重復的生活，根本沒有心思去注意光線的變化。”

她開始關注工位、群聊、散步路線，關注身體與空間的關系。“我們作為人，具體的身體與空間發生的關系，非常值得研究。”這種對身體性的關注，在書中形成了一種耐人尋味的張力。一方面，大廠試圖將人抽象化——花名、工號、流程節點；另一方面，人的身體始終在那里，會疲憊、會生病，會和這個空間里的植物、空氣、陽光、水分發生聯系。

在她看來，互聯網大廠并非“鐵板一塊”，而是充滿縫隙與肌理。系統雖易將人工具化、模糊化，但人與人之間的真誠連接、超越工作的深度交流，正是對抗異化的“縫隙”。書中記錄的同事互助、領導為員工爭取裁員緩沖、女性之間的彼此托舉，都讓冰冷的體系顯現溫度。“系統由人構成，人始終擁有能動性，不必完全順從或被吞噬。”

《大廠小民》的出版，觸發了眾多職場人的深切共鳴，張小滿也成了這些人的“樹洞”。豆瓣上，一位剛踏入職場的讀者“不合時宜者漫游”在書評區寫下自己的真實感受：“要待在這些‘水晶宮殿’，你只能適應它，在能發揮主觀能動性的范圍里盡可能讓自己快樂和成長，學習系統里真正效率、真正聰明的部分，沉淀出適合自己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邏輯鏈條和專業知識，畢竟它提供的資源是豐厚的。”這些來自讀者的聲音，正是系統“縫隙”里，仍然頑強生長著的人的能動性與情感。

當大廠試圖將人打磨成高效的工具時，張小滿選擇用文字拾回那些被系統忽略的人性。她認為，大廠推崇的高效理性、工具化協作，與文學所關注的人性幽微、情感聯結形成鮮明對立，這也是她堅持以寫作與深度內容項目作為精神出口的原因。

“寫作是我的抵抗，也是我的飛地。”張小滿說，在大廠期間，她寫完了第一本書《我的母親做保潔》；她主導的內容創新項目連接高校學者與青年學生，將學術研究轉化為大眾可讀的非虛構內容，這些是她在系統中主動創造的意義。離開大廠后，寫作更成為她確認自我、保持與社會連接的方式。

對談最后，張小滿寄語職場人：大廠雖塑造著“改變世界”的夢想，也磨損著具體的生活。但沒有人是螺絲釘，不必把自己擰得太緊。在無處不在的系統中，守住內在價值、建立人際連接、保留退出的勇氣，才能成為不被裹挾的“具體的人”。

活動結束后，張小滿接受了南方都市報記者的專訪。

　　訪談

　　母職與職場：

　　在愛與責任中重新理解勞動　　

南都：撰寫《大廠小民》時你正處于孕期，孩子出生后不久書便出版。成為母親這件事，是否改變了你回望大廠經歷的視角？母職經驗與職場經驗之間，是否存在某種未曾預料的對話或張力？

張小滿：我認為“母職”本身就值得探討。職場中的勞動可直接兌換為薪酬，而母親承擔的工作是無法量化為報酬的。尤其在東亞社會，母職常被“愛”這一抽象概念概括，母親的許多付出也無法像大廠工作那般被替代、被拆解。比如我當下的母乳喂養，這份工作無人可以替代，我與孩子之間的深度聯結也是職場中絕對不存在的。

母職與職場的共通之處，在于二者都會帶來疲憊感與時間被侵占的感受。養育孩子后，我的閱讀與寫作時間大幅減少，個體空間被擠壓。但這種侵占與職場入侵截然不同：職場的消耗常讓人覺得毫無意義，而為人母親即便疲憊，第二天依舊能滿懷欣喜地面對孩子，這是最核心的區別。

如今，很多家庭出于理性的經濟計算，會讓一般來說收入更高的丈夫外出工作，母親留在家中成為最優解，這是最常見的結果。此時母親們需要的不是一份坐班工作，而是能獲取收入、維持社會連接的渠道與機構。當下“母職”既背負道德壓力，又面臨與社會脫節的危機。但這件事并非“給母親發工資”就能解決。母職更多依靠愛、道德與責任驅動，家庭無法套用公司的制度體系。企業是商業社會運行百年的成熟組織，而母職無法用商業邏輯換算，否則家庭會直接崩潰。“母職困境”源自本該由社會承擔的責任與風險，轉移給了家庭與個體。因此最重要的是，社會應當建立配套的體系為家庭提供支持，讓母親保持與社會的連接，避免她們困在家庭中成為原子化個體。從這個角度來說，育兒本就是家庭與社會的共同責任。

我在大廠任職時，兩位女領導都是二胎媽媽，她們的經歷讓我明白：所謂“女性平衡職場與家庭”的說法本就偏頗。雖然她們仍需更多操心孩子的學業、生活，但丈夫和家人的參與讓她們實現了相對平衡。現在，我也正在我的家庭中努力實踐一種更公平的、讓身邊親密的人都參與進來的互助育兒方式。

南都：你曾在《我的母親做保潔》中書寫自己的母親，如今自己也成為母親，這種身份轉換，是否讓你重新理解了母親那代人的工作與生活？

張小滿：創作《我的母親做保潔》時，我持有雙重視角：一方面她是我的母親，另一方面我以女性視角，將她視作一位在深圳獨立工作的50多歲女性，重點觀察她的保潔職業。如今母親不再做保潔，我又多了一層視角——她是我女兒的外婆。

從前我是被母親愛著的角色，如今我能以付出愛的視角看待她；從她與我女兒的相處中，我能回溯她當年養育我們的方式，對過往的關系有了更多反思。我也清晰看到她的衰老，不再單一地看待問題，而是從整體視角理解她的教育方式，多了一層理解與共情。

　　如何守住自我：

　　不被系統裹挾的生存法則　　

南都：你提出大廠“并不是鐵板一塊，系統也是有縫隙、有肌理的”。書中也記錄了諸多“縫隙”時刻。這些時刻讓你對系統有了哪些新的體會？

張小滿：書中《水晶宮殿》章節里的散步片段，便是無數個“縫隙”時刻。工作間隙的散步，讓我與同事建立起工作之外的連接，我們交流生活、旅行等私事，加深了彼此的了解，這種連接無形中對抗了系統的異化。《工作》這一章里，我與江小漁參與的內容創新項目也是大廠的“縫隙”。這類項目僅誕生于大廠預算充足、環境寬松的時期，降本增效后便不復存在。這個項目讓我聯結青年作者與高校老師，充分發揮了自身優勢，正是系統縫隙催生的產物。我與書中劉楠、許沖等人的相識，也都源于系統的縫隙。我們分屬不同業務、崗位，本無交集，卻因系統的空隙得以相遇。這讓我明白，人與系統的關系并非只有順從與應付，人也能從系統中獲取所需。人與人之間超越工作的深度交流與碰撞，就是系統中最珍貴的縫隙。

南都：系統之下人與人只能建立淺層關系，唯有在“縫隙”中才能形成深刻聯結。這是否就是你想表達的核心——在系統中做一個具體的人？

張小滿：的確如此。在這些縫隙里，我們去除了彼此的工具屬性。工作容易將人“工具化”，而在縫隙中，我們以獨立個體的身份交流，超越了工作的功利意義，回歸人與人本身的連接。

系統也容易將人模糊化，“大廠人”便是一個抽象概念。但書中的江小漁是具體的，我始終愿意去了解身邊同事的經歷、故事，探尋他們成為如今模樣的原因。大廠并非只有冰冷的規則，也存在這樣的溫度與縫隙，我們不必只將同事視作虛擬的玩家角色，而是可以看見具體的人。

南都：然而，系統無處不在——大廠考核、媒體創作、家庭母職、自由寫作，我們始終身處各類隱形系統中。你認為在無處不在的系統里，守住自我、不被裹挾的具體做法是什么？

張小滿：人無法真正擺脫系統，盧梭曾說“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辭職離開職場，家庭與社會依舊是系統，絕對的自由并不存在。我的做法可以總結為幾點：

第一，建立內在價值參照系。大廠有一套考核體系，但更重要的是你內心真正認同的價值，不要輕易地去動搖它。這樣當遇到有人評判你的時候，你就不會慌張，不會自我否定，不會將系統的評價等同于對個人價值的否定。

第二，明確設置邊界。工作對個人生活的入侵極強，我們要學會叫停。江小漁會將時間分配給閱讀、旅行、布置小家等等。我覺得適度停下并不會帶來毀滅性后果，人需要支撐才能在社會立足，工作不順時，可通過旅行、閱讀等方式建立緩沖，讓生活有快有慢，不被系統完全吸附。同時要允許自己脆弱，不必時刻堅強，偶爾停下、宣泄情緒都是必要的。

第三，保留退出機制。不管是大廠、親密關系還是家庭，你要相信在現代社會里，任何個體即便退出某一系統，都是能生存下去的。退出后要找到自己的天地，建立屬于自己的秩序，不陷入失控。同時要牢記，人始終參與系統秩序的構建，即便看似渺小，也擁有自主意識與獨立思考能力，這是不可喪失的核心。

南都：你如何看待網絡上“00后整頓職場”等調侃和背后的職場心態？這些表達是否折射出他們對更健康、更公平的職場環境的期待？

張小滿：和其他企業相比，互聯網大廠的年齡層相對集中，以25-35歲為主，年紀稍長者要么升至管理層，要么已離開大廠，因此“大廠人”普遍比較年輕。這些年輕“大廠人”有一些深層的精神困境。“在大廠”的痛苦具有現代性，社會常認為大廠人薪資優厚，無法與體力勞動者的辛勞相提并論，但這并不代表這種困境不存在、不真實。而“00后整頓職場”本質是社交媒體過度夸大的虛假議題。職場是權力系統，“00后”作為新晉者，權力微弱，如今進大廠難度極高、要求更嚴苛，對服從性的需求也更高，所謂“整頓”幾乎無法實現。網絡塑造的“強勢00后”形象，只是平臺的流量行為，但社交話題不等于現實。年輕人無論進入大廠還是小廠，都是職場弱勢群體，“整頓職場”的調侃背后是“00后”的失權，他們只能用自嘲消解困境。他們真正需要的是被看見這份自嘲背后的無力，而不是只把他們當作又一個流量話題。　　

　　從閱讀到創作：

　　寫下無法言傳的生命體驗　　

南都：你在書里時常引用社科、文學類著作。你第一次被裁后的假期里，閱讀了韓炳哲、鮑曼等人的作品，這些書給了你哪些啟發？也請分享一下你平時的閱讀趣味。

張小滿：我的閱讀始終與創作方向有關，會在某個時間段集中閱讀同一個領域的書籍，從而加深我對該議題的系統化理解。撰寫《大廠小民》時，我集中閱讀與“工作”“現代公司組織”相關話題的社會學、人類學，以及波伏瓦《歲月的力量》，《天才的編輯》等傳記作品。這些書能讓我以抽離視角分析職場困惑與社會現象，剝離個人情緒，以創作者的視角梳理經歷，強化我的創作人格。

成為母親后，我更多閱讀跟女性有關的書籍，比如《像女孩那樣丟球》《母乳主義》《分娩之痛》，聚焦女性身體與身份體驗。我偏愛女性作家的小說，較少涉獵歷史、政治類書籍。

這幾天我在讀迪迪埃·埃里蓬的新書《社會作為判決》，這本書延續了《回歸故里》的視角，探討階級、身份、人生軌跡等議題，為我理解自身來路提供理論支撐，未來如果我寫故鄉，相信這本書會給我很多啟發。

南都：你的下一部非虛構作品會聚焦故鄉話題嗎？

張小滿：或許會，但更可能聚焦生育、養育體驗，以及我與母親、女兒之間的女性主義議題。當下我正處于身份轉變的關鍵期，成為母親是獨一無二的生命體驗，這種體驗難以向未生育者言傳，很容易落入傳統敘事的窠臼。因此我希望訴諸文字，精準呈現這段復雜的經歷，這是我當下最想完成的創作。

本版采寫：南都記者 朱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