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為何出現大量的兩面人？曾國藩給出深刻總結，字字見血

撰文：趙立波
“兩面人”現象廣泛存在各個階段，更是危害性非常嚴重的一類人。兩面人歸根結底就是喪失底線原則，為了極端自私的利益，時刻調整政治姿態，或為謀利，或為自保，或為殘害對手而采取的一系列的偽裝。并且很喜歡表演作秀的一類人，是典型的政治畫皮式的奸臣。

狹義來講，歷史上凡是奸臣，都具有兩面人的特質，“巧言令色”、“見風使舵”、“長袖善舞”，這其中對政治的損害程度，其人所處地位決定了是否可稱為大奸臣的衡量標準。歷史上著名的大奸臣分別為“慶父、伯嚭、趙高、董卓、李林甫、蔡京、秦檜、嚴嵩、魏忠賢、和珅”與這些背歷史徹底曝光的大奸臣相比，歷史上被掩藏的兩面人是大多數，但是危害卻是廣泛的，甚至一度引領了整個政治氣氛。

原因只有一個，統治者未能及時甄別“兩面人”，從而攪亂了整個政治發展，影響了政治氛圍，與傳統的“浩然正氣”相對的是“歪風邪氣”式的一類人。鑒于中國歷史漫長，“兩面人”現象充斥于各個階段，為了具體呈現“兩面人”話題，本文則僅以有清一代的“兩面人”進行展開。歷代統治者在管理官僚隊伍，防止“奸臣”即兩面人上，積累了大量經驗。雍正一朝官員團隊效率較高，這與雍正高度防范欺蒙和“兩面人”有著重要關系。

雍正洋發畫像

雍正對官員的兩面性有著深刻認識和尖銳批評：他多次對臣下宣稱，事事不如乃父，“惟有洞悉下情之處，則朕得之于親身閱歷，而皇考當日所未曾閱歷者。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結黨懷奸，夤緣請托，欺罔蒙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面從背非，種種惡劣之習，皆朕所深知灼見，可以屈指而數者……《雍正奏折》向臣下反復證明自己閱歷豐富，飽經滄桑，就是要他們知道，這個皇帝騙不得，他最善于“洞悉下情”警告莫做面從背非的兩面人。

然而雍正雖然精細，在親自對官員考察訓誡后，依舊出現多次失誤。

那些曾經給雍正極其好的印象的官員，甚至成了極端貪婪的貪官污吏。湖北的一個官員，雍正看后說他“好相貌，似范世泰”，后來此人卻在任內貪污灌水銀一千四百余兩，收受地方商人賄賂二萬八千兩。另外一個是陜西的一個知府，雍正評價他“人著實明白，安詳，大有出息。”但此人后來因罪革職，也就是說，在皇帝面前一個樣，在工作時候又是另一個樣，以雍正情商之高，接見官員之多，終究看錯了許多偽裝的官員，對一向自信的他不能不說是一個打臉。

乾隆畫像

乾隆的精明不在其父之下，但卻被兩面人欺騙的例子不在少數。乾隆身邊的兩面人不僅僅是和珅，在和珅還沒成為巨貪時，有一個叫于敏中的，從乾隆九年開始屢獲提拔，擔任協辦大學士兼任戶部尚書，一時位極人臣。乾隆對他特別親密，甚至是于敏中犯了一般性錯誤都要為之保護開脫。認為于敏中不僅文采出眾，且辦事能力出眾，對乾隆忠心耿耿，在乾隆眼里于敏中是個老實能干的官吏。此人在乾隆四十四年去世，生前號稱廉潔，死后家人卻為分財產鬧得沸沸揚揚，甚至傳到了乾隆耳朵里。

和珅影視形象

于是乾隆只能以幫助分家為名，調查于敏中財產，居然達二百萬兩之多。合成今天的幣值，至少在兩個億以上。精明的乾隆都搞不清于敏中怎么能有這么多錢，直到甘肅省冒賑特大貪污集團案發，最終牽出了于敏中。當殺掉了最后一批甘省貪官后，乾隆帝頒布了一道洋洋千言的諭旨。上諭開頭便說，當年甘肅奏請恢復捐監時，“大學士于敏中管理戶部，即行議準。又以若準開捐，將來可省部撥之煩，巧言飾奏，朕誤聽其言，遂爾允行”，乾隆帝也承認了自己在這件事情上的失誤。諭旨接下來說，“其時王亶望為甘肅布政使，持有于敏中為之庇護”，以至放手大貪其污。幾年后的一天乾隆帝在把玩古董時，為了一件明朝嘉靖年間的古瓷觸動了情思。他由嘉靖皇帝的昏庸想到權奸嚴嵩的專擅，又由嚴嵩而想起了于敏中。為此，乾隆再次頒發諭旨，指責于敏中借著皇帝恩眷，招權納賄，并聯系甘省貪污大案，推斷“于敏中擁有厚貲，亦必系王亶望等賄求賂謝”。因此，將于敏中撤出賢良祠，避免尷尬。

咸豐十年的七月，曾國藩給他的至交郭嵩燾寫信，大談朝廷高層官僚的不作為和彼此傾軋自私的“兩面人”現象：“往在京師，如祁（祁寯藻）、杜（杜受田）、賈、（賈禎）、翁老（翁心存），鄙意均不以為然，惡其不白不黑，不痛不癢，假顢頇（糊涂馬虎）為渾厚，冒鄉愿為中庸，一遇真偽相爭之際，輒先倡為游言，導為邪論，以陰排善類，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

曾國藩生動形容了自嘉慶、道光、咸豐一朝的高層官員的雙面作風，這些要么就是三代帝師，要么就是大學士，可謂位高權重。為了維護自我利益，而不斷調整姿態，虛偽、無為，在政治生活中沒有黑白沒有立場，只有利益和位置是他們的立場，這些都屬于兩面人范疇。

曾國藩

其實早在曾國藩幾十年前，這種兩面風氣已經形成，著名的三朝元老曹振鏞可算是典型代表。曹振鏞能夠三朝不倒的秘笈與賣油翁的口訣差不多：“無它，多磕頭，少說話耳。”曾國藩眼里的這些高層官僚都是因為曹振鏞這樣的官場不倒翁影響下逐步形成的，這些兩面人，甚至是多面人，不一定是大奸大惡，但卻在政治中起到了嚴重的負面作用。

無獨有偶，曾國藩后期的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剛毅，編纂過一本《居官鏡》的書，書中整體表現如何為官，如何自我照鏡子，甚至說出了很有道理的一些政治名言：“夫賢與能，理本一致，豈容歧而為二”、“居官立身固以操守為本……若僅以操守博取名譽，而乃悠悠忽忽于地方事務不能整頓，茍且塞責，姑息養奸，貽害甚大……”就是說，為政不僅要清廉有節操，而且要務實行政，不作為不出錯誤也不是個好官，顯然剛毅將如何做一好官說的非常通透。然而事實上剛毅是一個什么樣的官員呢？

光緒二十五年（1889年）剛毅“欽差赴江南查辦專案”“但聞此次索道各省，多有收受陋規之事”。一路上收受大量陋規已經為人所知。

晚清官場

此后又去江南和兩廣各地大肆搜刮，不管什么錢都敢往口袋里裝，“歲得千數百萬，海內騷然，此猶托為公家所取者耳，而飽入私囊者乃不可勝數，蓋回京之時，箱籠等物至數千件。”看到的人都指著他的背說：“此中悉累累黃白物也。”其貪婪之狀令人發指。剛毅的所寫所做完全與所作所為是背道而馳，表面文章做的頭頭是道，背地里瘋狂貪贓，典型的清代末期兩面人代表。

這些歷史現象的發生，深刻揭示了舊時代官僚系統全面崩塌的深刻規律，那些“兩面人”也終于在大浪淘沙的歷史鏡片面前露出原形，留下可恥的聲名。

參考資料《曾國藩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