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超 在批評聲中找“藥”

做演員時，鄧超的演技一直備受好評，他根本看不見房間里的那頭“大象”。當了導演以后他才發現，門是關不住“大象”的，甚至在無數個夜晚和清晨，那扇門會自動打開，批評的聲浪涌入進來，一下一下地拍在他身上，他能夠感受到那種疼痛感，這種疼痛感也一直留在他的身體里，很多年都無法消散。他知道自己不能坐以待斃，必須要在批評聲中找到解藥。

文｜正在自省的Elly

來源：陳魯豫的電影沙發（lyyy_scndgs）

流浪的球

每部電影都有它的命。

創作者為其孕育骨血，誕生以后命運交給觀眾，前途或好或壞，都由不得自己安排。

目前看下來，《中國乒乓之絕地反擊》（以下簡稱《中國乒乓》）真是命途多舛——影片原本定檔2022年十一國慶檔，結果臨時撤檔，新預告片發布時，有觀眾發現，很多細節已被改掉。再次定檔大年初一春節檔，結果又因為排片、票房、宣發等種種原因改檔到大年初三。等到大年初三上映了吧，結果第二天又突然宣布撤檔。

海報上的字從2022年的“敬請期待”改成2023年的“共同期待”，導演之一的俞白眉開玩笑地說，“我們的好朋友郭帆吳京拍了一部電影叫《流浪地球》，我們拍了一部電影叫《流浪的球》。”

2月17日，這顆“流浪的球”終于正式與全國觀眾見面了，但導演鄧超仍然恍若夢中——“可能不上映一周，我都不相信它真的上映了。”

他想起過去幾年里所經歷的種種，覺得大家都不容易。拍片那段時間，幾乎每一天，他都會在工作中遇到各種想象不到的阻力，“我們有幾次是準備停拍的，因為你拍完一個點準備去天津或者準備去哪里時已經不能去了，你只能閉環。不能去外地的時候，那只好待在北京吧。待在北京的時候，你剛把最大的棚找完，你把地面剛剛做完，說北京也不能拍了，又開始一個多月的等待，五六百人在幾個酒店里面，資金每天在支出，再繼續去哪個城市呢？哪個城市可以讓我們這么多人到達那兒，然后繼續在那么快的時間里再找到場景呢？還有很多演員，原本可以來的，后來來不了了。”

一種無奈感、無助感和無力感緊緊包圍著他，最終他將這些感受都放到了電影里。

片子在大年初三上映以后，僅一天時間，排片占比便從10.2%跌到4.7%，面對這個結果，鄧超表示非常理解——“別人也很不容易，電影院更不容易，初三排成這樣是應該的，可能如果換作是我，我也會這么排。大家都很難，特別是那些大投入大制作的，像郭帆，投資那么大，肯定壓力也非常大，這五年間特別是這三年，我相信是每個人最難的三年。”

編不出來的好故事

接受魯豫采訪時，鄧超講起拍攝《中國乒乓》時的往事。電影取材于九十年代初國乒男隊低谷時期的故事，而這并不是電影一開始要拍攝的方向。但俞白眉是乒乓球迷，他向鄧超講起中國乒乓的里程碑事件——1995年世乒賽。

此前，中國男乒因為1988兵敗漢城奧運會，一直處于低谷期，外界都說，中國男隊要想重新站起來，起碼需要十年以上的時間。當時，被公派到意大利執教的蔡振華受中國國家隊邀請，毅然選擇帶著懷有身孕的妻子回到北京，擔任國家隊主教練，面對國內外各種質疑，他仍然堅持大刀闊斧地改革，最終他組成的“男乒新五虎”在1995年天津世乒賽上實現了“絕地反擊”，重新奪回斯韋思林杯。

鄧超聽完后，覺得這是一個“編不出來的好故事”，一定可以拍成一部好看的電影。“我作為一個不太懂乒乓的人，都非常想拍，非常想演，這是真正屬于那個時代的故事，我覺得是非常值得拍的。這個劇本也有過很多次的打磨，特別是前期的備采，有那么多的（素材），你看處處是真事，而且全是他們真實發生在自己身上的，藝術加工是比較少的，除陳文之外，里面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是活生生在我們身邊的，就是這種超級英雄吸引著我，所以非常想拍他們。”

電影最初拍攝時，蔡振華還曾打過電話問鄧超和俞白眉——你們可以嗎？你能拍出來嗎？“但是我覺得最了不起的是蔡指導的風度，在我們說完之后，他馬上說，那我懂了，對不起。”電影拍攝進行到中期時，有一天蔡振華來探班，鄧超原本很忐忑，當時他剛拍完一場戲，結果聽見蔡振華說：“鄧超，可以！”那一刻，他心里的石頭才真正落了地。

后來成片出來之后，蔡振華又看了三四次。他曾經跟鄧超說過，他們這些運動員出身的人是不會輕易流眼淚的，因為專業運動員不允許如此，尤其是在賽場上，你的悲或喜絕不能被對手看見，所以只能等觀眾離場后，情緒才可以釋放。但在看這部電影時，蔡振華數度落淚。

片中另一位原型人物——許魏洲飾演的白民和原型、中國乒乓名將馬文革，在天津和鄧超、俞白眉一起看片時，幾乎每隔十分鐘就出門一次，鄧超心想：這片這么讓人坐不住嗎？后來他實在忍不住了，去向馬文革詢問頻繁離場原因，馬文革說，他是看得“受不了了”，不想在別人面前哭，只能去門口抽根煙緩一緩。結果一抬頭——“嘿，看見天津體育館，我又開始哭了。”

這些原型人物的看片反饋，也讓鄧超在壓力中充滿了動力。早在電影開拍之前，他和俞白眉就曾說過：“我們是一個體育題材，但不只是體育題材，我們是拍乒乓，但不想局限于乒乓。我們要做一個非常標準的類型片，要做一個好看的電影。它不只是講老戴和王盈的故事，它可能是講近十個人的故事，只有這樣，這個作品才夠完整。”

2月15日，在北大映后分享會上，有個女孩說她看哭了。劇中有段情節是鄧超飾演的戴教練在輸掉哥德堡比賽之后，因為腰傷不得不去做一個手術。這一幕讓女孩想起自己——她在去年秋招最關鍵的時刻也做了一個不得不做的手術，當時在醫院里她很崩潰，所以當看到類似遭遇時，她哭得特別厲害。

女孩說：“我沒有想到能夠在這樣一個自己甚至不太感興趣的題材里面找到很多自己的影子，也沒有想到這樣一部可以預見反映什么主題思想的電影能帶給我這么大的共鳴。”

鄧超和俞白眉都是體育迷，用鄧超自己的話來說——看中央五的時間可能都超過了中央六。在他看來，體育是能夠治愈人的。他希望電影拍出來之后，那些不懂體育或者不愛看體育節目的人，也能夠喜歡這部電影。

大象就在客廳，真當看不見？

從2014年開始，鄧超嘗試做導演，和好友俞白眉一同執導了《分手大師》《惡棍天使》等影片，結果上映后遭到網友群嘲，有網友毫不客氣地評價：鄧超+俞白眉=爛片。

那段時間鄧超備受打擊，“就‘勸退組合’啊，包括（說我們）互相手里有對方的把柄啊，那個階段還真挺疼的。”他和俞白眉經常一起交流，有時候他會因為這些批評聲情緒起伏很大，每當這些時刻，俞白眉都會對他說：“明明大象就在客廳里，真當作看不見嗎？”

但事實上，鄧超曾經一度想要把大象關在門外。

年輕時他留過一陣長發，劉海像窗簾一樣完全遮住眼睛，就因為他不自信，他害怕直接面對這個世界。當聽到一點點否定的聲音或是看到一點點異樣的目光，他都會反應特別大。后來來到北京，考入中戲學習表演，成為演員，他因為演技一直備受好評而根本看不見那頭“大象”。

他知道自己有點“小聰明”，什么事情好像不用特別使勁兒就能做得還不錯。以前沒做導演時，看到別人的電影也沒太多敬畏之心，根本意識不到別人有多強，有多了不起。他評價那時候的自己“特別浮躁”，像是“沒有根一樣”，有時候回憶起曾經的自己就有點“受不了”。

“原來我是不太懂得反思的，也不太知道反思的力量，就是悶著頭往前走，其實你要理性再理性地去看自己是比較難的。我太太說了我很多年，她說——鄧超，你為什么這么驕傲？她這句話讓我自豪了很多年你知道嗎？很蠢的，我不知道那是最嚴肅的批評。”

后來做了導演他才發現，門是關不住“大象”的，甚至在無數個夜晚和清晨，那扇門會自動打開，批評的聲浪涌入進來，一下一下地拍在他身上，他能夠感受到那種疼痛感，這種疼痛感也一直留在他的身體里，很多年都無法消散。他知道自己不能坐以待斃，必須要在批評聲中找到解藥。

那味能治療自己的藥，就是學會反思，學會正視自己的不足，找到自己在導演這一職業中的短板。“我的短板太多了，比如說對文本的控制，比如作為導演要怎么協調每個部門，比如你和攝影師討論，你都沒攝影師懂，怎么和他去探討呢？怎么去要求呢？要求不了。但別人的要求你又聽不懂，這怎么弄？就去學嘛。好在這是一個自學很好的時代。”

鄧超想起在做《銀河補習班》時，有幸見到漢斯·季默，對方聊到做《星際穿越》的配樂時其實自己也很痛苦，當場把初版給鄧超彈了一遍，跟鄧超說，當時諾蘭覺得這一版好像不是電影里宇宙的感覺。后來突然有一天，漢斯·季默一拍腦門兒，一個手指彈出了《星際穿越》的曲譜。“他就在現場彈，我們聽得如癡如醉，你去他那兒深入了解之后才發現，音樂是這么做出來的。”

從《惡棍天使》之后，他和俞白眉組建了一個“學習小組”，經常一塊交流。《中國乒乓》里有一場吳京和鄧超在海邊的對手戲，兩人有段臺詞，大概內容是——“你反正死都不怕，還怕個球啊。”“那如果到死那天都沒贏該怎么辦？”“起碼你可以踏踏實實地閉眼了。”這段臺詞就是鄧超和俞白眉在一次交流中碰撞出來的。

表面上看是戲中兩代教練的交談，實際上也是戲外兩位導演的心聲。他們想要拍出一部好看的體育電影，希望《中國乒乓》能夠是一部可以留在時間里、有生命刻度的電影。節目中鄧超對魯豫說：“我們這次一定不做一個‘勸退導演’，我們就在路上。”

那天在中國人民大學的映后分享會上，當聽到有同學說這一次導演的進步特別大時，鄧超回應道：“我們的成長其實是來源于觀眾的批評，其實這些聲音不只是對于我在導演這條路上（有幫助），我覺得可能在我這一生當中，它都教會了我一個東西，叫反思，是真正面對自己開始反思。在那些批評當中你會發現，其實很多人都是在為你好。”

節目錄制當天，他去大學里跑路演時看到學校里滿墻的書，突然心生遺憾，覺得自己當年看書看得太少。曾經別人會安慰他——你這樣也挺好的，要不然也不會是現在的你。以前這種話他還能聽進去，但如今已經不太認同，因為他知道，其實一個人可以成為更好的自己。

大象就在客廳里，正視它，接受它，擁抱它，自己才會更強大。

這一切沒有想象得那么糟

這是鄧超第五次做客《魯豫有約》，魯豫想起上一次見他差不多是在四年多以前，當時他正在籌備《中國乒乓》。魯豫覺得，四年沒見，鄧超已經相比從前有了很大變化。“你真的能夠感到這個人不僅僅是年齡成熟的變化，還有很多內在的變化，他慢下來了，穩下來了，用他自己的話來講，就是好像變得更加謙卑，能夠感知到周圍更多的善意，這是一個人真正成熟的表現。”

《中國乒乓》從籌備到拍攝，歷時五年。鄧超覺得這五年里，家人給了他很多幫助與鼓勵。尤其是疫情這三年，他因為在外拍攝，和家人聚少離多，他空閑時家人沒有時間，等家人有時間了，他又在拍攝。連在視頻和電話里遇見的機會都很有限，想要面對面就更加難。

有時候他壓力很大，一些負面情緒可能會波及到太太孫儷，前些天夫妻倆就有一點兒沖突，一天沒發信息，鄧超覺得缺失感很強，很難受。“特別是回到酒店，因為每天的工作也非常滿，結果也沒跟家里視頻上，覺得好孤獨啊。”鄧超忍不住了，第二天一大早就發了一條信息給孫儷：在嗎？“我想她肯定不會回的。結果她說，在陪媽媽吃飯呢。還說，你要現在吵嗎？我說不不不，不影響你。她后來說，‘我根本沒生你氣，我還幫你買了雙鞋呢！’她的回復是這樣的，所以其實很多時候我更像孩子。”

在鄧超心里，太太孫儷是一個“太有力量”的女性，“你會覺得她每天都在進步，她說去學東西就去學了，比如她說要練大提琴，就去練了，現在已經準備去考級了。她練書法，每天五六點起來就在那兒寫。她就是一個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有時候我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她經常說我，你真的別再聊這個事情了，你就說得很好聽，你趕緊去做吧！”但最近幾年，鄧超發覺在孫儷的影響下，自己變得比從前更加專注于做一件事，他覺得，孫儷就是他的老師。

兩個孩子最近也跟著他跑了幾站路演，知道爸爸壓力很大，也想方設法地安慰爸爸。鄧超家里有塊小黑板，以前每次他要離開家時，如果孩子們還在學校或是還沒起床，他都會寫一段話。路演期間有一天回家，兒子等等一直把鄧超往黑板的方向帶，但鄧超一直沒明白兒子是什么意思。第二天，等等實在忍不住了，對鄧超說：“爸，你看我給你寫的東西。”鄧超這才發現，那塊黑板上，寫了一個“颯”。

女兒小花也會編一些手繩送給爸爸，鄧超在今年春晚舞臺上表演時，手腕上戴著的黑白手繩就是小花編的。雖然電影的創作過程極為波折，但他現在回想起來，因為有家人的鼓勵，因為有很多人的支持，其實在拍攝期間每天走進片場時他覺得都很幸福，這種幸福感甚至比以往來得更加強烈。

電影上映前，鄧超和俞白眉帶著其他主創跑了多所高校，他們希望能讓更多觀眾看到《中國乒乓》這部電影。在人民大學映后交流會上，鄧超說自己還是很忐忑，因為這是《中國乒乓》第一次與這么多的年輕觀眾見面。一旁的俞白眉感慨道：“這部電影所經歷的波折要比大家想象中更多一點，確實一直在‘流浪’，如果大家覺得電影好看的話，幫我們傳播一下，這個電影不像大家想象得那么糟糕。”

事后鄧超對魯豫說，他們現在的壓力是很多人可能還沒有看就開始批評這部電影。“這也是我們最近比較焦慮的，可能（因為）之前的電影沒那么好吧。”

他想起節目錄制前一天，《中國乒乓》里的“五虎”在直播，聊著聊著突然憂傷起來，開始向大家道歉——他們覺得是因為自己沒有名氣，不夠紅，所以不能給這部電影帶來更多關注。鄧超看到后與“五虎”做了一個連線，對他們說：“你們不要道歉，其實應該是我向你們道歉，因為之前我們作品的一些問題，我們要和你們說聲對不起。”在鄧超看來，五位青年演員都非常棒，“我也通過《魯豫有約》向各位導演推薦一下，他們真的很優秀。我覺得在這一年當中認識他們真的了不起，愿意拿出一年的時間來拍一部電影。”

路演時，鄧超發現很多人都會提到“陳文”。

那是阿如那飾演的角色，也是電影中為數不多的虛構人物——他八歲進體校，十九歲進國家隊，圍著綠臺子拼死拼活打了十幾年。他是中國弧圈打得最好的乒乓球手，但也正因為打得好，成為國家隊“秘密武器”的陪練。日復一日，他心灰意冷，不想再當“墊腳石”，最終選擇離開國家隊，回了老家。

陳文離開隊伍之前對戴教練說：“只要我能掙到錢，你就拿我當冤大頭，要多少我給多少。”而影片中最后一次有他的鏡頭出現是在天津世乒賽直播期間，彼時陳文是一個燒烤攤老板，跟著食客們一起在電視上看比賽，當中國隊奪冠后，他坐在角落里激動得大哭，說“我覺得我也贏了”。

魯豫說那是電影中極其動人的一個時刻，“你以為最后給他的安排是他會成為一個大款，想怎樣就怎樣，但是你發現不是每一個夢想最終都能夠實現，而這才是生活。”

鄧超也曾有過和陳文相似的感受。那時他還在江西，對這個世界充滿幻想和渴望——想要騎摩托旅行，想要去一趟大城市，想要離開江西看看外面的世界，想要考上北京的高校……他有很多很多夢想，但對當時的他來講，每一樣都遙不可及。在他看來，很多人都是陳文——可能人生中有無數次吶喊，無數次努力，覺得自己明明可以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但就是成為不了。

編劇劉恒在看過《中國乒乓》之后說，這部電影給了他特別深刻的啟示，甚至超越了對失敗的認知，也超越了對乒乓球的認知，“它所解釋的是人生的意義。”后來鄧超一直在回味劉恒那番話，他覺得自己的職業也是如此，可以讓他搭上通往不同人生的列車，進入到不一樣的生命旅程里，汲取力量，收獲意義，最終也將這力量、這意義展示給大家。

這是一種無法比擬的幸福，這種幸福感讓他不愿意停下腳步。他想繼續學習，繼續在路上，做好演員，做好導演，拍好故事。

采訪素材參考及配圖來源｜《魯豫有約一日行》鄧超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