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夢想奔赴的京滬，70后為何正在逃離？

　　上一篇發出后，后臺有人留言，嫌前面鋪墊太多，后面草草收尾，并表示“后面更是我想看的”。

　　確實，當時限于篇幅，關于如此“親滬”的我為何沒去上海，反而來了杭州這段，沒有展開敘述，從而顯得結尾比較倉促。

　　所以這一篇，我接著來講講故事的后半段。

　　畢竟，逃離還是逃回北上廣，是這些年一直被議論，但從未被實證過的一個熱點話題。恰好最近國家統計局出版了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分縣數據資料，為終結這個話題提供了定量的數據支撐。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涌入北上廣和逃離北上廣其實是兩個并存的現象，只是涉及的代際、人群不同。

　　而我的經歷，不過是為此做了一個不太典型的注腳罷了。

　　01

　　我是2006年上的大學，那時候北京、上海的進入門檻已經很高了。用我們某位任課老師的說法，“你們生晚了”，因為早些年，211畢業生是可以直接在京滬落戶的，而現在就難了，想進起碼得是碩士。

　　所以盡管那時候全國考研人數比現在少得多——我參加那年是140.6萬，僅相當于2022年報考人數（457萬）的三分之一都不到，但我們學校的比例卻很高。記得考研報名那天，隊伍從圖書館旁的階梯大教室一直排到食堂。

　　還算幸運，我也考上了某TOP10學校。可惜后來因為家里拆遷，爸媽不懂政策，稀里糊涂就讓我放棄讀研，回了嘉興，這也成為我此生最大的遺憾。

　　由于學歷上的BUG，我一直沒膽量去京滬闖蕩，當然我同學里面也有膽子大的，而且后來混得都不錯，有些還進了新京報、央視等媒體。這在當時看來，算是行業天花板了。

　　應該說，相比我的猶猶豫豫，我的那些同學們的選擇代表了大多數年輕人的想法。根據《2020中國人口普查分縣資料》，90后年輕人普遍傾向于奔赴城區人口300萬以上的大城市尋求發展。尤其是城區人口1000萬以上的超大城市，2010-2020年期間，90后占比增長超過60%。而城區人口300萬以下城市的90后年輕人比例，則出現明顯下降。

　　其中，深圳、上海是90后增長比例最大的兩座城市，占比均提高了有一倍之多。

　　尤其是上海，除了奉賢、金山、崇明以外的每個區，90后的比例都由于大量外地青年的涌入，而增長了80%以上。長寧、徐匯、閔行等區，更是超過120%。

　　另兩座一線城市北京和廣州則緊隨其后，整體提高了80%以上。此外，廈門、東莞、杭州、南京等新一線強二線城市，90后占比變化率也都在50%以上。

　　考慮到這些沿海發達城市本地人的出生率都較低，可以肯定，增長的90后比例主要來自外地新涌入的青年。這些外地青年大部分來自中西部地區。對他們來說，反正家鄉是回不去了，反正是要出來闖蕩的，與其落腳二三線城市，然后努力向上攀爬，不斷往更高一級的城市置換，還不如一步到位，先擠進北上廣再說。

　　反倒是戶均資產500萬+的江浙人（根據2021年最新數據），往往小富即安，既羨慕大都市的繁華，又受不了擠地下室的苦，思來想去，最后還是安耽留在老家，性價比最高。

　　這點在嘉興人身上體現得十分明顯。想我當年的那些高中同學，無論高考分數多高，絕大多數都選擇了報考省內高校。即便是那些出去的，哪怕是入讀985，或是出洋留學，最后大多也還是回了嘉興，過上了平淡而富足的小日子。

　　他們的想法普遍是：沒錯，你是去了大城市，看上去風光，但就北上廣的高房價和落戶門檻，你能留得下來嗎？與其在他鄉浪費青春，臨到中年再灰溜溜滾回來，還不如一開始就別出去瞎折騰。表面上看，這種想法有點消極，但經歷了人世風雨后，你才會發現其中的人生智慧。

　　02

　　2013年，我去湖南長沙參加紅網舉辦的年度全國評論大會，遇到一位供職于深圳某報評論部的同行。閑聊間得知，經過2009年那一波4萬億救市資金的刺激，他家所在小區的市價已經從當初購入時的8000多元，漲到了5萬一平。

　　這差點沒驚掉我下巴。因為當時嘉興的平均房價才七八千，哪怕杭州一般也就一兩萬。深圳的房價刷新了我對一線城市的認知，深深感到啥叫高不可攀。

　　回頭再看，10年前的我還是too young to simple了。因為今天，深圳那個小區的房屋售價已經接近20萬，而杭州也早就遍地10萬+樓盤了。

　　表面上，各地房價好像都漲了幾倍。套用某位網紅前媒體人的話講，都漲價等于沒漲價。問題是，這種漲幅收益只屬于有房一族。對于那些還沒上車的年輕人來說，如今的購房門檻已經高到了難以企及的地步。

　　想我剛參加工作那會，一個月工資三千多，嘉興房價七八千，也就是兩個月收入可以買一平米。加之我很早就開始在外發稿，工作第二年月入即過萬，所以買房、還貸壓力并不大。但現在杭州房價動輒五六萬，試問有幾個畢業生月薪能有兩三萬的？

　　所以，雖然近段時期國家接連出臺樓市刺激政策，特別是9月30日那天，財政部、稅務總局、央行等部門多箭齊發，又是下調首套個人住房公積金貸款利率，又是給予居民換購住房個稅退稅優惠，以至于有人拿它跟2014年的“9.30新政”相提并論——后者開啟了長達五年（2015-2020）的全國性樓市上張行情的序幕。

　　問題是，經歷過上一輪漲價去庫存對于“六個錢包”的洗劫，如今家庭的負債率普遍已經達到峰值。加之這幾年經濟不景氣，無論楊白勞還是黃世仁，家里都沒余糧了。所以任你再怎么刺激，作用也不會太大。

　　正因如此，現在有越來越多年輕人選擇躺平，打死不買房。但年輕人可以租房，中年人卻沒法如此瀟灑。畢竟要結婚，得有房；小孩上學，得有房。可看著北上深等一線城市動輒二三十的房價收入比——也就是一戶家庭不吃不喝二三十年的收入，才能買得起一套房，絕大多數人只能選擇含淚逃離北上深。

　　這點從七普數據中也能找到印證。統計發現，在20個90后，也就是20-29歲年齡段人口流入最多城市中，珠海、成都、中山、杭州40-49歲中年人口增長最快，達到15%以上；寧波、廣州、昆明、武漢等的增長也有10%左右。說明年輕人來到這些城市后，大多選擇扎根定居下來，而不是工作幾年，賺一票錢，就逃離了。

　　但另一邊，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東莞這5座城市的70后人數，卻在過去十年間出現負增長。其中南京、東莞的降幅不到5%，京津滬則在10%以上，考慮到40-49歲人口的自然死亡率，可以較為肯定的是，北京、天津、上海的70后中年人口出現了凈流出。

　　都說中年人是社會的頂梁柱，所以中年人的去留選擇，有時候比青年人的流向更具有指標意義。作為一名準中年人，沒有北漂滬漂經歷的我，也是在而立之年以后來到的杭州，一座中年人口快速增長的城市。

　　03

　　2018年，當我拖著行李箱從嘉興來到杭州時，各地搶人大戰正酣。相較于京滬高高在上的戶籍門檻，廣深遙遙領先的房價，作為這場大戰的主角，以杭州、西安、成都、武漢等為代表的眾多新一線、強二線城市，無論是對年輕人，還是中年人，都要友好得多。

　　以杭州為例，雖然錢江兩岸的房價已經達到10萬+的水平，但余杭、蕭山、臨平等區域，還是有大量三四萬甚至一兩萬，適合初來乍到年輕人的上車盤，以及辛苦打拼中年家庭的改善盤。加之各種補貼獎勵，所以那陣子，杭州每年都能吸引來幾十萬外地人。像未科、良渚等處的地鐵站口，每到晚上七八點，烏泱泱全是下班歸巢的人群。

　　至于比杭州房價更親民、上車更容易的成都、武漢、重慶等中西部中心城市，更是搶人大戰的受益者。2010-2020這十年，成都、西安、鄭州、武漢等城市的人口增幅均在百分之二三十以上，高的甚至超過50%。

　　盡管在很多方面，比如公共資源、政務水平，它們較一線城市還有一定差距，城市的天花板也沒有一線城市來得高。但有資格觸碰天花板的頂級人才畢竟是少數，大部分還是像你我這樣的普通人。相較于一線城市高強度是生存競爭壓力，能夠兼顧工作和生活，讓90后年輕人和70后中年人都留得下來的二線城市，無疑更具吸引力。

　　事實上，這種舍一求二的人口流動趨勢并非中國獨有。在美國，這些年人們，尤其是科技類人才，同樣越來越傾向于奔赴休斯頓、達拉斯、沃斯堡等二線城市。至于像紐約這樣的傳統一線城市，2017和2018年，居民人數甚至出現了下滑。五個大區中只有斯塔滕島（Staten Island）人口數小幅增加，其他四個大區的居民人數均呈現凈流出。

　　美國人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就我個人而言，雖然從小都心向上海，最終之所以在而立之年，選擇來到杭州，一方面是因為經過此前的多年打拼，有了一定積蓄，可以承受杭州的房價；但更重要的，則像有次我在接受浙江電臺采訪（采訪全文請見《》）時說的，杭州既有不錯的工作機會，又有美麗的自然風光，進可以打拼事業，退可以享受生活，兩者相對比較平衡。

　　畢竟，對于從小不曾為溫飽犯過愁的年輕一代來說，在選擇城市時，已經不再像父輩那樣，只看哪里賺錢多。他們更重視生活與工作的平衡感。這種選擇上的變化，或許能給未來的城市主政者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和提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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