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保護的監管需要先進的技術應用，但先進的技術卻未必能夠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起到決定性作用的還是技術的應用主體——執法者。因此，確保執法者有效使用監管設備或技術，以達到保護環境的預期效果，才是以環境保護為目的的法制建設關鍵所在。
案例陳述:
2022.2.21魯網報道《煙臺牟平區智慧“千里眼” 守護綠水青山王格莊鎮 精準監督助力人居“環境整治”》：“牟平區通過全域數字化管理平臺，實現了對所有山嵐的多維度、可視化監管，一雙雙“千里眼”為綠水青山筑起了安全屏障，但是依舊有些企業為了提高生產效益，置生態環境與不顧，抱著僥幸的心理和政府玩捉迷藏，就在近日牟平縣王格莊鎮群眾向本網反映，該鎮有企業涉及非法洗沙，廠區里的砂石白土露天堆放也不苫蓋，碰到大風的天氣，刮的到處亂飛，對當地環境造成了嚴重的影響，還有污水直排的現象。”
以案釋法：律師：陳偉
從圖片不難看出，被曝光企業的污水直排已經導致地面形成不小的溝壑，顯然，企業的排污行為可能已經持續很長時間，與報道中智慧“千里眼”的應用形成鮮明對比，更加折射出先進技術在環境保護中的無力。當然，可能企業并沒有在“千里眼”覆蓋范圍之內，但這并不能成為監管缺失的理由。
事實上洗沙產業污染難治的背后，可能存在著利益輸送，甚至保護傘。
2021年10月14日光明網以《嚴查非法洗砂》為題對中央第四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組在廣東發現，廣東一些出海水道作業船只跟監管部門“打游擊”，進行非法洗砂洗泥的現象進行了報道。
報道稱：“非法洗砂的背后是暴利驅動，暴露出有關部門監管方面的漏洞。除了要通過加強立法，完善法律保障，解決查處非法洗砂洗泥法律適用問題，有關方面還應進一步嚴查非法洗砂洗泥利益鏈，特別是要對相關“保護傘”堅決打擊。”
由此可見，環保立法不僅需要立足于對企業生產行為的監管，更需要立足于對環境監管部門和執法人員的監督和問責。而真正需要加強的是環境執法不同環節的制度設計和優化。比如：建立執法結果追溯機制，讓企業整改與執法效果掛鉤，并以此作為執法人員的工作考核機制。比如：建立環保志愿者動態驗收機制，由本地居民對官方公示的環保執法結果進行階段性動態驗收，利用社會力量實現對生產企業和執法人員的同步監督，實現對污染源頭的長效監督，讓企業不敢排污，執法人員不敢懈怠。
來源： http://www.fzyshcn.com/qita/G2018458NT5D.shtml#10006-weixin-1-52626-6b3bffd01fdde4900130bc5a2751b6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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