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中華文脈在字里行間綿延悠長

讓中華文脈在字里行間綿延悠長

——我國古籍工作迎來新發展

　　編者按

　　古籍，是寶貴的文化遺產，是中華文脈所在，更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載體。近日，中辦、國辦印發《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我國古籍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意見，涉及古籍整理保護、研究出版、數字化等多個方面，我國古籍工作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我們特邀幾位古籍出版界專家、古籍修復師、古籍數字化工作者，就如何做好新時代古籍工作，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保護好、傳承好、發展好暢談心聲、發表見解。

古籍修復工作現場。光明圖片

參觀者在蘇州第二圖書館參觀“冊府千華——蘇州市藏國家珍貴古籍特展”。新華社發

　　【講述】

《永樂大典》：珠還合浦、歷劫重光

　　講述人：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總編輯 殷夢霞

　　自1979年建社以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逐漸形成了以文史類工具書和歷代珍稀文獻整理影印出版為主業的專業出版特色。國圖社的圖書產品，特別是一些由珍稀中華傳統文獻整理而成的大型叢書，已成為海內外各大文獻收藏機構和學術研究機構重點購藏的目標。同時，近年來國圖社在海外漢籍整理出版方面也取得了豐碩成果。其中，海外藏《永樂大典》的回歸與再造頗具代表性。

　　2002年，國圖社時任社長郭又陵、總編輯徐蜀出訪北美圖書館，在哈佛大學的哈佛燕京圖書館看到了該館珍藏的兩冊《永樂大典》，接著又看到該校善本圖書館——霍頓圖書館所藏的1冊有康有為題簽作跋的《永樂大典》，欣喜不已。在此之前，中國國家圖書館召開《永樂大典》編纂600年紀念研討會，響應老館長任繼愈先生的呼吁。國圖社決定以原大仿真影印的方式，率先出版國內所藏163冊《永樂大典》，同時也希望陸續找尋并影印出版流散海外的藏本，終極目標是將存世的400余冊遺存全部出版面世。因此，郭又陵、徐蜀便向哈佛燕京圖書館館長鄭炯文先生提出了出版哈佛藏3冊《永樂大典》的申請。經鄭炯文先生多方協調，歷時十年，直至2013年5月，這個愿望終于實現了。

　　哈佛所藏3冊《永樂大典》的出版，成為國圖版海外《永樂大典》影印出版工作的開端。此后，在海外各收藏機構和有識之士的幫助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所藏2冊、洛杉磯漢庭頓圖書館所藏1冊、英國大英圖書館所藏24冊、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所藏19冊、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所藏5冊等等相繼出版。據《永樂大典》研究專家、北京師范大學張升教授統計，目前已知存世的《永樂大典》為434冊，至2021年底，我社已影印出版253冊，其中69冊的底本即由海外10余家文獻收藏機構提供。對照任繼愈先生當年定下的目標，出版任務已完成過半。

　　作為出版人，我們有幸奮斗在古籍事業發展的春天，唯有不忘初心，守正創新，方不負這個偉大的時代。

　　國家圖書館古籍修復師正在修復古籍。光明日報記者 陳雪攝/光明圖片

用數字技術“籍合”優秀典籍

　　講述人：中華書局古聯數字中心總經理 洪濤

　　對于古籍數字化出版工作者，中辦、國辦印發的《意見》振奮人心，也為我們利用數字技術更好地開展古籍工作指明了方向。

　　古聯（北京）數字傳媒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古聯公司建設運營的“籍合網”是國家級古籍整理出版資源平臺，是我國近年來探索實踐古籍內容商業運營、技術創新、人才培養、資源聚合、大眾普及以及走出去的前沿陣地。

　　要讓現代讀者讀懂古籍，整理者需將古籍里的文字過錄下來，添加標點、注釋，出版社要對整理后的稿件編輯和校對。中文古籍不下20萬種，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艱巨可想而知。面對這種情況，古聯公司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通過技術創新加快古籍整理出版速度。

　　2018年，我們開發上線了古籍在線整理平臺，首次利用眾包的方法、流程大規模開展古籍編校工作。學生、老師、圖書館員、編輯……5000余名來自各行各業的古籍愛好者會聚在平臺上，4年來一起處理了14億字的古籍文本，極大推進了大型古籍整理項目的出版和數據庫建設。2021年，古聯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技術，開發了古籍文字識別、自動標點、繁簡轉換等技術，幫助作者更快地整理古籍。2022年，我們上線了古籍整理學習平臺“籍合學院”。

　　這次出臺的《意見》，對古籍數字化工作提出了系統性意見。我們要準備幾項重點工作：做好古籍普及傳播，提供優質古籍題材融媒體服務，為讀者提供可聽、可視、可觸、可互動的古籍內容；在現有漢文傳世文獻、出土文獻數字化的基礎上，加強多民族古籍文獻的數據庫建設；深化校企合作，開展跨學科人才培養和古籍數字化教材編寫等工作；在已有的“二十四史分析系統”基礎上，對更大范圍的古籍進行知識化的深度標引和整理。

　　我們將在《意見》指導下，全力配合國家古籍數字化工程，對接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為讀者們提供更加優質的內容和服務。

科技讓古籍“重獲新生”

　　講述人：華南理工大學制漿造紙國家重點實驗室古籍保護與利用研究中心、廣州市嶺南文獻保護研究中心主任 樊慧明

　　在華南理工大學制漿造紙國家重點實驗室的一角，放著一臺特別的鋼制機器——智能化古籍脫酸增強裝置。這臺裝置可以全自動、批量化修復古籍，對整本古書進行脫酸加固處理，凝聚了我們團隊多年來的研究心血。

　　經過千百年的歲月變遷，珍貴的古籍文獻老化酸化、蟲霉侵蝕、損壞嚴重，紙頁薄如蟬翼。以前，古籍保護修復主要依靠手工完成，工序復雜，一卷古籍的修繕需耗費數月乃至數年，修復保護進度遠不及老化速度，大量古籍面臨消失的風險，開發智能化、批量化修復裝置迫在眉睫。

　　我們研究中心成立于2020年，團隊共有12位教授及副教授、30多位碩博研究生，其中不乏國家級高層次領軍人才、廣東省珠江學者，科研背景涵蓋制漿造紙、材料、化工、印刷、計算機等方向。正是這種專業學科的交叉融合，支撐我們在紙質文獻酸化老化脫酸增強、紙質文獻技術鑒定、古籍與近代文獻修復材料研制等方面開展系統研究。

　　作為一個扎根造紙行業38年的理工科學者，在古籍領域我是外行。為了熟知古籍的“脾性”，我們成立了由文博領域專家學者組成的學術委員會，在多次交流合作中了解古籍修復的需求、困惑及瓶頸。我們幫助四川西部文獻修復中心修復竹書畫紙，針對性地研發了可以長久保存的紙張和修復材料；嘗試改良紅星牌宣紙制造工藝，保留非遺產品傳統特性的同時，使其更實用、更耐用、更環保；依據字跡殘留規律還原古籍文字，建立了一套古籍圖文評價體系，助力我國古籍考古研究。

　　接手古籍修復研究工作，很多造紙行業同行表示不解，是情懷讓我堅持了下來。《意見》指出“強化古籍保護基礎性研究，發揮科技保護支撐作用，推動古籍保護關鍵技術突破和修復設備研發”，更加堅定了團隊運用科技力量讓更多古籍“重獲新生”的決心。我國古籍卷帙浩繁，保護工作任重道遠。相信會有更多科研人員加入我們的行列，中國會有越來越多的新型“古籍醫生”。

傳承民族文化 修補歷史記憶

　　講述人：四川西部文獻修復中心青年修復師 郭夕穌

四川西部文獻修復中心舉辦古籍修復研學活動。光明圖片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散發著無窮的魅力。從師范院校藝術專業畢業后，我來到四川西部文獻修復中心，帶著對未知領域的強烈好奇，加入這個縫補歷史記憶的偉大事業之中。

　　記得剛到修復室的第一天，眼前的景象讓我深深感動。墻上排列有序的修復工具，煥然一新的古籍字畫，專心工作的修復師……一切都體現著修復師對文物、對歷史的敬畏之情。

　　從學徒到修復師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不斷積累與沉淀。學習技藝也要磨煉脾氣秉性——踏實、認真、不浮躁。染紙的顏色怎樣最合適，噴水量多少才妥當，每個細節都有講究。修復工作動輒持續數月，甚至以年為單位，是個慢活兒、細活兒。有時一坐就是一整天，重復同一個動作，非常需要毅力和耐心。

　　今天，電子設備逐漸占據我們的生活，有些人淡忘了看得見、摸得著的紙質書籍。而我能夠親手去感受古籍修復帶來的文化力量，在修復過程中，看到前人留下來的歷史痕跡。讓滄桑的古籍重獲新生，我內心充滿成就感與滿足感。

　　2022年，“古籍保護”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強調提升新時代古籍保護利用能力和古籍工作水平，讓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來”。現在，越來越多年輕人加入這個行列，這是古籍保護與時俱進的體現。我想，只有吸引更多年輕人了解古籍、愛上古籍，才能讓古老的中國文化充滿生命力。

　　（項目團隊：光明日報記者 陳雪、王美瑩、杜羽、李曉東、周洪雙、王斯敏 光明日報通訊員 徐夢玲）

　　《光明日報》（ 2022年04月15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