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杰：洪武晚年，稍有名氣的文化人都難逃一死

朱元璋對待讀書人的政策

文：張宏杰

善待

在打天下的過程當中，朱元璋十分重視讀書人的作用。善于任用讀書人，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開國之初，百廢待興。朱元璋掀起了一次訪求讀書人的高潮，來充實自己的官僚隊伍。

他繼續打天下時的老辦法，命人攜帶大量金錢分赴各地尋找人才。對讀書人還是堅持“給足面子”，囑咐使臣們“求賢之道，非禮不行……有司盡心詢訪，必求真材，以禮教遣”。

洪武元年徐達北伐，朱元璋命他一邊作戰，一邊注意訪取人才。徐達畢竟是武人，只要是讀書人，不管本人是否愿意，都強迫他們赴京，不動身就動武。朱元璋得知，即發布公告，進行安撫，說：“所征人材，有不愿行者，有司不得驅迫，聽其自便。”

不過，這時的讀書人政策已經由一手變成了兩手。天下未定之際，讀書人不出山他不硬逼。因為逼急了，這些人有可能跑到他的對手那里去。他只能擺出寬懷大度的樣子，置之不問。

在朱元璋以前，雖然君權嚴重，士大夫階層還是享有一定程度的人格獨立。“山林隱逸”不但被寬容，甚至被尊崇。這是傳統社會留給人們最后一塊自由呼吸的空間。

朱元璋卻毫不猶豫地封殺了這塊空間。他認為，這些拒絕與他的政權合作的人必定是看不起他這個前乞丐。他發布命令：“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后來他還專門寫了一篇《嚴光論》來繼續闡述他的“不為君用即為罪”的理論。

嚴光是漢光武帝劉秀故人，劉秀登基后他隱姓埋名，不愿出山。劉秀也只好讓他瀟灑自在地在富春江垂釣消遣。這本是中國歷史上一樁著名美談，不想在1300年后，卻遭到了朱元璋的嚴厲批判。

朱元璋說，假使赤眉、王郎、劉盆子等輩混亂未定之時，嚴光到哪兒釣魚？現在他之所以有地方釣魚，是因為皇帝平定了天下，即受皇帝之恩，理當出山服務。

胡蘿卜加大棒政策效果十分明顯。天下讀書人再也不敢東躲西藏，都老老實實出來為新政權服務。由于大批讀書人加盟，大明王朝的官僚體系迅速建立，國家機器按計劃有效運轉起來了。

輕視

朱元璋原本大字不識幾筐，隨著身邊的讀書人越來越多，他也在他們的薰陶下開始有計劃地讀書，博覽經史，學作文章，漸漸地登堂入室。他發現，原來知識并不那么高不可攀，只要下功夫，他朱元璋一樣可以通古博今，甚至寫出像模像樣的文章。

隨著自己文化水平越來越高，了解了知識的堂奧，朱元璋對讀書人的迷信之心漸淡。他發現，讀書人既有突出的長處，也有明顯的短處。長處是知識廣博，足智多謀，弱點是多謀寡斷，缺乏行動力。

朱元璋明白了為什么人家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們做事畏手畏腳，條條框框太多，缺乏膽氣魄力，只會做君子，不敢當小人。所以他們難以獨立成大事，只能追隨自己尋找功名富貴。真正的英雄，還得數他和劉邦這樣的大老粗。明白了這一點，朱元璋漸啟對文人的輕視之心。

隨著政權越來越穩定，大家都認識到天下姓朱已經沒有任何疑問。朱元璋廣泛興建的學校系統已經開始培養車載斗量的文化人，一時間讀書人極大豐富，似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他們在朱元璋眼中的價值也越來越低，他對他們的整體態度也越來越輕慢。

洪武七年，朱元璋的一位貴妃去世。貴妃相對皇后，是小老婆。按古禮，庶母死，子孫不需服喪。朱元璋十分喜歡這位妃子，要求孩子給她服喪。

文臣們紛紛上書，反對他更改古禮，朱元璋因此寫了篇《孝慈錄·序》，大罵這些讀書人為“迂儒”。說他們只知道死讀書，讀死書，以古非今，而不知道審時度事，現實靈活地處理問題：“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矣。”

又說，這些人其實不過是一群廢物，做不出什么好事來，警告后世君主不要過于聽信他們：“朕觀宮生之君，好內山林之士，任為股肱爪牙，暴貴其身，致君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國之危亡，非迂儒者誰？其喪禮之論，時文之變態，儒乃不能審勢而制宜，是古非今，灼見其情，甚不難矣。”

通過這些痛快淋漓的斥罵，朱元璋將那些“山林之士”貶低成一群廢物，警告后世君主不要過于聽信他們，以防“牽制文義，優游不斷”。這里面，有對讀書人弱點的灼見，更多一桿子打死的偏見。

不但對讀書人的政治能力不屑一顧，對于文人學士們的文字本行，朱元璋也越來越敢于評頭品足。朱元璋雖然中年之后才開始學習寫文章，但因天分不錯，常有出色之作。他的一些文字雖粗頭亂服，卻風格獨特豪邁，氣勢吞吐千古，在古今帝王中獨樹一幟，他也頗以此自矜。

洪武七年，朱元璋舉行詩文大會，命文臣們作《閱江樓記》。讀完之后無一當意者，于是親自動手寫了兩篇，給文臣們做示范。大臣們當然贊頌佩服不已，朱元璋照單全收，洋洋自得地登上了大明第一文學家的寶座。

不久之后，對當代文壇第一人的地位也不滿意了，寫了《駁韓愈頌伯夷文》、《辨韓愈訟風伯文》等文章，開始對中國文學史的顯赫人物韓愈、柳宗元大加批駁，說韓愈對于“格物致知，尚未審其情”，說這些文人只會講究詞藻，不通人情物理。他儼然以帝王之尊，指導天下文人如何寫作，文章強詞奪理，滿紙咄咄逼人的霸氣。高己卑人、予智予雄于此達到了極點。

濫殺

在統治前期，朱元璋極少殺文臣。到了洪武中期，天下已如磐石之安，朱元璋對自己的流氓本性不再刻意壓制。他對文臣，一方面要任用他們安邦治國，另一方面，因為讀書人到處都是，用不過來，稍不高興就隨手殺掉，毫不可惜。

洪武九年十二月，刑部主事茹太素上萬言書直陳時務，朱元璋叫中書郎王敏將萬言書讀給他聽，一開頭茹太素說了一大堆套話，讓朱元璋十分討厭，把茹太素叫進宮，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頓。第二天晚上，又叫人接著念茹太素的萬言書，聽到后面有四件事可行，這才把茹太素放了，說你的錯誤在于文章寫得太長，其實五百個字就足夠了。

過了幾年，茹太素當到戶部尚書，仍然愛提意見，因而“屢瀕于罪”。一天，朱元璋在便殿宴請茹太素，給茹太素倒了一杯酒，吟詩說：“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茹太素磕頭致謝，續韻吟道：“丹誠圖報國，不避圣心焦。”朱元璋聽了不禁為之側然。但不久，還是找借口把茹太素處死了。

洪武十五年（1382年）四月，朱元璋設置僧司機構，大力崇佛。大理寺卿李仕魯是頗著聲名的程朱理學家，對皇上崇佛的舉措頗不以為然，勸朱元璋崇儒辟佛，朱元璋不從，他一氣之下，把手中的朝笏扔到地上。朱元璋大怒，叫武土當場把他摔死在臺階下面。

同州進士王樸性格鯁直，最愛直言極諫，有時見自己的諫言未被接受，還當面和朱元璋展開辯論。朱元璋開始幾次對他的敢言勁頭表示欣賞，后來次數多了不勝其煩，把他殺頭了事。王樸根本不了解自己這類讀書人在皇帝心中無足輕重的地位，路過史館，還高聲呼喊：“學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樸也！”

除了這類因為頂撞進諫而死者外，更多的讀書人死于朱元璋的文字獄。

雖然朱元璋越來越看不起讀書人，但他對讀書人的防范戒備心理卻絲毫沒有放松。起因是“士誠小人”這個典故。

洪武初年，因為不滿朱元璋的重文輕武，有一位武臣對朱元璋大講讀書人的壞處。他說，這些人心胸狹窄，嘴巴又刻薄，經常變著法地罵人：“讀書人用心歹毒，特擅譏訕，如不警覺，即受其愚弄。如張九四（張士誠原名）優禮文人，請他們給自己改名，哪成想他們竟給他取名為‘士誠’。”

朱元璋說，這名字很好啊？有什么毛病？

武臣說：毛病大了去了。我的幕僚跟我講，《孟子》上說了，士，誠小人也。這是罵張士誠小人啊！

朱元璋聽后，立即找了本《孟子》來查，果然發現有這句話。他不禁竦然而驚：張士誠也算半個君王，給人叫了半輩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憐。這無非讀書人欺負他是鹽販子出身，瞧不起他，才這樣捉弄他。而他朱元璋出身和尚乞丐，肯定更被他們瞧不起。從此朱元璋就開始對文臣們大起疑心，閱讀奏章多了一個心眼兒。

朱元璋口口聲聲稱自己是“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畝”、“出身寒微”，顯得十分豪爽坦率。但是這些話只能他自己來說，別人可千萬不能說。實際上，做過乞丐與和尚，這一直是朱元璋內心深處最大的一塊傷疤，萬萬觸碰不得。

但凡“光”、“禿”、“僧”等與和尚沾邊兒的字眼兒，都會犯他禁忌。因為是造反起家，所以也討厭人提“賊”和“寇”。大明臣民其實誰也沒有膽子當著朱元璋提這壺水，也沒有興趣提這壺水，所以奏章中不用這些字，朱元璋卻更不放心，總懷疑別人會更加拐彎抹角地罵他，遂將防區無限擴大，到了極為可笑的程度。比如“生”字，因為近乎“僧”字，在他看來就不懷好意。而“則”字也很危險，因為“則”在淮西方言中發音與“賊”同。

按照明初習慣，逢年過節、皇帝生日之時，文武大臣都要上表慶賀。所上的表箋，照例由學校教官代作。雖然表箋中都是毫無營養的陳辭濫調，但因為都是頌揚自己的話，朱元璋很喜歡閱讀。

但讀來讀去，越來越多的敏感詞蹦了出來。出現次數最多的敏感詞兒是“則”字。如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因所作《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句被殺；桂林府學圳導蔣質因所作《正旦賀表》中有“建中作則”被殺。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為都司作《萬壽表》，以表內有“垂子孫而作則”句被處死；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為按察使作《賀冬表》，因表內有“以則天下”句而被處死。

其次，表箋中若有“生”（近“僧”）、“法坤”（近“發髡”）等字樣，也以為這是諷刺他曾出家為僧之事。常州府學訓導蔣鎮因所作《正旦賀表》中有“睿性生知”句被殺。祥符縣教諭賈翥為本縣作《正旦賀表》，中有“取法象魏”句，因“取法”音同“去發”，賈翥亦未免一死。尉氏縣學教諭許元為本府作《萬壽賀表》，表中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一句，因“法坤”音同“發髡”，“藻飾太平”音同“早失太平”，許元送了性命。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事例，形形色色，五花八門。朱元璋的想象力實在驚人，他制造的文字獄也因此觸目驚心，駭人聽聞。

亳州訓導林云在所作《謝東宮賜宴箋》內有“式君父以班爵祿”句，朱元璋以為“式君父”為“弒君父”之隱語，林云因此而被殺。德安府學訓導吳憲在所作《賀立太孫表》中有“永紹萬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門”句，朱元璋以為“有道”為“有盜”之諧語，吳憲也因此身首異處。懷慶府學訓導呂睿在所作《謝賜馬表》中有“遙望帝扉”之語，朱元璋以為“帝扉”隱含“帝非”之譏，呂睿也遭殺頭之禍。

此外，陳州府學訓導周冕為本州作《萬壽表》，以表內有“壽域千秋”句被殺，人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為什么，后來只能揣測也許是因為“壽”字與“獸”字同音之故。

除了在表章里挑毛病之外，朱元璋還將文字獄擴展到文學作品當中，看到誰寫的詩文讓自己不舒服，就把作者抓來殺掉。

郎瑛《七修類稿》記載，洪武年間，四明僧人守仁應詔入京，閑著沒勁，做了《翡翠》詩：“見說炎州進翠衣，網羅一日遍東西。羽毛亦足為身累，那得秋林靜處棲。”朱元璋讀了之后，對守仁說：“你不想見我，說我法網密嗎？”于是以謗訕罪將他處死了。

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則記載，一位叫來復的和尚在給朱元璋的謝恩詩中有“金盤蘇合來殊域”和“自慚無德頌陶唐”兩句，朱元璋看后大怒，說：“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為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將之斬首。

明初“吳中四杰”之首高啟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洪武七年，朱元璋讀到高啟創作的《上梁文》中，以“龍蹯虎踞”一詞形容魏觀的府治。朱元璋以為此語只可用來形容帝王之居，非他人能用，故將高啟腰斬。

屠戮

人到老年，人格常會發生劇烈改變。朱元璋晚年身體很不好，多年超強度的腦力勞動又使他出現精神變態。他開始隨心所欲，通過無節制的屠戮來發泄自己的不良情緒。

洪武晚年，稍有名氣的文化人都難逃一死，死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文字獄，第二種是牽連進各種大獄之中。

除了高啟，“吳中四杰”中另外三位，楊基、張羽、徐賁沒有一個落了好下場：

楊基入明曾官至山西按察使，后來被讒削職，罰作勞役，死于工所。張羽入明曾官太常丞，后來獲罪貶謫嶺南，沒到半道，又被召回，“自知不免，投龍江以死”。徐賁入明曾為給事中，后來又任河南左布政使，出征邊疆的明軍路過河南時，他“坐犒勞不時”，也就是沒有及時提供給養，下獄而死。

類似事例，不勝枚舉，一時才能之士“幸存者百無一二”。洪武十九年，方孝孺在致好友的信中，曾這樣寫道：“近時海內知名之士，非貧困即死，不死即病。”

朱元璋的文化政策成功地使明初文化人如履薄冰，收斂個性，粉飾現實，一味頌圣，不離規矩，點綴升平，埋下了永樂至成化年間“臺閣體”的伏筆，同時也決定了有明一代學術不興的基本局面。

來源：摘自《書屋》2013年9月，文/張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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