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在中國讀博，回澳大利亞就被罵是間諜”

文 觀察者網 熊超然

“我不是間諜，為什么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ASIO）認為我在中國的經歷是污點？”

當地時間12月27日，澳大利亞人西婭拉·莫里斯（Ciara Morris）在《悉尼先驅晨報》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講述了自己在國內所經歷的遭遇。具備普通話語言能力的她，目前正在香港城市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研究“民族主義對公眾如何看待澳中關系的影響”。

莫里斯最近在堪培拉與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教授、智庫研究員和政府工作人員討論所研究的問題，結果不到兩秒鐘，就有人指責她是“間諜”。

一名高級政治幕僚在一次朋友聚餐上，第一次見到莫里斯，在得知她對中國感興趣后，就公開質疑她的國家忠誠度。莫里斯認為，無論這是不是玩笑，這些人屢見不鮮的言論反映了一個更廣泛的問題：對具備中國研究能力的澳大利亞人存在過度懷疑。

“如果你認為澳大利亞需要具備‘亞洲能力’（Asia capability），那么你一定也認為澳大利亞政府和更廣泛的勞動力隊伍需要那些曾在亞洲生活、學習和工作的澳大利亞人。”莫里斯表示，不只是她本人，這種感受對于華裔澳大利亞人來說可能更加糟糕，因為這些“玩笑”也帶有種族歧視的意味。

2019年，莫里斯（左二）和北京大學的同學同游長城 《悉尼先驅晨報》

2019年，莫里斯在悉尼完成政府與國際關系專業的本科學位后，第一次前往亞洲地區，她來到北京攻讀碩士學位，以便更多地了解中國。

一年后，當她回到澳大利亞時，就在家門口遇到了ASIO的官員。他們告訴莫里斯，鑒于其在中國的經歷，她不太可能通過“安全審查”，無法在澳大利亞政府工作，“如果聰明的話，就不要再回中國了”。

莫里斯說，不幸的是，像她身上這樣的經歷，并非個例。盡管如此，但莫里斯后來仍決定前往中國進一步深造。

作為一名澳大利亞人，她認為應該去了解這個位于北方、日益強大的超級大國，中國不僅是澳大利亞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對澳大利亞這樣一個多元文化國家也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而且莫里斯個人對中國本身也充滿興趣。

不過，觀察者網注意到，莫里斯如今除了在香港讀博之外，過去也有多個身份。她擔任過澳大利亞獨立智庫“中國問題”（China Matters）的政策官員，近年來也在多家媒體和智庫官網撰寫過評論文章，但總體上仍抱持著西方視角分析中國問題，有一定的局限性。

從這些文章中，確實看得出她對于中國問題有著一定的興趣。比如，2021年，她曾在《悉尼先驅晨報》撰文指出，盡管澳大利亞政府希望更多學生掌握外語技能，尤其是漢語，但時任莫里斯政府援引《外國關系法案》對孔子學院“下黑手”等一系列錯誤做法，卻讓這一目標化為泡影。文中，她同樣談到了自己學習漢語的經歷。

莫里斯介紹稱，目前，澳大利亞國會眾議院教育委員會正在牽頭開展一項關于提升澳大利亞“亞洲能力”的調查工作，這是一項具有巨大重要性的提案。

該委員會主席蒂姆·沃茨（Tim Watts）說：“澳大利亞未來的繁榮與安全依賴于我們人民的‘亞洲能力’——也就是在亞洲有效開展工作所需的文化理解、語言能力和區域經驗的綜合能力。”

圖為中澳國旗 資料圖

莫里斯在共同撰寫了澳大利亞人文學科學院2023年關于澳大利亞中國知識能力的報告后，還協助該學院向此次調查提交了意見書。

意見書寫道：“在過去20年里，澳大利亞對亞洲的集體認知是在缺乏協調戰略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擴大亞洲素養和能力的努力一直是零散的，相關舉措隨著政治風向的變化而停滯不前。政府層面關于澳大利亞亞洲能力重要性的論述亟需更新。”

過去一個月，莫里斯參加了兩次學術會議，一次在上海，一次在墨爾本，她認為與會者都是對中國有著深入了解的資深學者。

她指出，澳大利亞的“亞洲能力”確實存在，遍布全國各地的大學課堂和智庫機構。然而，這種能力卻是分散的，常常得不到承認，也沒有被充分利用，未能成為國家戰略資源。此外，澳大利亞也沒有積極培養、衡量或發展這種能力，以滿足未來不斷增長的需求。

目前，澳大利亞國內年輕的研究人員在資金和就業方面都面臨困境，無論是在學術界內外都是如此，因此擁有“亞洲能力”的澳大利亞年輕人正在前往海外各地尋找工作。

莫里斯認為，作為一個貿易國家，澳大利亞的繁榮昌盛完全取決于自身與世界的互動，尤其是與亞洲的互動。如果澳大利亞人繼續拿自己的學生開低俗的玩笑，污蔑他們是“間諜”，那就是在自毀前程。

她強調，國家安全當然至關重要，但不應該僅僅因為有澳大利亞人曾在國外生活過，就對這些人產生不信任的文化。澳大利亞是一個移民國家，對世界的集體認知只會讓自己更加強大，而不是更加脆弱。

莫里斯最后表示，每隔幾年，同樣的聲音就會出現——我們需要更多接受過系統亞洲研究訓練的澳大利亞人。她呼吁，澳大利亞需要支持學生，讓他們愿意學習亞洲知識，也需要重視具備“亞洲能力”的專業人士。

“作為一個國家，我們需要作出決定，去重視這些澳大利亞人。當然，我們會對所有申請政府職位的人進行審查，但不會僅僅因為一個人對其他地方感興趣，就將其視為不愛國。”她寫道。

來源|觀察者網

延伸閱讀

戴維·維尼奧（David Vigneault）是前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局長，任上頻繁鼓吹“中國威脅”。如今卸任后，他本性不改，繼續羅織莫須有罪名，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渲染“中國間諜論”。

據英國《衛報》報道，當地時間12月7日，維尼奧在海牙參加情報會議間隙炒作稱，西方各國應重視“敵對間諜機構”現在對西方大學和企業的滲透。他在接受專訪期間始終將矛頭對向中國，污蔑中方正在對西方學術界進行“工業規模”的技術竊取。

維尼奧表示：“前線已經轉移，需從關注政府信息轉向私營部門創新、研究創新和大學。”

他隨后炒作“技術竊取”“網絡攻擊”等陳詞濫調，無端攻擊中國。他聲稱，中方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后，開始投資“不對稱能力”并盡可能從西方“竊取”技術知識，目前正通過網絡攻擊、滲透特工和大學員工招募相結合的方式獲取敏感技術。

維尼奧說，他在任職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局長期間，見證了各種“竊取技術”的手段，大學員工因“天真、意識形態或貪婪”被招募。

他承認，針對中國的指控可能導致助長種族歧視。但他毫無悔意，宣稱維護“國家安全”是重中之重。

采訪期間，維尼奧還談到了俄羅斯、美國。他聲稱自己在俄烏沖突前獲取了“精妙”情報，但歐洲對俄能源依賴導致各國放松警惕。他還說，加拿大需對美國采取務實態度，意味著在關鍵信息安全領域“建立主權能力”，包括發展“主權云能力”。

前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局長維尼奧 加拿大媒體

據《衛報》和路透社介紹，維尼奧在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工作了七年，去年7月離職，現在在美國情報公司Strider擔任董事總經理。他在任期間，主導了所謂“中方干涉加拿大選舉”“竊取數據”等毫無根據議題。

2021年2月，維尼奧公開宣稱，中國對加拿大構成了嚴重的“戰略威脅”。他當時在并未提供任何依據的情況下聲稱，企圖竊取商業機密和敏感數據等信息的國家行為者所采取的敵對行動，“對加拿大的繁榮和主權構成了重大威脅”，并特別點名中國。

時任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駁斥稱，有關言論毫無事實根據，中方對此堅決反對。我們敦促加方一些政客摒棄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停止對中國的無端抹黑攻擊，停止散布危言聳聽的言論，多做有利于中加關系的事，多做有利于增進中加互信的事。

就在今年3月，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再次聲稱，中國、印度等國可能會試圖干涉即將于4月28日舉行的加拿大大選，并污蔑說，中國“高度可能”利用人工智能工具干涉選舉。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重申，中方一貫堅持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從未也沒有興趣干涉加拿大的內政。

近年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頻繁炒作“中國間諜”“技術竊取”等議題，將學術問題政治化。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1月，澳大利亞“珍珠與刺激”網站刊發全球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加拿大-中國聚焦”項目顧問約翰·普賴斯撰寫的一篇文章，題為《加拿大的“中國恐慌”是如何由五眼聯盟（美加英澳新）和加拿大安全情報部門策劃的》。

報告揭示了加拿大卓越的U15研究型大學聯盟（由15間加拿大頂尖研究型大學組成的一個組織——本網注）與加拿大安全情報局之間形成的密切合作。

本報告探討戴維·維尼奧2018年是如何首次接觸U15的，當時中央情報局（CIA）和聯邦調查局（FBI）聲稱中國正在利用間諜活動竊取加拿大大學產出的研究機密。報告指出，U15未能對加拿大安全情報局的主張進行任何形式的科學審查，其結果是采用新的研究指導方針，導致大學里出現種族形象定性。加拿大政府目前正準備大幅擴大研究限制。

實際上，早在2019年，加拿大情報機構就開始給中方潑臟水，將中國和俄羅斯列為利用大學“開放文化”獲得知識和技術的國家，認為中國間諜活動是加大學面臨的最重要和最清晰的挑戰。

時任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指出，有關說法完全是子虛烏有，別有用心。

“我想強調的是，在21世紀的今天，國際合作是科技發展的必然要求，人文交流是無法阻擋的時代潮流。中加人文交流有利于增進兩國人民相互理解認知，符合兩國根本利益。”發言人稱，中方敦促加方少數人摒棄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多做有利于雙邊關系發展的事，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