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進人設”崩塌！“西方”并非自古就有，竟是防范俄國的工具

很多人想當然地認為，“西方”這個概念自古以來就存在，代表著“先進、民主和法治”。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如果翻開真實的歷史檔案就會發(fā)現(xiàn)，所謂的“西方”認同其實是被逼出來的。

更準確地說，是當年的俄國憑借一己之力，把四分五裂的歐洲各國硬生生地擠到了一個陣營里。

他不僅親自化名為“彼得木匠”，前往荷蘭、英國學習造船技術和金融工藝，回國后更是下了一道死命令：所有貴族必須剪掉大胡子，改穿西式服裝。

不僅如此，他在1700年聯(lián)合波蘭向瑞典宣戰(zhàn)，開啟了長達21年的大北方戰(zhàn)爭。無疑，這場戰(zhàn)爭讓俄國正式躋身歐洲列強之列。

俄國的這種“進步”卻讓歐洲各國感到極度不適，大家想一想，一個“在體制上高度專制、社會基礎全是農(nóng)奴”的國家，僅僅因為穿上了西裝、練好了海軍，就能和倫敦、巴黎平起平坐了嗎？

顯然，歐洲人從心底里是不認同的。

到了18世紀，葉卡捷琳娜二世女皇上臺，她的統(tǒng)治時間是1762年到1796年。

據(jù)《伏爾泰全集》等權威資料顯示，這位女皇極其擅長包裝自己，她長期與伏爾泰通信，甚至在狄德羅經(jīng)濟困難時買下他的圖書館，并封他為宮廷顧問。

進入19世紀，一場史無前例的戰(zhàn)爭徹底改變了歐洲的自我認知，那就是拿破侖戰(zhàn)爭。

1812年，拿破侖率領號稱歐洲最強的現(xiàn)代軍隊遠征俄國，結果由于俄方的戰(zhàn)略撤退和嚴酷的寒冬，拿破侖慘遭失敗。這件事在當時的國際社會引起了巨大震動。

隨后的1815年，在著名的維也納會議上，俄羅斯沙皇亞歷山大一世以“戰(zhàn)勝國”和“救世主”的身份出席，甚至提出了“神圣同盟”的構想。

根據(jù)當時英媒和法媒的報道記錄，維也納會議確立了所謂的“歐洲協(xié)調”機制，這時候的俄國已經(jīng)不是邊緣國家了，它成了歐洲制度的共同制定者。

但是，問題也隨之而來，如果連俄國這種”專制帝國“都是“歐洲”了，那英法這些國家的優(yōu)越感往哪擱？歐洲這個概念如果包容了俄國，那還有什么區(qū)分意義？

于是，一種強烈的“防御性心態(tài)”在西歐各國之間迅速蔓延，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歐洲人的自我認同發(fā)生了一個巨大的變化：從“南北區(qū)分”轉向了“東西區(qū)分”。

到了1830年以后，英法開始構想一個共同的政治陣營，用來對抗“東方的專制強權”。

這里不得不提到一個關鍵人物和一本奇書，1843年，法國思想家屈斯蒂娜出版了《1839年的俄羅斯》。

據(jù)路透社等媒體在后世的回顧評價中稱，這本書在當時的影響力絲毫不亞于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

屈斯蒂娜的觀點迅速得到了西歐社會的共鳴，可見，正是因為對俄國這個“大塊頭”的恐懼，英法等國才開始頻繁使用“西方”這個詞來界定自己。

1853年，克里米亞戰(zhàn)爭爆發(fā)，英國、法國聯(lián)手奧斯曼帝國共同對抗俄羅斯。

這場戰(zhàn)爭從表面上看是為了“爭奪耶路撒冷的宗教保護權”，但實質上就是所謂的“西方聯(lián)盟”對“東方大國”的圍堵。

1856年，俄國戰(zhàn)敗并簽署了《巴黎和約》，被迫限制在黑海的軍事存在。通過這場戰(zhàn)爭，英法明確了一個信號：俄國不是我們的人，它是我們要提防的他者。

當西歐人不斷把俄國“東方化”的時候，俄國內部的思想界也陷入了極度的焦慮。

1836年，俄國思想家恰達耶夫發(fā)表了著名的《哲學書簡》，他認為俄國選錯了“東正教”，導致錯過了參與世界歷史進程的機會，既不屬于西方也不屬于東方，是一個“歷史的孤立者”。

他的這種言論直接開啟了，俄國歷史上著名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爭。

西方派認為，俄國落后就是因為不夠“西方”，必須全面學習英法的憲政和法治。

斯拉夫派卻反唇相譏，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代表的思想家認為，“西方的理性主義和個人主義會導致社會原子化和精神崩潰，俄國雖然物質上落后，但在東正教傳統(tǒng)中保留了精神的純潔”。

不得不說，這場辯論至今都沒有真正結束，可見，俄國在整個19世紀都在這種被強加的概念框架中痛苦掙扎，一方面想加入西方，另一方面又被西方當成防御對象。

回看這段歷史，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西方”這個詞從誕生起就不是一個單純的地理概念，而是一個“充滿了偏見和防御性質的政治工具”。

如今的俄羅斯依然在為自己的身份定位而博弈，而歐洲人在失去了俄羅斯的能源供應后，也正在重新反思“西方”這個標簽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