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期解放書單|亂世藏輝：重識五代十國的文明價值

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在中華歷史敘事中，五代十國長期被貼上“亂世”標簽，是夾在唐宋之間的、長期被簡化乃至忽視的歷史片段。自歐陽修提出“五代十國”概念以來，人們對這段僅53年（907年—960年）分裂時期的普遍認知，仍多停留在政權更迭頻繁、戰火連綿不絕、民生凋敝困頓的粗疏印象層面。然而，這樣的認知，終究難以完整解釋唐宋之際中國社會在“亂與變”交織中的深層轉型。

陜西師范大學杜文玉教授積數年研究之功，推出《五代十國史》。該書打破了傳統歷史敘事桎梏，還原了五代十國時期的多元政治格局，并系統梳理了典章制度的演變軌跡。憑借深刻的史學洞見，作者再度審視了這段“承唐啟宋”時期的歷史價值，為捋清唐宋變革的內在邏輯提供了一部兼具學術嚴謹性與大眾普及性的權威范本。

長期以來，史學界書寫五代十國史，多遵循北宋歐陽修所倡導的“正統史觀”，以中原政權為核心，并將“十國”納入其敘事框架加以論述。十國及邊疆政權被視為“僭偽”或附屬，導致敘事帶有明顯的偏向性：中原政權的更迭被重點探討，而傳統概念中“十國”的發展常被輕描淡寫，歸義軍、定難軍、秦岐政權、大理國等割據勢力更是被排除在獨立敘事框架之外，淪為歷史“邊角料”。

這種敘事模式不僅簡化了當時多元并立的政治現實，更弱化了亂世之中區域發展的積極面向。《五代十國史》的突破，首先在于打破了學界以往研究中內容零散、偏重專題的局限，把那些在歷史進程中舉足輕重的邊疆諸政權與藩鎮都納入觀察范疇，構建起南北與邊疆勢力之間或共生、或對峙、或交融的全景式動態格局。

全書前三章聚焦政權演變，清晰梳理了自唐末藩鎮混戰至政權更迭、并立的歷史脈絡。正如杜文玉教授多次強調，五代十國時期之所以是中國歷史上最短的分裂時期，是因其自后梁建立起便已出現統一趨勢。這種統一是中原局部統一與十國區域內統一的雙重進程。因此，該書將各政權均視為獨立的歷史主體，以其存續時間為斷限，還原它們在亂世中求生存、謀發展的努力與成效，打破了其依附于中原五朝的敘事偏見。

在敘事視角上，全書旨在傳遞出對“亂世”“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等歷史標簽的再審視。“亂世”一直是社會對這一時期的刻板印象，傳統史書多聚焦于權力爭奪的殘酷性和“武夫當國”的特殊性。對此，杜文玉教授既不回避動蕩的現實，更以較多筆墨闡述了“亂中有變”所蘊含的積極意義。比如，后唐明宗在位時，因推行良政，被清代顧炎武評價其統治為“五代中號為小康之世”。后晉高祖雖有割讓燕云十六州換取契丹支持之舉，但亦推行了一系列務實政策。后周兩位君主則致力于為統一做出改革。南方諸國雖割據一方，卻普遍實現了經濟、文化的發展，更是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區域秩序。

這種立體全面的敘事方式，將“五代十國”從“動蕩混亂”的單薄標簽中剝離，推動讀者跳出固有認知桎梏，看清這段歷史的復雜性和豐富性。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資治通鑒》等傳統文獻中，對五代十國典章制度的記載或散佚不全，或過于簡略，這是長期以來該時期斷代史著作中對此避而不談或語焉不詳的主因。這也使得大眾認知中“宋承唐制”“承唐啟宋”“唐宋變革”等概念愈發籠統模糊，仿佛五代十國這一時期并未真正參與到這一歷史脈絡之中。

杜文玉教授前期所著《五代十國制度研究》，是《五代十國史》首次將典章制度納入斷代通史書寫的理論基礎。該書涵蓋了科舉與職官、軍事、教育與法律等制度體系。

以樞密院與樞密使為例，樞密使雖源起唐代，初由宦官充任，但五代時期經逐步完善，樞密院已然蛻變為統攬人事、財政、軍事大權的外朝機構，這一轉變隨后又為宋代繼承并繼續運作演變。殿閣之制亦是如此，其肇始于唐，發展完善于五代，殿閣學士成為皇帝機要顧問；兩宋及元明清諸朝接續發展，致其成為我國古代典章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書中對該時期法律制度和軍事制度，尤其是各政權兵制的梳理，同樣彰顯了該書的學術廣度和深度。五代禁軍之制最為復雜，各朝制度多有更迭，軍號也不盡相同。從早期的“牙兵”到“侍衛親軍”“殿前軍”，再到“控鶴”“護圣”諸軍號，無不體現著軍事權力結構的動態調整與制度化演進。周世宗對軍制的整頓與改革，更是成為宋初軍制的重要藍本。

凡此種種，均是五代十國作為“承唐啟宋”關鍵過渡時期，乃至“宋承五代之制”觀點的有力印證。諸多實證，也有力駁斥了類似“五代典章制度無可取之處”的陳舊偏見。

“大一統”史觀敘事對歷史分裂時期所持有的固有偏見，長期制約著公眾對五代十國歷史價值的全面認知。然而，杜文玉教授在著述中注入的歷史關懷，促使我們無法再對亂世之中文明的傳承視而不見。

在經濟領域，該書同樣對“亂世經濟停滯或倒退”的傳統觀點提出了挑戰。以南方諸國為代表的區域政權，有其經濟發展的獨特軌跡與顯著成就。通過系統考察當時農業技術的推廣、水利工程的興修、商業市鎮的興起以及海外貿易的拓展等方面，不難發現這一時期正是我國古代南北經濟格局重塑的關鍵階段。

在文化傳承與士人精神層面，這一時期亦非文明斷層期。盡管門閥士族消亡，武夫執政，文士處境維艱，但他們并未放棄文化堅守與傳承的使命，將中原文化融入南方地域文化之中，從而推動了南方地區文學、藝術與教育水平的顯著提升。詞的興起為宋詞的繁榮奠定了基礎；對書院教育的重視，為宋代書院制度的勃興埋下了伏筆；南唐、閩國等政權在延攬文士方面尤為積極，為宋代文教事業的發展積累了重要人才資源與制度經驗；后蜀、南唐所設畫院培養出的杰出畫家，如黃筌、徐熙等，亦為宋代文人畫的發展開辟了新途。

總的來說，這部著作不僅憑借翔實的史料梳理與宏闊的史識格局，為“亂世”與“分裂期”的斷代史研究提供了新范式，同時也為我們理解中華文明的連續性與包容性，提供了深刻的歷史鏡鑒。（作者系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

《五代十國史》

杜文玉 著

遼寧人民出版社

原標題：《第36期解放書單|亂世藏輝：重識五代十國的文明價值》

欄目主編：王一 文字編輯：王一

來源：作者：謝宇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