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害化處理”背后：“防疫”不是侵犯私產的理由

“無害化處理”背后：“防疫”不是侵犯私產的理由

作者/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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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無害化處理”，注定是要被刻入2021年度網絡記憶的一則詞匯。

上饒信州區的一紙通報帶火了這個詞，并重新賦予了這個環境科學領域的學術用語，以一個全新的含義。

如今，“無害化處理”已經成為了互聯網上，一條充滿隱喻色彩的標簽性詞匯。

這個詞匯所映射的，除了作為普通公眾的無奈和無力，還有一股指皁為白的是非混淆和任性態度。

這個周末，群情鼎沸于信州某小區防疫消殺人員，撬鎖進入居民住宅棒殺寵物狗的事。

整個事情的經過十分簡單清晰：

上周五，有網友在微博發帖反映，12日零點左右接到通知，全小區去酒店隔離，不允許帶寵物。在這位網友再三和相關工作人員確認，“只要把狗拴好，他們只負責消殺不會把狗帶走或者處理掉”。

但結果是，當天四點四十，有相關人員撬鎖再次進入這位網友的家里，用鐵棍將她的寵物狗殺死。

在民間輿論鋪天蓋地的追問之下，信州方面做出了一則“誠懇道歉”的回應，但又因通報中的“無害化處理”一詞，引發了更大的輿情波動。

這個詞，用在這份通報中，是不恰當的。或者說，它試圖造成的語義模糊和責任推卸，過于刻意和明顯。

顯然，“無害化處理”一詞，試圖形成一種文字錯覺，在不自覺間營造一種邏輯陷阱：

即被殺的那只寵物狗是有害的，或者存在潛在危害的，殺掉它，是為了消除某種隱患。

小學畢業的人也能夠讀明白，這個詞真正的底層邏輯，不過是在刻意逃避和模糊相關人員將寵物狗無故殺害的事實。

（二）

在居民集中隔離時，相關人員在公民不知情的情況下，撬鎖進入私人住宅，并在未通知私宅主人的情況下，手持鐵棍殺死寵物狗——

這樣的做法于法、于理、于情都難以理解。

當下并未有任何一部法律，包括地方性法律條例，有“消殺工作時，需捕殺被隔離居民家中寵物”之規定。

況且，這只柯基狗的主人，只是配合防疫隔離，她本身并未感染新冠，核酸檢測呈陰性。

既無相關法律法規的明確要求，相關人員也并未對寵物是否感染病毒做檢測，在事前未通知主人的情況下，直接手持鐵棍將寵物狗棒殺。

這樣的做法，首先有違法理，更缺乏基本的人文溫度。

這一事件，之所以在民間引發眾怒，正是因為眾多家有寵物的普通人，對寵物被棒殺的悲慘遭遇高度共情。

對于大部分養寵物的人而言，寵物不僅僅是幾千塊買來的一只小可愛，它早已超越了“財物屬性”，融為小家庭的一份子。

當然，網絡上依然有很多“大局黨”做理中客式的發言：

“防疫是第一位的！特殊時期，特殊情況，基層抗疫人員也很不容易，大家多理解一下吧！”

說實話，我不理解。

為什么有些城市，居民完全可以帶寵物去隔離酒店隔離呢？

為什么在有些城市，寵物主人被隔離之后，還會安排專門的志愿者或社區工作人員，為居民家中的寵物喂食添水呢？

一句“多多理解”，是和稀泥式的邏輯混亂，它刻意模糊了法理和人情之間的關系。

我完全同意，疫情當前，公民應該盡力配合疫情相關政策條例。支持防疫抗疫大局，并為此讓渡一些個人權利，是可以理解和忍受的，本質上這也是一種對公共利益的維護。

但私權不應該無底線地讓渡，尤其是讓渡于缺乏明確法律法規和程序正義之下“一刀切”式的“多多理解”。

在我看來，這既不是事兒多，也不是自私，恰恰是一種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與追問。

畢竟，疫情常態化之下，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成為被隔離的對象。

（三）

這件事情下，很多人在呼喚基層防疫措施應該更溫情，更文明，更有溫度。

但我覺得大家的討論重點，完全走偏了。

一條可愛的柯基狗被無端殺死，固然值得可惜、哀嘆、同情，但如果公眾和媒體追問的落點，僅僅落位于抗疫的溫度，對生命是否尊重這樣的問題上，我覺得，這樣的追問和反思，都太輕了。

這件事情上真正重要的問題，真正值得追問和審視的重點，難道不應該是：

在缺乏程序正義下，對公民個人私有財產的侵犯嗎？

什么是程序正義呢？

程序正義就是你們說這只狗該殺。可以，但你們應該先拿出證據，并出具相應法律法規和執行書（寵物主人有知情權），向寵物主人證明，這只狗為什么該殺，即它具備何種危害性，你們用怎樣的檢測手段證明了這只狗的危害性，然后你們依據哪些法律法規對其進行了捕殺。

更過分的是，在撬鎖進入公民私宅，殺害寵物狗的整個過程中，并未事前通知寵物主人。

或許我們應該再一次重溫現代法治社會的一則基本常識：

對于私權利而言，法無禁止即可為；

對于公權力而言，法無授權即禁止。

如果整件事給我們帶來的震撼僅僅在于“不尊重生命”，恕我直言，這種討論實在是太輕飄飄了。

這件事的重點不是漠視寵物生命，而是漠視法律，這不是不講人情，這是“不講法治”。

《憲法》第十三條明確規定：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

（四）

入室殺狗的背后，大概率不是基層防疫工作人員的一時興起，至今依然有人在追問，下達殺狗命令的人是誰？

這個問題，大概不會得到答案了。

就像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酒駕女司機口中的那個“Yuwei”是誰。

作為普通公眾，我想大多數人都是非常理解那些基層防疫工作者的。

我并不反對所謂的“硬核防疫”，但地方上任何“硬核防疫”的做法，基本前提應該是合法、合規、合理、合情。

層層加碼的所謂“硬核抗疫”方式，不應該異化成一種“表演式抗疫”的思維。

當然，對于一些基層部門而言，“寧可錯殺一萬，絕不放過一個”的思維是一種能夠保證自身安穩的“正確做法”。

因為他們考慮的不是科學精準，不是是否必要合理，不是資源和效率上的浪費，而是“錯殺一萬”不會有人問責降罪，但“放過一個”卻可能挨罰丟帽。

思考的角度不同，很多事情也就顯得沒有那么魔幻了。

但無論如何，都不該扛著“防疫”的大旗，去做無法規、無必要、無程序地侵犯公民私產的事情。

這樣明晃晃地對公民私人財產的侵犯，竟然還有人絞盡腦汁站在“大局”上為其找理由。

你們真就覺得，自己和家人，一輩子都不會遇到類似的事情是嗎？

你們真的知道，自己正在為一件什么樣的事情做辯護嗎？

這樣的事情，如果出現在疫情之初的武漢，或許公眾尚能理解，畢竟那時從廟堂至江湖，我們對病毒所知甚少。

而如今，疫情出現已近兩年，我們在付出那么多代價，經歷如此漫長的抗爭和經驗積累之后——

各地面對零星疫情，本應該更加從容，在心態上應該是自信而非恐慌的，在手段上應該是科學、精準的，而非粗狂、運動式的“一刀切”。

“后疫情時代”，一個文明的，有溫度的社會，應該守護什么？留下什么？警惕什么？摒棄什么？

我想，每一個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心中都會有一個答案。

這里是思維補丁，謝謝你的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