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車司機囚禁3女孩長達11年，英雄手持漢堡踢門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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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囚禁歲月

因為這樁案件當年在美國非常轟動，國內也有不少媒體對它進行過報道，遺憾的是，大部分都略嫌籠統和簡單，只是將受害者的不幸歸結為“隨便搭車”或者“上了陌生人的車”，但這樣的結論，無疑低估了阿里爾的犯罪手段以及案件的復雜性。

（百度百科關于本案的詞條）

美國的公共交通系統和國內有很大不同，很多城市的郊區，沒有便捷的公共交通工具（比如輕軌或者公共巴士）。

在2000年代初，Uber這類打車APP尚未出現，所以在這些地區，只能乘出租車（通常很難打到）或者搭便車，所以搭便車這種做法，在當時（甚至現在）相當普遍。

更重要的是，在這三位女孩的心目中，阿里爾并不是陌生人，而是值得信任的“熟人”。

阿里爾的罪行，更絕非臨時起意的機會犯罪，而是經過精心策劃的結果。

他不但早早改造了房子和汽車，選擇的受害者，也都是身材矮小、胸部豐滿、相貌乖巧的女孩，集合了年輕順從和物化的“性感”。

這些女孩都至少認識他的一個孩子，但和他本人沒有實質性的交集，這樣她們既會信任他，但在案發之后，警方卻無法從受害者的人際關系中追查到他。

比如吉娜失蹤后，FBI曾經找過科隆問話（因為他是吉娜好朋友阿琳的“繼父”），但阿里爾卻從未列入任何一起案件的嫌疑人名單上，甚至連證人都不是——可以說，他的犯罪手法正切中了警方的調查盲點。

（三個失蹤的女孩）

這正是阿里爾的邪惡之處，他將自己的孩子、自己家族的好名聲甚至校車司機這個職業給青少年帶來的安全感，都變成了自己犯罪不知情的幫兇。

試想一個涉世未深的女孩，會對一個當地德高望重的大家族的成員兼多年的校車司機，有多少防范呢？更何況這個看似親切的男人，還是自己好朋友/同學的父親。

綁架女孩后，阿里爾會先強暴她們一次，然后封住她們的嘴，用鎖鏈將她們綁在隔音的地下室里，再給她們戴上摩托車頭盔。

被拘禁的頭三天，女孩們就這樣一直被捆綁著，不允許進食，以此消磨她們的意志。

三天后，在他“寬宏大量的施舍”下，她們一天能吃一頓飯，一周洗兩次澡，直到阿里爾認為她們可以“信任”，才會把她們搬到樓上的房間。

之后，女孩們會被鎖在用櫥柜改造成的暗無天日的“臥室”里，每扇門上都有一個小洞來監視她們。

她們只能吃最便宜的快餐或者剩菜，穿阿里爾“施舍”的舊衣服，被迫使用塑料箱作為廁所。

每次性侵這些女孩后，阿里爾會扔給她們幾張小額鈔票，他認為這樣就意味著雙方是“自愿”的，而他無需為此負任何責任。

（女孩們被囚禁的“臥室”）

除了身體上的凌辱，阿里爾還熱衷于實施精神折磨：他經常假裝離開，而后突然返回，女孩們一旦試圖逃跑，就會被嚴厲地“懲罰”。

他將阿曼達和吉娜親人們印刷的尋人傳單，當作“海報”貼在她們的床頭，強迫她們反復觀看自己失蹤的新聞報道，還會“慶祝”兩人被綁架的周年紀念日。

而對沒有親人尋找的米歇爾，他會用這一點反復刺激和嘲笑她。他有時會允許三個女孩彼此交流，但他會實施“頭腦游戲”，讓她們彼此不敢信任對方，一旦她們變得“過于友好”，懲罰就會立刻降臨。

（女孩們失蹤的時間地點，三人剛獲救時的新聞報道里，米歇爾甚至沒有照片）

三個女孩里，米歇爾遭受的折磨最為殘酷，是阿里爾的“出氣筒”。她至少懷孕過五次，每一次都會被阿里爾暴力毆打，直到流產為止，更別提日以繼夜的毒打和心理折磨。

他甚至還給其他兩個女孩洗腦，讓她們一起討厭米歇爾。

雖然三個女孩的苦難，都沉重得無法計量，但米歇爾無疑承受了最多的暴力。

阿里爾憎惡米歇爾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她那矮小的140cm的身軀里，蘊含著他無法威懾和馴服的意志。

她從來不稱呼他的姓名，只是輕蔑地叫他“那個家伙”（當面叫），即使被毒打了11年，她依舊毫不畏懼地咒罵和頂嘴。

雖然其他兩個女孩為了生存，都一度對阿里爾妥協或者順從（當然這絕對無可指責），但米歇爾從始至終，都是一個斗士。

阿里爾的兒女們，偶爾會來看望父親，他很少讓他們進屋，只在外廊或者廚房里談話，每次有訪客時，收音機上都會播放響亮的音樂。

隨著時間流逝，阿里爾越發大膽，他開始在室外強暴米歇爾和吉娜，盡管一些鄰居曾在阿里爾家的后院看到過被鐵鏈鎖住的女性，但無人報警。

唯一的報警記錄，是有位鄰居覺得阿里爾家音樂聲太吵，而警方也完全沒有跟進。

2006年初，阿曼達懷孕了，阿里爾決定留下這個孩子，他命令米歇爾幫助阿曼達接生，并威脅如果嬰兒不能存活，他就會當場殺死米歇爾。

嬰兒生下來時，已經沒有了呼吸，米歇爾對嬰兒進行了心肺復蘇術，她才得以存活。

這名女嬰誕生于2006年的圣誕節，阿曼達給她取名為喬斯林（Jocelyn），這是一個古老的德語名字，意為歡樂和幸福。

阿曼達在自己的牢房里獨自撫養和教育女兒，嬰兒的衣物由三個女孩用自己的舊衣服裁剪和縫制。阿里爾唯一的“仁慈”，是偶爾會解開阿曼達的鎖鏈，并提供了一些舊玩具。

喬斯林四歲時，阿里爾開始帶著她拜訪自己的母親，讓喬斯林叫自己“爸爸”，叫他母親“奶奶”。

2013年，他還將喬斯林的一張照片寄給了女兒安吉，稱這是他與“另一個女友”所生。

當親戚們詢問為什么他們從未看到孩子的母親時，阿里爾總是回答，“她很忙”。

時間到了2013年，最后一位被綁架的吉娜，都已被囚禁了9年，阿里爾繼續著自己的“平凡生活”，在社交媒體上曬著摩托車和貝斯，依舊沒有人對他有過絲毫的懷疑。

2013年5月2日，他在臉書上愉快地發布了一條狀態：

“奇跡真的會發生，上帝對我很不錯：）”

（阿里爾的臉書狀態，好友中的第二位，正是吉娜的叔叔）

四天之后，奇跡真的發生了。

二、獲救

2013年5月6日，阿里爾要和兩個哥哥見面，暫時離開了家門，阿曼達（因為需要照顧喬斯林，她被暫時解開了鎖鏈）發現，房子的內側大門沒有上鎖。

這棟房子的大門有兩層，外面的防風門當然是鎖著的，但因為內門沒關，阿曼達終于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形。

因為不確定阿里爾是否像之前一樣在“測試”她，阿曼達不敢貿然開鎖，但她可以看見有人就在附近，于是竭盡全力地敲擊防風門并大聲呼救，試圖引起他們的注意。

阿曼達的聲音驚動了附近的鄰居，一個名叫安赫爾（ángel Cordero）的小伙子跑了過去，但他很快退卻了，不想卷入此事，其他路人也只是遠遠地圍觀。

另一個鄰居拉姆齊（Charles Ramsey）剛從麥當勞回來，正在自家客廳里吃午餐，此時他也聽到了阿曼達的尖叫聲，于是拿著吃了一半的巨無霸漢堡沖了過去。

由于無法打開防風門（阿里爾釘死了門框），拉姆齊開始踢打防風門的底部（這期間他吃完了剩下的漢堡），直到踢出了一個足夠大的洞，讓阿曼達和小女孩爬了出來。

（被踢壞的防風門）

阿曼達告訴了拉姆齊，自己和女兒都被非法拘禁了，想要打911報警。拉姆齊的手機不在身邊，于是他把阿曼達和小女孩帶回自己家中。

最初拉姆齊想讓阿曼達自己撥打電話，可因為被監禁了整整10年，阿曼達不會使用智能手機，于是拉姆齊替她撥打了電話，于是911的接線員就聽到了這樣一句顫抖的話語：

“我被綁架了。我已經失蹤了10 年，我在這里，我現在自由了。”

警方很快到達了現場，阿曼達告訴警方，還有其他兩個女孩也在里面，40分鐘之后，警方解救了米歇爾和吉娜。

三個女孩和喬斯林都被送往克利夫蘭大都會總醫院（MetroHealth Medical Center），那是一個明媚的午后，對三個女孩來說，她們已經和陽光久違了十年。

不久之后，阿曼達73歲的爺爺特洛接到了一通電話：

“嗨，爺爺，我是曼迪（阿曼達的昵稱），我的車還在嗎？”

那輛雪佛蘭還在，特洛也一直深信孫女還活著。

（特洛和那輛等待了阿曼達10年的雪佛蘭）

同一天，阿里爾和他的兩個兄弟一起被警察逮捕，警方最初懷疑兩個兄弟也是同謀，但他們的嫌疑很快就被澄清了。

（被捕的卡斯特羅三兄弟，只有阿里爾低頭無語）

阿曼達和吉娜的家人，則立即趕到了醫院，醫院的醫護人員回憶，重逢的場面實在太過感人，護士們都紛紛把自己鎖在儲物間里，躲在里面放聲大哭。

（阿曼達、喬斯林和阿曼達的姐姐貝絲）

然而米歇爾的身邊，卻沒有任何人，于是護士們全都沒有回家，整夜陪在她的身邊。

曾有一名護士問阿曼達，她們是怎么堅持這么久的？

阿曼達告訴她，在每個“綁架周年”，阿里爾都會強迫她們觀看有關自己失蹤案的后續新聞報道，以此來折磨和刺激她們。

但恰恰是這些報道，讓她知道仍然有人深信她還活著、依舊等著她回家，所以自己也絕對不可以放棄。

在這三個女孩中，阿曼達是最受“寵愛”的一個，因為她似乎最順從和“聽話”，然而一旦有機會，她立即設法呼救和報警，從這點來看，阿里爾長達十年為自己打造的“權威”，并沒有什么效力。

被解救的第二天，阿曼達和吉娜出院回家，她們的家中用氣球和彩帶布置得喜氣洋洋，警察們也和她們的家人們勾肩搭背，臉上笑逐顏開。

吉娜穿著一件熒光色的帽衫，將自己的臉遮掩住，她害怕人群、害怕聲響、9年的監禁幾乎讓她忘了怎樣走路，在陽光中依舊無法抑制住顫抖。

然而在走下車子的時候，她突然向身后的人群，高高地豎起了拇指。

（吉娜向人群豎起了拇指）

米歇爾在四天后（5月10日）才得以出院，長期的毆打讓她的臉部嚴重變形，損失了一只耳朵的聽力。醫生告訴她，如果她再晚兩天獲救，那她必死無疑。

本案的檢察官麥金蒂（McGinty）曾說，米歇爾遭受的酷刑，他之前只在兩種人身上見過，那就是越南和朝鮮的戰俘，但即使是戰俘，也不會像米歇爾這樣，被折磨整整11年。

媒體也終于聯系上了米歇爾的家人，他們早就搬到了其他州，此時才姍姍趕來。米歇爾的媽媽芭芭拉宣稱，自己“很愛很愛”米歇爾，米歇爾的童年很幸福（家里有農場，有小馬騎）。

對此，米歇爾傷心地說道：“這些話沒有一句是真的，我只希望她能說一句真話，但她只有連篇的謊言。”而對米歇爾的反駁，芭芭拉則認為，米歇爾說的這些“傷人的話”，但是因為多年的折磨，讓她“腦子壞掉了”。

米歇爾拒絕和家人相見，出院之后，她住進了庇護中心，她決心要在新的生活里，尋找屬于自己的家人。

最初的一年對她來說尤其艱難，她曾無數次想過要自殺，但兩個念頭阻止了她。一是她的兒子喬伊，另一個念頭就是，她要在法庭上直面阿里爾，告訴自己的傷害者，自己不會“被一件事情打倒兩次”。

四、審判

2013年5月8日，阿里爾以4項監禁罪和3項強奸罪進行起訴，之后又不斷追加，直到7月12日訴訟被正式遞交，總共有997項罪名，包括512項拘禁、446項強奸、7項一般性侵犯、6項暴力傷害、3項虐待兒童、2項謀殺（米歇爾被暴力流產的嬰兒）以及1項犯罪工具持有罪。

庭審時阿里爾謊話連篇，比如說自己深愛前妻尼爾達，而她不僅出軌，還多次家暴自己，自己對她的毆打都是自衛。

他還聲稱被囚禁的三位女孩是自愿留在那里并和自己發生性關系的，從來沒有毆打或折磨過她們。

接著他指責受害者并轉移責任，說她們不應該隨便乘坐陌生人的便車。

最后甚至埋怨FBI太過無能，說他們應該為沒有及時抓到自己而向公眾致歉。

（受審時的阿里爾）

這些陳詞里充滿了令人瞠目結舌的矛盾言論，兼具自戀囂張與荒誕可笑，比如：

“我可不是一個暴力分子，我只不過是把她們關起來，禁止她們出去而已。”

“最重要的（犯罪原因）是，我是一個需要幫助的性癮者，但我懶得去尋求幫助。”

（盡管N個權威心理學家對他做過鑒定，沒有一個人認為他是性癮者。）

他還說自己是“一個好人”，并對三個女孩“道歉”說：“看在我們一同度過了不少美妙時光的份兒上，你們要發自內心地原諒我。”

（本案的相關漫畫：魔鬼都被阿里爾惡心到了）

7月26日，阿里爾被判處1000年有期徒刑，不得假釋，西摩大道2207號的那棟“惡魔之屋”，也會被政府拆毀。

判決下達那天，米歇爾來到了法庭，她直面著阿里爾，一字一頓地說道：

“你從我的生命里奪去了11年。整整11年時間，我都待在地獄里，而如今你的地獄開始了。我會從頭開始，跨越過往昔所有的磨難，而你將從此永遠沉淪在地獄里。

此后的每一天，我們都會回憶起11年來你在我身上犯下的罪行，我可以原諒你（因為我仍然有寬恕的能力），但是我永遠不會原諒你。”

（米歇爾在法庭上直面阿里爾）

2013年9月3日傍晚，也就是被判處終身監禁一個月后，阿里爾用床單在牢房中上吊自殺。

有媒體問起吉娜對此的感受時，她聳了聳肩：

“他只不過是一個懦夫。”

四、后續

獲救之后，米歇爾正式將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莉莉·羅斯·李（莉莉和羅斯分別代表百合和玫瑰，而李則是她兒子喬伊的中間名），并在身上紋上了許多漂亮的紋身，以遮蓋身上的累累傷痕。

在她被囚禁期間，喬伊被一家不錯的家庭收養，他們會寄給她喬伊的照片，告訴她喬伊的成長情況，但她一直沒有能夠和兒子見面。

米歇爾之后寫了兩部自傳，致力于維護性侵受害者的權益，向大眾普及有關性暴力犯罪的知識，盡管經歷了噩夢般的可怕折磨，她依舊想告訴人們，自己是一名幸存者，并為自己感到驕傲。

2015年5月6日，也就是獲救兩周年那天，米歇爾舉行了婚禮。她說她和丈夫有著一樣不幸的童年，一樣喜歡動物。

米歇爾認真地上著烹飪課，計劃著將來開一家自己的餐廳，而在周末，她會和丈夫和朋友們一起，去卡拉OK引吭高歌。

（米歇爾和丈夫）

2017年2月6日，阿曼達入駐克利夫蘭WJW電視臺，成為了一名職業新聞主持，專門負責播報俄州東北部失蹤人口的消息。

（阿曼達負責播報失蹤人口的消息）

除此之外，她還去學校講授人身安全課程，不讓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劇，在下一代少男少女身上重演。工作之余，阿曼達悉心撫養自己的女兒喬斯林，很滿意自己簡單、安靜卻快樂的生活。

吉娜獲救后，開始在“安珀警報”（兒童失蹤或綁架預警系統）做志愿者，負責照料被解救的受虐兒童，她的家人也全力回饋社會。

吉娜的父親說，“如果沒有這些組織和志愿者的幫助，我不知道自己要如何撐過那漫長的九年，現在奇跡發生了（女兒回到了身邊），是我應該有所貢獻的時候了。”

2018年，在家人的幫助下，吉娜和表姐一起創立了“Cleveland Missing”組織，致力于幫助失蹤兒童和他們的家庭。

（吉娜和Cleveland Missing）

阿里爾被捕后，科隆開始為撤銷自己的“性罪犯者”罪名而努力，他在2015年上訴，但被法院以“證據不足”駁回。

如果他的確是無辜的——就像很多人相信的那樣，那么科隆無疑和尼爾達一樣，也同樣是阿里爾無法昭雪的受害者。

解救了三個女孩的拉姆齊，一夜間成了網紅國民英雄，他接受采訪時的視頻在油管上爆火，他說的話被制作成洗腦神曲，有人甚至將他的臉紋在腿上。

各界名人也紛紛打電話向他致敬，由于應接不暇，拉姆齊只選擇性地接聽了代表奧巴馬總統的內閣事務秘書和歌手史努比狗狗（嘻哈界教父，也是拉姆齊的愛豆）的電話。

后來他被各路媒體圍追堵截不堪其擾，嚇得只好搬家。

（接受采訪時的拉姆齊）

不過拉姆齊始終不認為自己是一個英雄，他不斷告訴媒體，自己不過是做了點分內之事，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不斷抗爭并逆風翻盤的女孩們”。

實際上，他表現得相當自責，覺得自己如果能早一點發現阿里爾有問題（他搬到附近僅僅一年）就好了。

人們喜歡拉姆齊，也許因為他的逗比氣質，他會稱那些著名主持人為“老弟”，全程不忘提起自己摯愛的巨無霸漢堡。

還有著名的耿直言論：“當一個漂亮的白人小姑娘（阿曼達），主動飛奔進一個黑人的懷里（他自己），我就知道這事肯定哪里不對”，硬是將嚴肅的新聞采訪變成了單人脫口秀。

但我想拉姆齊真正的閃光之處，卻在于不完美與真誠：他是當地餐館的洗碗小工，不時為房租發愁，但他拒絕了FBI的賞金，要他們把賞金給三個女孩，因為自己“有工作”。

他也直言自己就有家暴的案底（2003年），但并不感到羞恥，因為那些經歷讓他變成了更好的人（他也確實沒有再犯），也更想去幫助其他受困的女性。

和“完美”的惡魔阿里爾相比，拉姆齊是一個有瑕疵的英雄，惡魔沒有常形，英雄也一樣如此。

基因、童年創傷和過往經歷等等這些東西，雖然會在一個人的人生里，烙印下也許永遠無法抹去的底色，但我們并不是生產線上按照配比定制出來的產品。

不被這些因素囚禁于末路之中，并勇敢地為自己的行為負起責任（而非指責和遷怒他人），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所在，難道不是么？

（2019年4月25日，阿曼達與拉姆齊重聚）

*三名受害者后來都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經常在媒體露面發聲，所以本文未打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