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事件背后：良善者的愁容與“作惡經濟學”

唐山事件背后：良善者的愁容與“作惡經濟學”

作者/慧超

（一）

“唐山女孩被暴力圍毆是所有人的噩夢。”

這個熱搜標簽，已經概括性地總結了，一起暴力毆打事件何以引發舉國之憤，并激發了諸如“性別議題”、“女性困境”、“看客冷漠”等話題的鏈式反應。

在一個公共場合中，惡徒明目張膽地針對陌生女性的性騷擾和暴力毆打，擊中了公眾安全感的軟肋，因為它呈現出一種強烈的隨機性，很容易令公眾產生自我代入的意識，即“我也可能遭此厄運”。

尤其是女性群體，她們本就是日常生活中遭受言語侮辱和調戲猥褻的“重點對象”。因此，這起惡性事件在曝光之初，便觸發了女性群體基于自身經歷和新聞史實所沉淀的“群體安全感焦慮”。

客觀而言，女性的確更能夠共情女性所面對的苦難和厄運，尤其在“性騷擾”和“安全感”這樣的議題面前，大多數男性對此是難以產生情緒共鳴的，因為男性在生活中，較少面對性騷擾和暴力威脅。

面對圍觀者的“袖手旁觀”，尤其是現場男士未有一人挺身而出阻止干預的畫面，義憤填膺者眾。

這被批評為“看客的冷漠”，反饋到輿論上，即形成了引發巨大爭議的“男性集體沉默”和“只有女孩在幫助女孩”。

“圍觀者的冷漠”向來是類似惡性事件中，輿論貶損批評的焦點。

然而審視唐山這起暴力事件，圍觀者，尤其是男性圍觀者的怯懦固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過多苛責圍觀者未能見義勇為，則未免是某種一廂情愿的輕重倒置。

人性的本能即是趨利避害，面對危險，見義勇為本身就是逆人性的。

社會固然應稱頌見義勇為者的勇敢無畏，但也應理解危險境遇下明哲保身的怯懦。

同時，這起圍毆事件中，行兇一方在力量和人數上占據絕對優勢，一共有7名成年男性參與了毆打。

這一形勢，對旁觀者試圖介入勸阻的心理壓力，與“獨狼式”的暴力行兇相比，完全不是一個級別。

同時，長期以來，我們的社會對見義勇為者，并未提供一系列完善的保障和支持體系。

正如清華大學法學院勞東燕教授所言：

“普通人見義勇為的勇氣是需要制度加持的，不然，再怎么譴責人心的冷漠也沒用。如果制度不彰，在變相縱容違法分子作惡的同時，也勢必抑制人們見義勇為的勇氣與決心，由此導致自私冷漠成為社會的常態。”

（二）

作為這一討論的延展，一些人在網絡上公開了自己“見義勇為”后的尷尬遭遇：

在現實中，面對暴徒行兇，路人出手相助與其扭打，事后往往被定義為“互毆”，如果將惡人打傷，自己還要賠償醫藥費。

其實，類似的新聞時有發生。

比如2018年，退伍軍人趙宇在小區里，遇到一名男子兇殘地毆打一位姑娘，趙宇上前勸阻，結果打紅了眼的施暴者轉而開始攻擊趙宇，趙宇在情急之下，就踹了這男人一腳。

結果這一腳，直接把行兇者踹出了橫結腸破裂，屬于重傷。然后，他見義勇為的行為，突然間就變成了涉嫌故意傷害罪，面臨4年有期徒刑和最高達60萬元的賠償。

后來，趙宇將自己的經歷發布在網絡上，引發巨大的關注。

在輿情的注視下，經歷14天的拘留之后，趙宇終于為自己的見義勇為行為，換來了一紙無罪證明。

又比如陜西小伙王浪的“防衛過當”一案，2017年王浪和朋友在酒吧聊天，遇上了一個當地叫李雷的混混。

李雷因為王浪看了他一眼，這位暴脾氣的大哥覺得自己受到了挑釁，一場因為“你瞅啥”而導致的暴力隨之展開。

李雷不斷辱罵威脅王浪，在此期間，王浪不斷向大哥說軟話、賠笑道歉，但王浪的道歉示弱并未能讓李雷滿意，他拿起一個煙灰缸砸向王浪，隨后又將一個酒瓶敲碎后沖向王浪。

無奈之下王浪進行了反擊，在打斗中，王浪手中的酒瓶碎片失手扎到李雷腹部，最終造成李雷失血過多死亡。

在審判中，王浪堅持自己的行為屬于正當防衛。但法庭并不認可，而是認為王浪屬于防衛過當，造成了李雷的死亡。

這樣的判決，讓王浪在法庭中提出了一個法官難以回答的問題：

“遇到暴徒威脅打罵，是否自己只能站著不動，無論性命受到何種威脅都不能反抗出手？”

即便王浪的自保行為屬于正當防衛，即便失手劃傷惡人后，王浪主動撥打120對傷者進行救助，并有自首情節，但王浪最終仍被判有期徒刑5年。

（三）

眾所周知，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正當防衛”是一件技術含量極高的反擊姿態，時機、力度和判斷稍有不當，你的反擊就不屬于“正當防衛”了。

就在幾年前，還有官微專門播報了這樣一篇文章：《100起刑事案告訴你，正當防衛還得靠跑！》

一個事實是，在基層的現實執法中，“正當防衛”的確是一個鮮被考量的因素。

你和女朋友走在路上，一個醉漢見色起意，過來摸了你女朋友的屁股或胸部，我覺得正常人的反應肯定不是馬上找目擊證人并報警，而是直接給丫一拳。

但抱歉，你要是不小心把對方打傷，那么你多半得賠償人家醫藥費，要是構成輕傷，搞不好還要進拘留所。

因為按照法律對正當防衛的解釋，一旦對方的不法侵害已經停止，你的反擊就不屬于正當防衛了。

你說你覺得對方摸完了還想再摸，所以繼續打了對方，對不起，這屬于“假想防衛”。

對方摸完要是馬上收手，你也必須馬上停止出拳，否則就很容易被認定為防衛過當。

也就是說，除非這個流氓摸完你女朋友之后，還要再摸一把，就在他要摸未摸之際，于電光火石之間，你出的這一拳才屬于正當防衛。

很多時候，類似的糾紛中，“還手就是互毆”，已然是一個遺憾的共識。

“打贏坐牢，打輸住院”這則廣為流傳的治安標語，某種意義上折射出一種無奈的現實隱喻。

在法律界，眾多名家學者對“正當防衛”的邊界都語焉不詳，爭論不休的大背景下——

公民在日常生活中遭受欺辱而奮起還擊后，面對民警“互毆”的事后責任認定，普通人又怎么指望和一位基層民警辯論明白何為“正當防衛”？

就算你真有那份智慧和雄辯，對方恐怕也沒有那么多時間和耐心。

更何況，惡人往往胡攪蠻纏，能哭會鬧，所以，事情的演變很容易就變成“誰死傷誰有理”，“誰能鬧誰占便宜”。

（四）

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是，新聞上報道，有幾頭打人的暴徒在逃竄時，座駕是尾號7777的邁巴赫。

邁巴赫S480的落地價近200萬，是一輛毫無爭議的豪車。

社會總教育我們“好人有好報”，但在現實中，惡人們卻不似人們愿望那般縮頭藏尾，反而常常混得風生水起，作威作福，好不逍遙。

于是，人們再一次無力地重復起這樣的民間俗語：“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無尸骸。”

這樣的感嘆，體現了一副難以言說的“良善者的愁容”。

經濟學中有理性人假設，雖然人并不總是理性，但總體而言，人的長期行為，往往指向“自以為”的利益最大化目標。

很多人其實沒有意識到，在一些獨特的社會小氣候中，“惡、狠、壞”是一種需要精心維護的身份標簽。

壞人雖然壞，但可能并不都是傻逼。

做惡人是有收益的，有些時候，作惡呈現出高風險高收益的特性，有些時候，作惡呈現出高風險低收益乃至負收益的特性。

明白人都知道，在哪種情況下，社會的法治相對更健全，更健康。

社會學上有一個著名的理論：破窗效應。

即如果放任社會上不良現象出現，那壞消息就會接連不斷，惡就會變本加厲，最終所有人都需要為此支付巨大的成本。

在規則混沌，法治不昌的地區，很快就會有人發現，在這個社會中做壞人，做狠人，做惡人是會給自己帶來某種“額外收益”的。

小到去飯店吃碗面，老板會笑嘻嘻地不敢收你錢；大到分房子、分地、分蛋糕時，分配者會優先滿足你的要求，甚至會悄悄多給一些以獲得你這個“狠人”的支持。

當惡人屢屢在現實生活中收獲這種意料之外的“收益反饋”時，惡人有什么理由不繼續惡毒下去呢？

我舉一個可能不太恰當的例子吧：

曾經有些城市的三甲醫院，一度魔幻般地出現了“專業醫鬧團隊”：

他們收錢鬧事，專門替一些病人家屬和醫院糾纏，拉橫幅擺花圈甚至抬棺材，以“人被你們治死了”為要挾向醫院索要巨額賠償。

院方、主治醫生甚至病人家屬都明白，很多時候，病人的不幸身亡根本無關乎醫生的醫術和救治方案是否得當。

但在現實中，院方及其上級行政機構的領導，往往顧及自身仕途和社會影響，以維穩的思維應對醫療糾紛。

本來自己無責的事情，反而要向病人家屬“意思意思”，給予數額不等的撫慰金。

本質上，這不是對弱者的悲憫和同情，這其實是對惡的縱容和鼓勵。

這也造成了“醫鬧”行為在多地越演越烈，久而久之，很多患者內心都形成了“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群體潛意識。

最后的結果，就是患者和醫生的雙輸。

唐山這起打人暴行，令人格外震驚的一個因素是，施暴者仿佛完全沒有將法律和懲戒后果放在眼中，呈現出一種無所謂的“悍然”。

現在我們得知，這些暴徒，很多人都有犯罪前科。

但顯然，這些人背負的累累案底，在現實中不僅沒有致其窮困窘迫，反而猖狂暴戾，穿名牌開豪車，瀟灑無比。

人很容易對“成功經驗”形成一種路徑依賴，作惡，也是一種路徑選擇。

很明顯，對于這伙兇殘的暴徒，他們在過往生活中習得的經驗教訓，以一種確信的反饋告訴他們：

“作惡，是一件收益極高的事情”。

（五）

燒烤店打人案之后，網絡上涌現出一波又一波舉著自己的身份證訴說不幸遭遇的“實名舉報”者。

根據樸素的生活經驗，我想這些試圖依靠熱點解決自身困境的普通人，在此之前，恐怕每一位都曾為脫離困境使出渾身解數。

好消息是，在輿論關注下，他們所反映的案件，迅速得到了解決。

但在故事的另一面，“蹭熱點式求助”無疑是一則隱喻：

輿情之下的雷霆出擊有多迅疾，它所映射出普通人面對不法侵害時，無力抵抗的現實困境，和求助無門的稽延歷史就顯得有多荒誕。

在恢弘的背景音樂之外，“掃黑務凈，除惡務盡”的大字不容置喙，但在領導案頭的成績匯報之外，在正能量新聞照耀不到的陰暗角落，在宣傳口徑外現實生活的罅隙之處——

我們知道，有一些惡，向來是被縱容著的。

而對作惡者的縱容，就是對良善者的犯罪。

這里是思維補丁，謝謝你的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