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荊教授：四十載犯罪學之旅 十二點發現與感悟

編者的話：1982年7月，張荊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團中央間接領導、中國社科院直接領導的青少年研究所青少年犯罪研究室，開始了漫長的犯罪學研究之旅。四十年研究成果豐碩，并對犯罪學有十余點發現與感悟，經張荊教授授權特刊出與讀者分享。

（張荊教授近照）

（一）城市化與犯罪率同步增長

與英國、法國、美國等早期工業化國家都市化與犯罪率攀升過程基本一致。中國現代的都市化進程并沒能有效擺脫城市化與犯罪率同步增長的“怪圈”，城市化與犯罪率呈現出高度相關。 城市化發展速度過快，超出城市應接能力，導致犯罪等城市病的出現。更重要的原因是城市化過程中未能在反歧視文化、戶籍制度、居住環境、子女入學、社會福利、勞動力培訓等方面進行綜合變革，使移民（流動）人口融入城市受阻，并逐漸成為了城市犯罪的主體。為此，為了有效擺脫城市化與犯罪率同步增長的“怪圈”，我國應當在科學控制城市發展規模和速度、推進城鄉一體化，緩解城鄉文化板塊沖突、改善進程農民工生存環境等方面綜合施策。

（二）逆城市化與社會治安黃金期

“三年自然災害”之后的1962～1965年是新中國成立至今全國犯罪率最低時期，被稱為“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治安黃金期。解釋其原因中國犯罪學界長期有“社會矛盾緩解說”和“經濟恢復說”。 但對相關史料研究發現，這一時期，在中央強令下全國壓縮了城鎮人口2600萬，令其返鄉務農。這種“逆城市化”是犯罪率下降的更為直接的原因。

(三)三大規范文化板塊碰撞

傳統犯罪學認為（如：迪爾凱姆“迷亂論”、塞林的“文化沖突論”）：急劇的社會變遷會沖擊原有的主流規范文化，使其裂變出眾多亞文化，并與主流規范文化相互抗衡，由此導致人們欲望的膨脹、行為規范迷亂，犯罪隨之增長。我的研究認為：中國在急劇社會變遷中并未出現主流文化裂變為多種亞文化的現象，中國主要表現為三種強大的文化板塊，即儒家規范文化、毛澤東規范文化和西方的規范文化之間的劇烈碰撞，導致規范文化混沌，使人們無所適從，削弱了原有的、單一的主流規范文化對犯罪的控制力，并與犯罪率攀升相關聯。

（四）貧富差距與犯罪率增長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犯罪率增長與基尼系數變化呈現高度相關，表明貧富差距拉大對犯罪率的攀升產生影響。但應該明確的是，這一時期犯罪數量的增長并不是改革開放以前因絕對貧困導致的“饑寒起盜心”，而是一種相對貧困與犯罪的關系，即基尼系數擴大導致的社會成員心理失衡所引發犯罪問題。因此，在經濟高速發展、貧富差距不斷拉大中，一方面需要改革“一次分配”，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機制；另一方面需要在“二次分配”中下功夫，尤其需要對弱勢群體予以傾斜，保障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醫療保障等需要，抑制弱勢群體的犯罪的增長。

（五）社會整合要素的關鍵性

傳統犯罪學理論認為，急劇的社會變遷會沖擊原有的經濟、社會結構以及傳統文化，加之社會流動的機遇增大，社會控制力減弱和犯罪成本降低，由此導致犯罪率上升。上述理論研究具有規律性，對眾多國家現實犯罪問題具有普適的解釋力，但并非鐵律。如在日本、瑞士、新加坡等國，急劇社會變遷并未引發犯罪問題大幅增加。究其原因，主要是社會整合能力的應變速度快于社會變遷引發社會裂變的速度，從而能夠有效抑制住引發犯罪行為的社會要素。由此帶來犯罪率上升不明顯，甚至是有所下降。所以，在研究社會變遷因素時，必須統籌考慮社會整合能力與速度。急劇社會變遷中社會整合的速度和能力是緩解社會沖突、抑制犯罪增長的關鍵要素。

（六）移民文化圈的規范文化變形

犯罪沖突理論認為，移民所持有的本土規范文化會與移住國的規范文化發生沖突，進而導致移民的心理和行為沖突，并與移民犯罪相關聯。 但我的研究發現：異質文化的沖突更多地表現為本土規范文化移入到他國移民圈的過程中發生了變形，這種規范文化的變形對移民犯罪的影響更大。具體來講，移民大多生活在異國的移民文化圈中，移民文化圈的規范文化對其影響最直接。本土規范文化原本對文化圈的移民犯罪具有抑制力，但因原有規范文化在移入的過程中，受到移住國社會歧視導致群體性抑郁、法與現實的沖突，以及種族仇恨錯覺等因素的影響發生了明顯的變形，因此大大降低其對移民犯罪的抑制功能，甚至會出現助長移民犯罪的傾向。

（七）制度環境差異與白領犯罪

白領犯罪又被稱為社會精英犯罪，一般指公務員、企業家、專業技術人、商人的犯罪。其中，國營企業家的犯罪類型和民營企業家犯罪類型存在顯著差異，主要犯罪類型依次是受賄、貪污、挪用等，而民營企業家的主要犯罪類型依次是非法集資、行賄等。是何種因素造成這種差異呢？我的研究發現：制度環境的差異決定了犯罪類型的差異。比如：國企的壟斷性特征決定其依附于行政權力可以獲取豐厚資源和財富。相對來講，民企缺少公權力優勢，一些民營企業家鋌而走險，通過行賄、非法吸收民眾存款等方式獲取企業所需項目和資金。

白領犯罪的個案研究還發現：究其犯罪原因與“街頭犯罪”的原因差異甚大，很難再用家庭、學校、社會成長環境惡劣的“三段論”套用分析。因為他們是社會精英，家庭成長環境優越，在學校成績優異，工作后受領導器重提拔。而“財務壓力+地位機會+犯罪合理化”是白領犯罪的基本路徑。比如：生活奢靡，包養情婦、炒股失敗、晉升行賄等出現了“財務危機”，此時相信利用職務之便可化解危機，同時尋找到犯罪合理化的理由，如“暫時用一下就還”、“自己的上級或同事也這么干過”等等。其中，犯罪合理化是白領犯罪的關鍵環節。

（八）公共安全領域犯罪凸顯的社會原因

近十余年來，中國食品藥品、建筑設施等公共安全問題頻發，屬社會機體“濃瘡”潰爛之外顯，是層層回扣的行業潛規則，以及行政強勢的半市場化的體制倒逼生產者偷工減料或違法獲利。行業腐敗和半市場化形造成了壓力型犯罪，因為不依從行業潛規則會被行業淘汰。豬肉漲價不讓豬肉包子漲價，在行政命令與市場經營雙重壓力下，不得不以次充好，以假亂真。抑制這種壓力型犯罪的辦法，需體制變革、釋放壓力。一是打破行業腐敗潛規則，并非由單個企業發起，而是由行業協會倡導且行動，逐步扭轉行業的腐敗風氣。二是順應市場價值規律，讓終端生產經營者隨市場波動合理獲利。

（九）為何黑社會性質有組織犯罪再度興起

中國犯罪學界解釋黑社會性質有組織犯罪再度興起的原因，主要有四說，即“二元社會結構說”、“境外黑社會勢力滲透說”、“公職人員腐敗說”、“立法滯后說”。 我的研究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黑社會性質有組織犯罪再度興起的最主要原因是“地下經濟”的產生和迅速擴張。地下經濟“產業鏈”和巨額暴利是有組織犯罪生成的土壤，是其逐漸做大的重要經濟保障。因此，為了更好的抑制黑社會性質有組織犯罪，應當在掃黑除惡專項行動的基礎上，采取上游抑制地下經濟，下游反洗錢，并輔以制度結構改革，才能有效地抑制黑社會性質有組織犯罪的發展。

（十）賣淫女性被害與社會保護

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賣淫現象“死灰復燃”并迅速蔓延，賣淫女性被害問題隨之凸顯。禁絕賣淫嫖娼是防止賣淫女被害的治本之策，但各種社會要素決定其無法在短期內實現。賣淫合法化使政府介入對賣淫女性的管理，會有效抑制其被害，但會沖擊現有社會倫理體系和法體系。中國出現了“禁絕不成，合法化不妥” 社會焦灼狀。警察為此承擔起打擊賣淫的職責，同時負責賣淫女性受害防止及基本人權的保護，于是出現了制度悖論，并與賣淫者被害和失蹤相關聯。建議探索建立社會組織介入賣淫女性人權保護的機制，用以解決制度悖論，減少賣淫女性被害。

（十一）修復人際關系阻斷仇恨延續

刑罰被稱為報復性正義，通過國家機器剝奪犯罪者的自由、財產，甚至生命，使其犯罪行為得到懲罰或無法延續，也使社會潛在的犯罪者不敢犯罪，并可平息民怨，維護社會秩序。但是，報復性正義無法修復被犯罪行為破壞的人際關系，加害者與被害者之間仇恨、敵意、恐懼、怨恨依然存在，甚至會波及家庭、家族和社區，帶來更深刻、更廣泛的社會沖突。從這個意義上看，人際關系的修復意義重大。恢復性司法能解開“以惡制惡”的死結，它通過“社區小組”、“受害者與犯罪者調解會議”等方式，在加害方與被害方之間建立對話機制，以犯罪者的真心懺悔，主動承擔責任，被害者的寬恕與諒解，化解矛盾和沖突，修復人際關系，重建社會支持系統，最終阻斷仇恨、恐懼和犯罪的蔓延。

（十二）最好的社會是尋找到最佳平衡點的社會

四十年前步入犯罪學的殿堂，我一直相信犯罪學研究的價值是消滅犯罪。哲學家羅素說過：“當我們研究任何事物或思考任何觀點時，只需問自己事實是什么，以及這些事實所說明的真理是什么，永遠不要被自己更愿意相信的東西所影響”。經過四十年對犯罪事實的審視而非“愿意相信”，我的研究結論是人類無法消滅犯罪，犯罪只能被治理和控制。因為，消滅犯罪有兩個前提，一是消除沖突；二是消除欲望。矛盾沖突普遍存在，并將伴隨人類社會始終。而消除欲望則指在犯罪機會出現時能夠實現自我控制。對于高等動物的人而言，百分之百地實現自我控制是很難的；對于群體而言，百分之百的人實現自我控制更是難上加難。沖突和欲望雖然與犯罪相關聯，但也與社會的活力和創造力相關聯。迪爾凱姆曾經說過：沒有犯罪的社會一定是病態社會。當所有犯罪行為被社會控制到極致，人們活力和創造力也會被控制到極致，結果是社會進步的停滯。所以，最好的社會是在控制犯罪與社會活力和創造力中尋找到最佳平衡點的社會。

此文感謝皮藝軍和翟英范教授主持的“中國犯罪學理論研究口述史”對張荊教授的專訪，感謝黃旭老師的整理和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