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技術賦能中國服務業成長：作用機理與實施路徑

作者簡介

夏杰長 熊琪顏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應用經濟學院

發表于《China Economist》2022年第6期

摘要

數字技術作為數字賦能與數字經濟發展的工具和載體，近年來同服務業密切融合，使得產業內出現工業互聯網平臺、新零售、在線教育等新業態新模式，促進中國服務業向提質擴容和轉型升級的目標邁進，推動服務業成長，具體表現為產業規模不斷擴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提質增效、增進民生福社和自主創新能力不斷增強這五個方面。目前我國服務業數字化仍存在數字化發展程度不夠、發展水平參差不齊、要素支撐能力較弱、政府扶持力度有待增強等問題，未來應從完善基礎設施和平臺建設、強化要素支撐和加強政策制度體系建設等方面予以完善。

數字技術；服務業；轉型升級

聯系人：夏杰長，郵箱：xiajiechang@126.com。

基金項目：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項目“數字經濟賦能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研究”(2022CJYB004)。

一、引言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蔓延，各國局勢錯綜復雜，我國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經濟社會發展面臨諸多挑戰，尤其對于需要線下開展的經濟活動造成了嚴重沖擊，其影響正在逐漸顯現出來。但隨著科技進步帶來的新一代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數字經濟逆流而上，獲得大幅增長(鐘業喜、吳思雨，2022)。《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1)》顯示，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9.2萬億元，占GDP比重達到38.6%，保持9.7%的高位增長速度，成為穩定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而這其中，數字技術是數字經濟的核心要素，是數字經濟價值創造的生產力基礎，也是數字經濟的引擎和運行的支撐(何玉長、劉泉林，2021)。數字技術是指以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共享經濟為代表的數字新技術(陳曉紅，2018)，它作為一種技術要素參與產品生產過程，改造傳統的生產制造技術，顯著提升了生產率。數字技術還重塑了經濟社會發展形態，通過與產業融合不斷衍生新業態和新型商業模式，推動數字經濟高速增長(胡優玄，2022)。“十三五”以來，我國服務業比重不斷提升，生產性服務業加快向專業化方向發展，生活性服務業繼續向高品質拓展。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為53.3%，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4.9%，拉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4.5個百分點，分別高出第二產業13.9、16.5和1.4個百分點，這足以說明我國已經邁入服務業為主的發展階段，而數字經濟從根本上改變了服務不可儲存、不可貿易的性質(江小涓、羅立彬，2019)，給服務業帶來新的發展契機?；诋斍鞍l展環境和未來的技術演變趨勢，厘清數字技術的內涵特征，分析數字技術賦能服務業成長的內在機理，探索促進數字技術與服務業融合發展的主要路徑，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二、數字技術賦能服務業成長：基本內涵與理論依據

(一)概念與特征

1.數字技術的演進

數字技術作為數字賦能與數字經濟發展的工具和載體，成為轉型時代產業發展供給側改革的觸發器、需求側改革的探測器。時代的發展和變化促使數字技術在不斷更新，20世紀90年代數字經濟界定的焦點集中在互聯網上，而當代，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AI)、虛擬現實、區塊鏈、3D打印等數字技術同樣成為與數字經濟融合發展的核心驅動技術。隨著數字技術與信息產業的深度融合，數字化浪潮正在席卷全球并深刻改變著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以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出現，進一步加速了經濟社會發展領域中數字技術、信息系統、智能基礎設施的重構式創新發展。

2.數字技術的內涵與特征

人們普遍認為數字技術是從計算技術、微電子技術以及現代通信技術所構成的新技術群體發展而來的，它的實質就是要實現各種信息的鑒別、轉換、儲存、傳播以及應用等功能。另一些學者則認為目前ICT的范疇是隨著電子技術走向成熟而逐步縮小到傳輸數據、處理數據等方面，相當于廣義上的數字技術。數字技術作為一種典型的通用目的技術，其技術—經濟特征主要表現為滲透性、替代性以及協同性上。滲透性即數字技術能夠直接或者間接地介入社會生產、分配等環節，通過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持續賦能社會經濟，擴大經濟增長空間。替代性指在全社會投資和消費中，數字技術資本以其穩定性和可靠性的優勢，持續取代非數字技術資本促進經濟增長的能力。協同性意味著數字技術能夠促進大規模社會生產計劃的制定，使網絡化協作成為可能，并且隨生產要素特征、規模、結構等因素的變化而產生不同的“化學反應”，從而體現出數字技術在生產率提高方面的重要性。

3.服務業成長的內涵

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礎上實現“兩步走”的奮斗目標，到本世紀中葉實現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必須依靠現代產業體系這一重要依托，服務業是現代產業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主體，是建設現代化強國的堅實基礎。近年來，數字技術同服務業深度融合，使得產業內新業態不斷出現，新模式不斷被激發，新服務不斷出現于競爭合作版圖中，有效促進了中國服務業向提質擴容和轉型升級的目標邁進。服務業的成長，不僅是總量的增長，更重要的是發展水平的提升。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十四五”時期是加快推進以創新驅動為主線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時期，也是服務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攻堅時期，從而把持續擴大產業規模、優化產業結構、實現提質增效、增進民生福祉、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發展歷程稱之為“服務業成長”。

4.數字技術下的服務新特性

在由“數字化”革命形成的服務型社會中，數字技術極大地改變了服務的特性。第一，數字化衍生的巨量信息服務，極大地改變了資訊和知識的傳播、溝通方式，如網絡搜索服務，為消費者提供了幾乎無成本的信息服務。第二，服務生產過程被重組。在數字化的條件下，生產過程被分解成許多專業化環節，利用全球不同地點在人力資本、成本、市場、規模經濟等方面的優勢在全球各地生產，同時又通過信息技術將它們連成一個有機整體。第三，知識生產過程被重組。信息技術對知識編碼使之標準化，再將以知識為基礎的服務通過研發、設計、編程等方式將其分解為模塊或者片段，并以網絡為傳播媒介進行分散和連接。第四，網絡能遠距離連接服務生產和消費，消費者能夠在全球范圍內選擇合適的服務供應商，服務提供者也可以面向全球消費者提供服務。服務業因為數字化革命而獲得了自我革新機會，正是因為服務業這樣的數字化質變，服務創新才能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服務型社會才得以加速構建。

(二)理論依據

1.服務業“成本病”假說

(1)數字技術可以通過間接賦能的方式推動服務業生產率的提升。間接賦能是指數字技術不直接改變服務生產、供給等基礎活動所使用的生產工具，而是通過改變輔助活動所使用的工具及相關基礎設施實現生產率的提升，比如不斷改進的交通運輸技術。數字技術在為人們帶來便利與效率的同時也對社會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一方面，數字化技術能夠減少人與設備之間的距離，從而降低了時間成本；另一方面，數字技術還能節省勞動力。以騰訊會議為例，使得相關服務活動無需人員物理空間位置移動就能遠程開展。

(2)數字技術可以通過直接賦能的方式推動服務業生產率的提升。直接賦能就是數字技術在服務價值鏈這一基礎活動中的直接運用，在創造完整服務價值的過程中達到生產率的提升，如數字技術和相關智能機器等的運用使得服務業內部分工加深甚至取代了大量工作崗位。加之數字技術融入傳統服務業，使得服務無形性、異質性、產消同步性、不可儲存性等傳統特征得以轉變，并重新界定服務企業的經營管理模式，幫助企業減少單位服務供給成本，提升生產效率。

2.信息不對稱理論

(1)數字技術賦能可以有效降低需求側獲取信息的難度。數字技術幫助消費者快速搜集并處理其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數據，然后根據全鏈條下的追蹤和對接來實現精準化的需求側服務。通過對需求信息的精準聚合和對消費者行為的技術捕捉，基于社會數據資源的數字技術可以實現為需求方提供精準的個性化服務。

(2)數字技術賦能可以有效降低供給側信息匹配的難度。數字化的推進正在增加信息的數量和可用性，數據作為關鍵要素在數字賦能過程中為供需雙方提供了交互參與的可能性，供給主體通過數字技術大幅提高數據的收集、傳輸、存儲、計算和快速處理能力，在化解信息不對稱難題的同時，幫助生產者或供應商更好地了解消費者需求，從而提高其服務的效率和質量。

3.交易成本理論

(1)數字技術可以減少需求側的交易成本。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公眾對商品和服務已不再滿足于基本的需求，越來越向高質量和個性化目標看齊。所以，伴隨著數字化智能技術的應用，平臺的計算能力和算法選代出新、日趨成熟，使得M2C模式可能成為普遍的產消方式，從而減少交易渠道和降低交易成本，為實現資源配置最大化創造良好的條件。

(2)數字技術可以減少供給側的交易成本。在數據賦能的作用下，服務的提供時限被大大縮短，商品或服務被分解成若干個模塊，通過特定的流程組裝連接并交付給用戶，使其在最短的時限內享有最優的商品或服務。而且，通過合理使用社會信息，數字技術不但能夠迅速響應用戶需求，而且能夠通過消除商品交易中的機會主義和不確定性來控制產品制造成本。所以，數字技術因其能夠利用大數據算法提供更精確、個性化的商品或服務，可以大大降低供給側的交易成本。

4.服務創新理論

(1)數字技術賦能服務型制造創新發展。數字技術使得制造業的連接、數據、算法與算力以及加工制造能力等顯著提升，在制造企業服務化轉型過程中，對用戶的服務由以能力為核心擴展到以數據為核心，促進增值服務產品化，從而使得制造企業能夠實現服務型制造活動的大規模供給，顯著擴展了服務型制造的發展空間。

(2)數字技術賦能公共服務創新發展。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互聯網+”在公共管理和服務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數字技術和公共服務領域的深度融合催生了電子政府、數字治理和智慧城市等新業態，這些新業態通過強化政府對突發狀況的反應速度、加快流程的自動化進程和拓寬市民的反饋渠道來促進跨領域的信息共享、簡化工作流程和推進部門協作，從而提高公共服務水平。

三、數字技術賦能服務業成長的作用機理

(一)擴大規模

1.打破歷史局限,加速規模擴張

從服務業領域來看，從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初期，服務業主要聚集于商貿物資、運輸服務等少數行業，規模小且實力弱，數字技術通過激發服務新模式，進一步拓展服務業領域。比如數字技術推動電子商務的興起，電商“數智化”帶動信息技術服務業和衍生服務業發展，2020年，全年電子商務服務業營業收入達5.45萬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21.88%，其中，電商交易服務營業收入為1.15萬億元，增長36.33%；基礎業務領域中的電子商務支付、電子商務配送、信息技術服務等業務營業收入逆勢增長，總額為2.10萬億元，增速達16.73%；衍生服務領域業務營業收入持續增長，總額為2.21萬億元，增速達20.30%。在數字經濟滲透率方面，2020年，中國服務業數字經濟滲透率為40.7%，相比2019年提高了2.9個百分點，其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等新興服務業近4年年均增長19.4%，反映出我國服務業繁榮發展的良好態勢，折射出中國經濟的質量與成色。

2.消除時空制約,促進服務貿易

由于互聯網和信息技術從本質上改變了傳統服務業低效率和不可貿易的特性，強化了服務全球化發展的動力,顯著加快了網絡時代服務全球化的發展速度，服務貿易總量不斷增加。2012年至今，我國服務貿易進出口保持了高速的發展態勢，平均每年都以高于全球增長率3.1個百分點的速度遞增。2022年上半年，我國服務進出口總額達到2.9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1.6%，其中服務出口1.4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4.6%。數字技術的發展改變了傳統的需要面對面式的跨境貿易模式，通過數字連接全球用戶，既增強了服務的可貿易屬性，又拓寬了服務貿易的產業創新邊界，助力全球服務貿易發展。

(二)優化結構

1.數字技術推動傳統服務業升級

由于要素之間的相互轉換，服務業結構逐步向高級形態方向發展，典型表現為以批發零售業、運輸業、倉儲業為代表的傳統服務業比重不斷下降，而現代服務業占比持續提高。自2G及PC互聯網廣泛應用以來，信息通信技術方面的技術升級在需求端迅速普及，形成規模效應。4G、光纖、智能終端等廣泛普及，大幅改變了服務信息獲取的方式和速度。以5G為核心的信息網絡融合了感知技術、云計算、虛擬現實、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基礎技術，與服務垂直產業的高度融合將會進一步改善服務體驗，并催生出全新的服務商業模式與產業形態，為服務市場提供新產品、新服務、新體驗。以旅游業為例，數字技術通過催生出在線旅游和數字文旅等新業態，提升消費者個人體驗，推動旅游產業結構升級。

2.數字技術推進服務業與制造業融合

首先，數字技術的應用帶來的技術進步不斷滲透到各個產業領域，實現產業內生產能力的提升，并且由于技術擴散會帶來相應的競爭與合作，降低制造企業提供服務的技術門檻，從而突破服務業與制造業融合過程中的行業壁壘。其次，數字技術應用于前端環節，可以提高廠商的生產靈活性和市場應變能力，縮短產品生產周期，在后端環節降低信息搜尋與匹配成本，優化產品或服務的匹配速度與效率，從而促進兩業融合。最后，數字化激發了潛在服務需求。通過數字信息技術知識和數據的免費、大范圍共享，促進了公眾認知水平和意識的提高，從而客觀地激發出新的產品市場需求，消費邊界的擴展會強化生產服務一體化需求，從而加速兩業融合的步伐。

(三)提升效能

1.推動服務業效率變革

根據鮑莫爾—?？怂辜僬f和發達國家從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的經驗，由于傳統服務業的產出效益通常低于制造業，在轉型過程中的總體增長將明顯放緩。中國進入服務經濟時代雖然晚于發達國家，但是得益于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服務業的生產率得到了顯著提高。因此在國民經濟結構從工業型結構向服務型結構轉換的進程中，中國整體經濟增長并沒有發生明顯放緩，反而始終處于較快發展。數字技術的最大特點在于傳播范圍廣和邊際成本低，能夠在消費、生產、分銷等領域形成明顯的規模經濟，從而改變了服務的無形性、同步性、不可存儲性和異質性，緩解了供需雙方在價格、時間、空間等問題上的匹配難題。在決策部署方面，數字技術能夠提升數據獲取、處理、分析方面的效能與精確度，從而合理安排服務能力的時空布局，不僅可以提高交付和履行的速度和準確性，也減少了不必要的資源浪費，提高收益率。如餐飲企業基于大數據分析預測訂單變化趨勢，合理配置外賣和堂食餐飲資源，科學規劃服務人員班次。在業務精簡環節，數字技術可以集成各項資源，優化業務流程，在一定的技術條件下實現最優化配置。

2.推動服務業質量變革

首先，一方面平臺化服務成為新潮，消費者評論在平臺上匯聚并公開，壓縮虛假信息傳播渠道，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讓服務透明化；另一方面，數字技術提高了行業標準化程度，克服服務內容的多變性，部分實現了質量管控。例如，《外賣信息描述》作為外賣行業的首個國家標準，規定了互聯網平臺外賣基本信息描述的術語、定義和要求，外賣信息披露更完整，倒逼商戶積極地改善服務質量。比如國內許多主流服務平臺的活躍用戶已上億，平臺每日都會獲取大量客觀的服務評價，這些即時反債將有助于促進市場凈化，實現優勝劣汰。其次，通過大數據或C2B模式將消費者的需求準確地傳遞給商戶，從而協助商家提供精細化服務和定制化服務。特別是利用數字技術和服務業的融合發展，使“服務”成為一種特殊商品，由勞動力密集轉變為技術密集、知識密集，從而提高了服務附加值，促進高端服務行業的蓬勃發展。

(四)增進福扯

1.服務業數字化有利于吸納就業

一方面，服務業數字化為企業創造新崗位，為人民增加新的就業機會。2021年，第三產業數字經濟就業崗位占比高達60.2%，遠高于第二產業的7.1%和第一產業的0.1%，其崗位薪資也高于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另一方面，服務業數字化創造了新型靈活就業模式，例如外賣騎手。餐飲業數字化依托互聯網技術推動人才流動與人崗匹配，實現人才功能最大化，針對低頻及非必要崗位推出靈活用工，在激發行業上下游間接就業的同時，給從業人員帶來短期就業機會及兼職工作并獲取相應收入來源。以網約配送員為例，2019~2021年，通過某平臺實現營收的騎手數量從398.7萬上升至527萬，年均增長64.5萬，約占全國城鎮新增就業的5%，超過了快遞行業同期20萬人的年社會就業增量。數字技術賦能餐飲從業者，緩解其在點單收銀、加菜傳菜、排班排崗過程中所面臨的重負與精力損耗，有利于為餐飲業從業人員營造一個更加高效與智能的環境。新冠肺炎疫情下，零工經濟催生的“人才共享”模式為周期性失業者提供短期就業機會，從而有效緩解各行業勞動力緊缺與勞動力閑置同時存在的困境。

2.服務業數字化助力公共服務的優質發展

2012年到2021年，我國網民規模已由5.6億人發展至10.32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到73%，構建了全球規模最大的線上教育平臺和全國統一的醫保信息平臺，遠程醫療覆蓋超過全國90%的縣區。網絡扶貧行動為打贏脫貧攻堅戰做出了貢獻，數字鄉村建設扎實開展，城鄉居民共享數字化發展成果。一方面，多行業以數字技術為手段不斷開發出新模式，比如醫療行業的互聯網醫療、教育行業的在線教育以及護理行業的智慧養老，這些新模式秉持了公共服務在居民生活中的基礎性作用，讓不同地區的居民平等受益于優質公共資源，提高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另一方面，我國農業農村發展從增產到提質的轉變需要技術創新的大力支持。隨著數字化的發展，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已成為鄉村振興實踐的新動力，以農產品溯源為例，研山梨、安吉白茶等地理標志產品利用區塊鏈探索出獨特的數字化路徑，將種植、倉儲、物流信息上鏈，不僅可以實現智能化生產管理，還可以產生品牌溢價，提升經濟效益。

3.服務業數字化有利于提升數字政府治理服務效能

2021年，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實名用戶突破10億，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數字技術與數字政府融合發展背景下，“掌上辦”“指尖辦”成為各地區政務服務標準配置，“一網通辦”“跨省通辦”得到了積極推進。數字抗疫加快數據互通共享步伐，健康碼推廣應用達到空前水平，安全穩定性能顯著增強。以北京市為例，近年來將數字化思維融入政府治理全過程，通過大數據分析民生需求，對群眾“急難愁盼”問題進行源頭治理，有力推動了政府職能轉變，提升了辦事效率，讓數字技術更好地服務人民、造福人民。隨著數字政務建設的深入，服務領域也出現了變化，由“線下跑”轉為“網上辦”、由“分頭辦”轉為“協同辦”，政府的公共服務功能正由政府資源供應導向向民眾需求導向轉化，數字應用在促進民生服務、中小企業發展、自然災害預警、應急管理等領域也更為有效，不斷豐富和創新了政府管理方法。

(五)推動創新

1.創造新業態、新模式

一是共享經濟。經濟體系中存在大量未充分利用的資源，數字技術能夠以更高的效率和更低廉的成本來整合這些資源。共享模式可以使經濟系統的離散資源得以釋放，比如民宿產業、順風車、共享單車等。二是長尾市場。由于服務需求存在差異化、專業化、個性化的特征，小眾、低頻需求較多，特別是線下提供的某些服務，其成本往往需要通過相應的供給規模來補償，而數字技術則能夠拓展服務信息的傳遞范圍，捕捉更廣泛的中低頻需求，進而迅速達到服務供給的最小經濟規模，例如密室等產業的發展。三是跨界融合。通過各種業態的相互融合、企業內在價值鏈和外部產業鏈的差異化融合、跨行業的整合以及新技術與網絡的精細化，形成了一種企業、商業以及產業的新型組合形態，比如電子競技和互聯網直播等。

2.推動服務貿易多樣化發展

電子商務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經濟和社會現象，借助互聯網技術，跨境電商平臺在20世紀90年代末迅速興起，以低成本高效率的連接優勢，聚合跨國的信息資源和市場資源，促成全球化的數字市場和數字化的跨境貿易網絡。跨境電商正在向下一代E貿易方式轉變。跨境電商平臺從信息匹配中介逐漸發展成為提供“貿易相關的物流、金融、信息、支付、結算、征信、財稅等配套服務和通關、收匯、退稅外貿綜合服務”的數字貿易核心商業基礎設施(王曉紅等，2020)。對于電子書和版權音樂等傳統服務貿易領域，國內供應商可以通過跨境電商平臺提供差異化和多樣化的服務產品，滿足全球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并催生出服務貿易領域的長尾效應，開拓新的國際市場。因此，跨境電商平臺可以擴大服務貿易規模，細化服務貿易類型，促進服務貿易多樣化發展。

四、數字技術賦能產生的服務業新業態

(一)工業互聯網平臺

工業互聯網是滿足工業智能化發展需求的關鍵網絡基礎設施，具有低時延、高可靠、廣覆蓋等特點，是數字技術驅動下價值共創的新生態，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與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形成的新興業態與應用模式。工業互聯網平臺作為工業領域數字新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數字技術為主線，通過開放設計、生產、流通、消費及服務等環節，建立起基于云平臺海量數據采集、聚合、分析服務體系，支撐制造資源泛在連接、彈性供給及高效配置等，為產業升級及經濟高質量發展賦能(李燕，2019)。目前，我國已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產業鏈最完整、應用場景最多的工業互聯網體系，基本具備建設世界一流工業互聯網平臺的基礎條件。從頂層規劃看，國家對工業互聯網的重視程度不斷提升。工業互聯網平臺促使工業生產方式向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轉變，同時引發以智能制造和工業大數據為核心的商業模式革新，打造“制造+服務”價值共創新生態。

工業互聯網平臺主要解決工業設備、工業產品以及工業服務等相關問題，它以傳感器和物聯網為依托，基于傳感器網絡、射頻識別(RFID)技術、機器學習算法和大數據技術等，通過運輸云實現制造企業、第三方物流企業與用戶三方信息共享，提高車輛往返的載貨率，實現對冷鏈物流全程監控；通過采集廠房設備的生產情況、能耗情況、品質情況等實時數據信息，實現對廠房的實時監測；設備制造商通過物聯網獲取設備狀態，實現遠程監測及故障診斷，避免非計劃性停機從而達到預測性維修、提供增值服務及備品備件銷售等。

由此可見，工業互聯網平臺實質上屬于集成式、智能化、融合型的生產性服務業，改變著數字經濟時代產業發展模式和道路，突破了制造業和服務業之間的邊界，拓展了傳統企業邊界。區別于傳統工業經濟“原材料一生產商一品牌商一分銷渠道一門店零售一消費者”的企業價值鏈的增值過程，數字技術的發展引發了產業全新變革。首先，數字技術在銷售手段、渠道和界面等方面進行了革新，使人員—貨物—場地重新整合(如疫情時期線上帶貨等)，相比較線下門店模式，線上模式采用了數字技術對用戶進行準確描繪、利用數字內容運營構建與消費者之間的連續互動、利用AI算法發掘消費者潛在需求等。其次，以往傳統QCD的內涵為“標準品大批量長交期”，也就是制造商把批量標準商品放在銷售場所，消費者僅能關注這些標準商品的質量及售價，現在則以與原供應鏈完全不同的信息流向為導向，利用社交或消費互聯網助力逆向創導機制，形成一種新的價值增值流程，為制造商提供研發、生產、創新的按需生產服務，因此，新QCD的內涵已轉變為“多品種小批量短交期”。

(二)新零售

“新零售”也是基于數字技術的商業模式創新，是企業運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數字技術基于互聯網對商品的各環節特別是流通與銷售環節進行升級改造，并最終實現一體化智能管理與自主商業智能決策，借助智慧系統不斷提升消費者體驗。

我國零售業的布局和發展始終仿照西方零售業態進行，從以“貨”為核心的購物中心、百貨商場、超市、便利店和專賣店到以“場”為核心的大型折扣店和倉儲式會員店等“一站式”商業綜合體，無不追趕著國外零售業業態的腳步。進入21世紀后，隨著科學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的生活方式也發生巨大轉變，越來越多的消費者開始關注產品的體驗性。因此，“以顧客為中心”的理念應運而生。其中歐美很多國家都通過打造以“場”為核心的“消費圣殿”來輸出消費工具和消費文化，例如麥當勞、肯德基、宜家和山姆會員店都深刻地改變著全球消費的格局，而目前“以人為中心”的新零售讓中國零售業的發展走出追隨的窠臼，在世界范圍內開始顯示出消費引領者應有的潛質。

新零售并不存在一種一成不變的形式，可能是一種線上、線下充分結合的渠道零售(O2O)，也可能是一種統一連鎖的體驗式消費或服務業“零售+產業生態鏈”，這種零售模式脫離了以往主要依靠生產和渠道的運營模式，突破了傳統零售業信息不對稱限制，利用線上大數據銷售現貨，匯集現代物流來減少庫存、降低成本，并將物聯網和大數據相結合，在信息對稱中精準銷售，從而改善消費者服務體驗，讓消費者獲得更多實惠。新零售正在從實體門店向數字化轉型。在新零售環境下，零售行業需要進行一系列變革：第一，重構業態；第二，重塑用戶關系；第三，構建生態圈；第四，創新商業模式。例如，一是零售企業在大數據及先進算法的輔助下，解決了業務活動在原材料供應、生產管理、產品存儲及物流、市場營銷、售后服務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做到去中心化及機器自主決策；二是取消了社交距離，利用人工智能等海量數字技術整合零售商業生態、全產業鏈及運營各個環節，并將其納入到消費者社交網絡中，讓消費者在互動性科技的作用下共享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并在社交網絡上裂變出口碑傳播，突破了虛擬及現實之間的障礙，從而消除了社交距離；最后，借助圖像識別、RFID、語音識別等技術支持，抓取消費者在線下身份特征、貨架行為、面部表情等信息，在線上結合線下，加強個性化精準營銷等功能。

(三)在線教育

在線教育(e-Learning)，在網絡上進行遠程教育、在線學習等，泛指以網絡為載體進行學習。在國外，在線教育已經有了相當長的歷史，而我國在線教育起步較晚。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興起的開放課程(MOOC)，為在線教育提供了廣闊前景。2000年開始，作為新興教育模式，在線教育能夠融合世界范圍內的優質教學資源，傳統學校圍墻已逐步被突破，擺脫時空限制的在線教育成為了一種全新教學場景。伴隨著科技的進步，在人工智能的幫助下人們能夠促進教與學的變革，加速大規模、個性化、高質量教育的實現。在線教育拓展出知識生產、聚合和擴散的新空間，其資源供給與服務供給方式也會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而越來越靈活、越來越公平、越來越有質量、越來越有個性，是面向未來教育改革的主要推動力量和依托。

我國在線教育發展可分為四大階段。首先是多媒體教育時期，上世紀九十年代，具有多媒體特征的科技開始運用于教育教學過程中；其次是“互聯網+”教育時期，1999年互聯網成熟普及使得學習社區、教學視頻等多種手段得到快速發展并在眾多網校中上線運營；再次是“移動+”時期，伴隨著2010年后移動互聯網技術的逐步成熟，錄播付費課程已經形成了穩定的商業模式；最后是“智能+”時期，從2013年到現在，基于“輕知識”的知識付費平臺陸續興起，智能化和個性化一起拉開了“智能+”時代的序幕。技術加速變革導致在線教育更選周期縮短，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國內大、中、小學學生快速涌入各在線教育平臺，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數字技術促使停滯不前的線下教育快速實現線上化遷移，迎來了在線教育產業的黃金發展期。統計顯示，各大在線教育App下載量在2020年春節達到高峰，注冊用戶數也隨之增加，線上教育App產業日活躍用戶由每天8700萬人次增加到1.27億人次。

隨著人工智能(AI)、元宇宙等尖端數字技術不斷成熟與廣泛應用，線上教學不但可以大范圍模仿與取代線下教學，而且有望通過智慧化賦能的教學效果顯著提高教學效率，從而真正達成“因材施教、有教無類”的教育理想。但目前我國高校在線教學仍存在諸多問題，如教學資源匱乏、信息化程度較低、師生互動不足等，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成為當前研究的熱點之一。如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引進的在線教育平臺在真正意義上做到了教師可在管理平臺上自由地創建和管理課程、進行在線課堂及作業、考試、問卷等，學生可根據教師制定的學習計劃合理地安排學習時間與次序，進行高效學習，還能為管理者匹配提供海量可視化數據，對后續科學決策、規范管理、教學改進等工作提供大數據支撐。就MBA教育而言，美國已經出現了全在線的移動數字商學院。數字技術在人機互動中加強適應性學習，并通過線上動態提問與學生反饋來增強學習主動性與個性化，并把包括元宇宙、虛擬現實、機器學習、人工智能在內的前沿數字技術廣泛地應用于教學之中，使得在線MBA課程內容與形式變得更加豐富，能給學生帶來沉浸式的學習感受，促進學習效果并加強互動交流。

五、數字技術賦能服務業成長面臨的挑戰

我國服務業數字化已初見成效，正朝著做大做強的趨勢邁進，但是也應清醒地認識到在此進程中還存在著數字化發展程度不夠、發展水平參差不齊、要素支撐能力較弱、政府扶持力度有待增強等問題。這些問題對于數字技術賦能服務業成長構成了一定的制約。

(一)數字化發展程度不夠，發展水平參差不齊

1.數字化生活服務用戶覆蓋率不高

2021年，我國服務業已具備向數字化轉型的良好基礎，網絡購物及網絡支付的用戶規模分別達到8.12億人及8.72億人，然而海量網絡用戶的背后是生活服務覆蓋率與活躍度尚處在初級階段的局面。統計數據顯示，2019年年末，我國移動互聯網生活服務每日活躍用戶量在1.5億人左右，這就意味著每天只有16.6%的居民在使用數字化生活服務。與此同時，生活服務業數字化覆蓋用戶年齡層范圍仍有待擴寬，如“千禧一代”(1984~2000年出生)占美團點評用戶的比例高達71%,遠遠高于其占總人口的比例，35周歲以上群體無論從數字化生活服務注冊量還是消費額度上看都與千禧一代有顯著差異，數字化用戶滲透還顯乏力。

2.細分行業數字化滲透程度不同

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9.2萬億元，占GDP比重為38.6%。三大產業中，生活服務數字化水平最高，數字經濟比重達40.7%，高于全部經濟(38.6%)、工業(21.0%)、農業(8.9%)。但就生活服務業內各個行業而言，其數字化水平仍存在較大差距，例如酒店業數字化率在35.2%左右，餐飲業數字化率在15.1%左右，家政業和養老服務業數字化率分別只有3.5%和不足1%。生活服務業市場主體以中小企業和個體商戶居多，存在規模小、布局散、實力不強的問題，數字化轉型步伐緩慢。國際數據公司(IDC)調查數據顯示，中國中小企業中79%的企業正處于數字化轉型的初級階段，且數字化應用主要集中在營銷、服務和IT管理等領域，大多為單點效率提升，還沒有完全形成統一的數字解決方案。在數字化應用過程中，除去技術障礙外，企業管理層觀念落后、數字化人力資源供給不足、企業自身資金規模不大等也是延緩企業數字化的重要原因。

(二)要素支撐能力亟待提升

據統計，2021年數字化處在初步探索階段的企業比例為79%，較2020年降低10個百分點，處在應用踐行階段的企業比例為12%，較2018年提高4個百分點，進入深度應用階段的企業比例為9%，較2015年提高6個百分點。盡管我國服務型企業在數字化轉型方面已經有了積極的發展，但是絕大多數企業還處在數字化轉型初級階段，受限于各種要素資源，總體上呈現出來的數字化轉型程度不高。

1.數字化轉型資金不夠

資金短缺是當前服務型企業數字化轉型中普遍存在的一個難題。一方面，服務型企業規模小、競爭激烈，大部分資金用于維持日常經營，信息部門在向公司申請預算時，若是沒有業務驅動、提高銷售和降本增效作為落腳點，很難獲批預算；另一方面，數字化升級是一條具有連貫性的鏈路，要求領導層、組織層、意識層、人才層的高度統一，但當前疫情對生產服務型企業的沖擊較大，在執行或運營中由于擔心不能覆蓋試錯成本或投入之后沒有成效，容易耽誤數字化建設的最佳時期。

2.數字化人才供給不足

根據調研統計數據，2022年，我國企業營收能力受疫情的影響較大，對于職員招收的要求更高，除了具備專業知識和基礎性工作能力之外，綜合素質是公司更注重的考量部分。由此，數字化人才在市場上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數字化人才，并不簡單地指熟練掌握相應ICT技能的人才，而是指在掌握專業能力的基礎上，具備較高的信息素養和科學決策能力的復合型人才，能夠將數字技術靈活應用于全工作場景中，通過發現數據、挖掘數據、管理數據等一系列操作后，提高企業的業務精細化管理水平和創新能力。以零售業為例，電子商務時代下，隨著線上流量逐漸趨于飽和，單位獲客成本和供應鏈成本均上升，企業利用大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數字技術，對產業全鏈條進行升級改造，通過將物流與線上服務和線下體驗緊密結合的方式拉開“新零售時代”的序幕。但是行業內還處于初步階段，選品、倉儲、宣傳、銷售、物流等涉及企業運營的多個方面還不成熟，再加上疫情常態化導致各種生活用品、防疫物資的線上訂單劇增，供應鏈管理壓力不斷加大，需要依賴專業的全媒體運營和數字物流管理等領域的數字化人才來助推公司發展。

(三)政府扶持力度有待增強

新冠疫情發生以來，服務業遭受較大沖擊，各地政府不斷出臺相應政策舉措推動產業有序恢復發展，紓困方案在各區域密集落地。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在2022年2月發布的《關于促進服務業領域困難行業恢復發展的若干政策》中明確提出普惠性扶持纖困措施、針對性扶持纖困措施、精準實施疫情防控措施三方面共43項措施，進一步加快服務業市場主體纖困解難的節奏和步伐。

但是，政府對政策的頒布與實施并未采取最大限度的全方位宣傳，導致多數企業對政策知曉率不高，再加上部分優惠政策審批程序繁瑣、門檻過高、持續時間較長，優惠政策的獲取成本高且含金量低，企業總體上表現出經營預期不高、對政策信息熟悉度不高、受惠面不寬等現象。而且由于生活服務業具有點多、面廣、行業門類多、企業多而雜等特點，無論中央還是地方政府在制定產業數字化政策的時候都很難綜合考慮，缺乏具有實踐意義的系統性的政策設計和具有針對性的實施建議，專項支持力度不夠。

六、數字技術賦能服務業成長的實施路徑

(一)完善基礎設施和平臺建設

“新基建”是服務業數字化的基礎。一是推進5G、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為產業數字化奠定堅實的技術基礎。加強數字科技的研究和開發，消除數據鴻溝，打破服務貿易的技術壁壘。攻克并掌握核心技術，主導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從而占領服務貿易的制高點，重塑國際分工與貿易利益分配格局。二是引導、支持平臺企業提供針對性強、使用便捷、成本合理的服務業數字化基礎設施，并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財政補貼、政府購買服務等支持。加大對服務企業“上云”的扶持以及SaaS等系統在中小微企業的普及使用，強化中小微生活服務企業主動擁抱數字化的意愿。三是進一步完善我國服務行業開放平臺建設，積極拓展我國服務業對外開放試點，進一步放寬國內服務行業市場準入條件，積極擴大優質服務進口數量，在滿足國內需求的同時，倒逼地方服務業發展。四是推動重點行業、領域試點示范。如通過AR、VR、AI等數字技術對旅游景區進行數字化、智能化、沉浸式改造，提升景區的智慧化服務能力；加快推動無人車、服務機器人示范；加快即時配送系統和智慧餐飲整體方案落地等。

(二)強化要素支撐

一是加強技術基礎支撐。加強前瞻性基礎研發，增加源頭科技供給，積極扶持5G、云計算、邊緣設計、大數據分析、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技術在服務行業落地運用，建立基于云端科技的低成本數字化解決方案供給能力，降低企業創新和轉型發展的壁壘。二是要給予強有力的財稅支持。一方面加大服務業供給側數字化資金扶持，補助企業上“云”和購買數字化設備或者服務，增加數字化轉型所需經費，準確破解中小企業經費不足的困境；另一方面完善稅收優惠政策，針對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投入較多、轉型程度較高、轉型成效較好的先進企業，按技術先進型企業稅率標準繳納企業所得稅。三是要加快數字化人才培養步伐。適時建立數字化人才培養政策機制、課程體系和學術條件，高校應立足市場需求加強數字化復合型人才培養，企業要積極與高校聯合搭建“智改數轉”實訓平臺，在實訓基地建設和人才引培等方面做好進一步合作對接，為服務業轉型升級提供人才支撐。

(三)加強政策制度體系建設

一是加快服務業數字化標準建設。各地政府應積極與龍頭企業、行業協會、科研院所共同建設服務業數字化的行業標準和品牌標準，主動發揮行業引領作用，形成對行業數字化轉型的路徑指導，在完善財稅、人才、電商、物流等產業配套的同時推進服務業上下游鏈條協同發展，加快相關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和數字化服務能力提升，培育產業新生態。二是搭建數字化治理體系。堅持包容審慎的監管政策，順應現代服務業數字化發展，建立企業數字化管理機制，正確處理政府部門與企業之間的合作關系，形成邊界明晰、分工協同、平衡互動的治理結構。如正確把握數字經濟時代競爭規律與實質，以消費者利益為出發點，權衡規模效應與競爭效應，合理地制定產業組織政策等。三是積極貫徹并推動數字服務貿易國際準則的制定。充分發揮我國在發展跨境電商、移動支付、電商服務等數字化前沿業務方面的經驗優勢，積極主動對接國際服務經貿新準則。同時，就網絡消費者保障、勞工規范、數字商品征稅、大數據流通安全和數字貨幣管理等領域開展廣泛探討與研究，倡導有利于我國的國際經貿合作新規則，進一步增強了中國對服務貿易新準則的話語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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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conomist （中文刊名：《中國經濟學人》）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主辦的面向全球發行的中英文學術期刊。China Economist創刊于2006年3月，始終致力于向全球傳遞中國經濟學與管理學最前沿研究進展，搭建中外學者相互交流的學術平臺和研究陣地，向全世界宣傳能夠代表中國人民根本利益訴求的研究成果，促進國外讀者更好地了解中國，不斷增強我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吨袊洕鷮W人》先后被EconLit、EBSCO、ProQuest、SCOPUS等全球主流、權威數據庫及索引系統收錄，入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AMI），是“代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英文刊最高水平”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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